1998年，美国W.W.Norton & Company，Inc.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文集，即《后现代派美国小说》（诺顿文集）（PostmodernAmerican Fiction，A Norton Anthology）。编著者有三位，他们分别是南伊利诺大学的 Paula Gerh，从事20世纪美国文学和批评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葛底斯堡学院的 Fred G.Leebron，教师兼作家，教写作，同时又搞短篇小说创作，以及巴特勒大学的AndrewLevy，讲授美国文学和写作，同时也是Harper’s和其他杂志的长期撰稿人。这本文集堪称是后现代主义美国小说的集大成者，共选编了68位后现代派美国小说家的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卡通小说、图示小说、电脑小说（hypertexts）、富于创造性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creative nonfiction）和有关理论探讨性文章，时间跨度为战后美国50年，即从后现代派小说的实验者 ThomasPynchon等人的作品开始，到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当代天才作家Don Delillo等人的作品，从颇富意义的少数后现代派作家，如ToniMorrison等人的崛起到90年代电脑小说的出现。因此，有论者认为，这是美国自1945年以来，能充分公正涵盖美国小说创作中纷繁创新形式的第一部文集，其鲜明的特点是：此文集中所收的好多作品恰好是其他小说文集中所遗漏的。文集除导言外，共分7个部分：（1）打破框架（breakingtheframe），（2）现实与小说结合（Factmeetsfiction），（3）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相互冲突（Popularculture&highculturecollide），（4）重温历史（revisitinghistory），（5）修正传统（revisingtradition），（6）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7）后现代主义理论个案分析（a casebook of postmodern theory）。笔者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英文系作访问学者期间，导师迈克尔·赫尔方（Michael Helfand）教授首先向笔者推荐了该文集并在他的指导下认真地阅览了全文集，读后尤感导言部分写得简明扼要，精辟透彻，很有借鉴意义，有些方面与国内学者论及后现代主义美国小说的观点似乎有所不同。现将Paula Gerh等三人在文集导言中论及后现代主义美国小说时的一些论点编译介绍如下，供同行们参考。
1.后现代主义的起始时间及其在诸方面的表现特征
Paula Gerh等人认为，对许多观察者来说，“后现代的”这个术语就指的是“后现代性”，指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今为止的一段历史时期，它以下列这些现象为标志：国际经济体制的巨变、冷战及其消除、美国人口中日益增强的民族异质性、郊区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壮大发展、电视作为一种文化传媒的主导地位和计算机的兴起。然而，对其他观察者来说，“后现代的”这个术语则指“后现代主义”，即指使近40年有别于早期时期的有关思想、文体特性及主题选择方面的一种尝试性的派别。在艺术方面，后现代特征包括模仿作品、单一作品内对不同文本风格和相互矛盾的“声音”的混合、使观众能集合作品并能确定其意义的碎片的或“开放的”形式、一种似能证明其用途无限的嬉笑嘲讽的态度。在哲学和批评理论方面，“后现代主义的”这个词使用范围更广泛，可用于尚有争议的一些概念、方法和见解（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关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未定关系）；还用于意义、事实和历史的构成以及主观性和同一性的复杂方面。所有这一切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对知识基础和结构的彻底怀疑。同时，这种怀疑也使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这个词本身也产生了一些疑问。
2.战后美国和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可避免地与其时代紧密相关，同时也受世界重大事件的影响并左右我们对它们的看法。后现代主义美国小说常以过去40年美国和世界所经历的巨大变革为主题，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重组、地区和国际经济的新格局、快速的技术发展和人口变化以及使个人与各国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革命，其中，后者最有意义。由于文化和文学上的后现代主义始于20世纪60年代，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留物仍然是其关键的试金石。尽管美国赢得了这场战争并以世界主要强国的姿态出现，但在胜利的余辉下仍深深地潜藏着令人不安的矛盾。二战的集体大屠杀和美国对原子弹的使用使许多人对历史是否在“进步”、我们是否知识越多就越理智、越文明这些常理产生了深刻而又持久的疑问。标志人类“进步”的科技方面的发展，不是别的，正是用于20世纪史无前例的大屠杀的那些科技成果。
