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人的自我本质的认识也应该随之深化。但在当代异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们对自身的认识不但产生了怀疑，而且还丧失了自我。因此，寻找自我便成为战后西方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反映在贝娄的作品中，就使得他笔下以赫佐格为中心的一组受难者的形象几乎都是自我本质产生了危机的典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即“谁也不知道我属于哪儿，我自己也不知道”。因此“人人都成了赫佐格”，成为“隐身人”。约瑟夫是个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个人位置和个人作用的“晃来晃去的人”，“政治、人类关系和城市都已经否定了他的自我，他感觉到了自己生存的窘境，发现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本质内容的”。因此他的目的就是想知道他自己，“知道我们是什么，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着。”《奥吉·玛琪历险记》中的主人公奥吉是一个相信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的自我创造者。他心中总有一种“反抗与说出‘不’字的强烈愿望”，老是感到处于一种无形的外界力量的控制之下。为了摆脱这种控制，避免落入社会的陷阱，寻找自由和自我，希望通过对自我的肯定，来赢得个人心灵的安宁，赢得自我和人的本质的实现。他到处奔跑，闯荡半世，但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本质”，最后不得不把心中那个“不”字改成“是”字，成为犹太小说中“倒霉人”的原型。再如赫佐格，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度的混乱，他感到现实生活处处显得与他格格不入，也不知道该怎样来认识周围的现实，怎样来对待和安排自己的生活，甚至弄不清自己的生命到底在哪里，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还是一个人。于是，他痛苦地大声疾呼：“我感谢上苍给予我一个人的生命。可是这生命在哪儿呀！作为我生存唯一借口的人的生命在哪儿呀！”他照着镜子自问：“我的天哪！这个生物是什么？这东西认为自己是个人。可究竟是什么人？这并不是人。但是它渴望做个人。像一场烦忧不休的梦，一团凝聚不散的烟雾，一种愿望。”若于自我本质的丧失，他竟然荒唐地想到“如果我疯了，那倒好了”。
2.贝娄笔下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爱情和婚姻的受害者
贝娄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不但是精神生活的磨难者和社会生活的失意者，而且也是他们各自爱情和婚姻的受害者。理性丧失、人性泯灭的现实世界已使他们万念俱灭，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而夫妻离异、家庭破灭的悲剧又把他们向痛苦的深渊推进了一步，使他们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赫佐格是这样，洪堡也是这样，西特林则更不例外。赫佐格曾先后两次结婚，但每一次都以离异告终。特别是他和第二个妻子马德琳的离异使他本来苦难的心灵上又承受了狠狠的一击，以至于使他产生了枪杀马德琳和奸夫的念头。最后家里唯一伴他度日的只有一只小猫。寂寞时，只好在风流媚人的情妇雷蒙娜的床上以寻求肉体上的欢乐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可当会体贴人的雷蒙娜提出与他重建家庭时，他又借口逃走，怕再次落得家庭解体的可悲下场。洪堡的妻子凯瑟琳本来是个温顺而又体贴丈夫的贤妻，洪堡却因一点小事便怀疑她不贞，处处监视她，甚至蓄谋开车撞死她，迫使她无法忍受，只好琵琶别抱。洪堡临终前清醒了，意识到了自己的误解，于是啃一块椒盐饼当午餐，以示忏悔，但已为时晚矣，终于抱恨而死。贝娄笔下知识分子的爱情和婚姻悲剧，暴露了日益喧闹的“性解放”“性革命”的潮流在今日美国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
诚然，夫妻离异、家庭解体使贝娄笔下的知识分子成了他们各自婚姻的受害者，但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悲剧不是别人造成的，多半恰巧是由于主人公对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生活采取十分随便的态度造成的，是整个美国社会两性关系混乱的产物。家庭的解体往往不能只归罪于任何一方。赫佐格的第二次家庭悲剧，乍看起来似乎是由他最信任的“朋友”格斯贝奇的背叛和妻子马德琳的不忠造成的，但实际上也与他对夫妻生活完全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在两性关系上，他那种“杯水主义”的不严肃态度也同样给别人造成了痛苦。