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是后现代主义时期的主要论争点。上述事实难道说明旨在通过理性和科学使人类进步的启蒙工程失败了吗？抑或说明我们在用理性的东西实践非理性的或罪恶的目的时又失去了理性？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二战、大屠杀、广岛和原子弹经常作为这种理性失败的隐喻而出现，同时也是作为我们探讨如何与这种绝对矛盾设法相处的历史标志或仅作为提醒我们核武器库依然存在、我们的生命依然受到进攻和威胁的光谱物而出现的。例如，在Art Spiegelman的Maus（1986）或在 Philip Roth的The Ghost Writer（1979）中，大屠杀促进了人们对同一性，特别是民族性的深入探讨；在Thomas Pynchon的The Crying of Lot 49（1966）中，洛杉矶前纳粹心理医生Hilarius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直至20世纪晚期美国忍受法西斯主义的互不相关的问题。广岛的阴影不断呈现在核武器的启示录中，萦绕在Douglas Coupland’sGeneration X（1991）主人公们的心中，但同时又使他们得到安慰，这似乎自相矛盾但又不无道理。这种“启示录”式的余辉又吸引了Don Delillo的White Noise（1985）中的主人公。寻求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选择在这些小说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例如LexheMarmon Silko 的 Ceremony（1977）和 Jay Cantor 的 Krazy Kat（1987）都是从西南沙漠起笔的，而那里正是第一批原子弹爆炸的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世界划分为美、苏两个“势力范围”（至少从美国的利益观来看），其结果“冷战”使美国突然产生了危机感。随着国家面对外部威胁时强调团结、坚定，这一做法延用到50年代日益感知的内部威胁时，美国已转向麦卡锡主义高压时期并对处于萌芽时期的民权运动表现了一种矛盾心理。在文学中，这些发展点燃了对美国国民中盛行的理想的批评火花，这样的作家有Lillian Hellman、Norman Mailer、Ralph Ellison 和 Allen Ginsberg。60年代，在民权运动、越战、反文化的兴起和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喧嚣声中，这些冲突进一步扩展并加剧，把一系列创伤性的事件联系起来不免使人们对“官方历史”——对我们历史和现在的公认叙述产生了疑问。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肯尼迪总统、马尔克姆·爱克斯、马丁·路德·金和 R.T.肯尼迪议员在60年代的被杀，迫使人们认可了这个社会组织中的偏执和暴力；事实上是二战后在美国人生活中刚刚开始盛行的比较乐观的想法掩盖了这些偏执和暴力，使人们未曾觉察。70年代，五角大楼文件泄密和水门事件的披露进一步降低了政府官员的威信和他们述说事件的可信度。这起丑闻加上80、90年代发生的其他丑事，使60年代的怀疑主义超出了仅对政府的范围，几乎对任何形式的机构权威都表示怀疑。这种怀疑主义反过来又使亚文化受到了阴谋论的困扰，并将阴谋论介绍到美国人思想的主流中去，使其对刺杀、越战遗失士兵、联合国政策和飞碟等范围广阔的现象作出可能的解释。
“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是20世纪60年进入美国人的生活词汇中的——至少是在学术生活的词汇里，它是作为广泛的文化怀疑论的一部分而再现的。这种怀疑涉及对社会的一致性、政治上的不平等性和对统一的国家精神的必要性。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这种广泛的文化怀疑论是对传统的叙事说的公开宣战。当Kurt Vonnegut的 Slaughterhouse－ Five（1969）的叙事者作出“我不愿告诉你这本讨厌的小书花去了我多少钱财、焦急和时间”这样的评论时，他不仅是超出其作者角色与读者以一种新的亲近关系进行对话，他同时还在完成读者能根据其期望故事得以展开的规则。20世纪60年代期间，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代作家对传统叙事形式明确表示质疑，特别是对那些创造连贯或闭合的形式。Donald Barthelame在The New Yorker中公开告诉其读者，支离破碎（fragments）是唯一可信的叙事形式。在The AtlanticMonthly中，John Barth争辩道，“后现代主义”代表“穷尽文学”（1967），这是他援引来表示可能性，而非绝望性的一个术语。Grace Paley所写的有关纽约生活的寓言，反映了她对多种声音的控制和爱好，这些多语种声音在这个文化都市的大街上能使自己被人闻晓。在美洲的另一端，Ishmael Reed 采用了 African－American（美国黑人的）文化形式并对美国生活的公认神话进行挑战。在The Crying of Lot 49和Gravity’s Rainbow（1973）中，ThomasPynchon将阴谋介绍到小说中去，既作为主题，同时也作为小说如何将意义传达给读者的一个叙事模式，这是有先见之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