以前他就曾与50个女性厮混过，他第一个妻子的母亲就曾斥责他为了追求别的女人而抛弃了她的女儿。西特林在爱情上的悲剧，则更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他是个离了女人就活不下去的色鬼，经常过着“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在两性关系上更是放荡不羁，先后与不少女人发生了关系。他有恋爱了10年之久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女儿，妻子妲妮丝聪明能干，设法使他受到邀请，出入白宫，参加肯尼迪总统夫妇的晚宴。按理说，这也够得上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了。可嗜色成性的西特林怎么可能安分守己地与妻子过日子呢？他为情妇蕾娜妲的美色所迷，答应在他和妲妮丝离婚之后与其结婚。伤心的妲妮丝为了惩罚负心的丈夫，同律师、法庭合谋决心不把西特林的财产剥光之前绝不结束诉讼。因此案子一时难以了结，骚妇蕾娜妲哪有心思再等下去，在西特林破产前夕，她就到意大利去跟另一个情人结婚去了。更为滑稽的是还把她名叫罗杰的儿子托付给西特林，以便她无牵无挂地去安度蜜月。妻子离了，情妇走了，西特林痛心疾首，可他又能怨恨谁呢？只能是木匠带枷——自作自受。
3.贝娄笔下的知识分子有探索与妥协的二重性
不同于美国文学中的传统英雄人物，贝娄笔下的知识分子都是些“反英雄”人物。他们既不是为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的沙场勇士，也不是向西部大自然宣战的开拓者。这些“反英雄”人物都是些对当代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生活深感疑虑和烦恼，企图追求某种高于现实的生活，期望在混乱的世界中寻得一席生存之地的探索者。由于深受人道主义的影响，他们对生活的信念始终没有丧失，对人类还有渺茫的希望，相信“人性总有其纯朴的一面”。于是，他们四处奔走，上下求索，不断探讨人生的真谛和人的品质，试图通过他们的努力探索出一条改变现实、实现他们理想的路子来。然而，作者贝娄并没有使他们的探索获得成功，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成功。在当今紊乱不堪、全面异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他们的行为只能处处碰壁，他们的理想只能化为泡影。
赛姆勒、赫佐格、洪堡，西特林都是如此，其中以赫佐格最为典型。他对几乎将他要压扁的现状深感不安，相信“事实王国和价值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他终日苦苦思索，焦急地再三反省他生活中失败的教训，想从中得出经验，找到一条通向“有人性的价值标准王国”的道路。然而，这样的道路是没有的。最后，他怀着悲观绝望的心情回到路德村的乡间古屋里，准备在恬静的大自然环境中隐居一段时间。当他听到塔特尔太太替他打扫房间的声音时，心智突然感到一种轻松和平静，激起了新的希望，再也没有想给任何人写信的念头了。一言以蔽之，赫佐格的这种超尘脱世，“实际上是从异化逐步走向协调”。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贝娄笔下的知识分子，大都经历了从厌烦生活开始，经过长期的探索，最终感到无能为力，只好以适应生活收场。难怪贝娄称他的主人公为“优秀品质的荒谬的探索者”，其所以荒谬，原因之一恐怕就是这种探索必然没有结果，探索者在不断碰壁之后，只好接受现实，向现实妥协。因此，探索与妥协便构成了他们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使他们起初成为“晃来晃去的人”，晃动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最后成为“稳定的人”，安于他们无法改变的现状之中。正如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贝娄的主人公“既有马拉默德式的理想，又有梅勒式的绝望。属于一种在追求中不断失望，在失望中不断追求”，在绝望时趋于妥协的类型。
显而易见，贝娄笔下知识分子的二重性表露了作者本人的困惑和危机，也反映了像贝娄这样一些当代美国作家的两面性。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既恨又爱，态度既激进又保守；他们既欣赏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又嫌弃资产阶级的精神颓废；他们信仰人道主义，敌视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缺乏信心，对社会主义又抱有偏见。这种两面性，使他们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危机和弊病，但又无法为它开出一张起死回生的妙方。因此，贝娄也无法使他笔下人物的探索获得成功，面对无可改变的社会现实只能以“一种新的肯定的超验主义的”结局来搪塞，暗示人们必须忘却一切，宽恕一切，以改造自身来适应社会，给人以一种命运总是受限制和对现实社会无可奈何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