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文（753~806年），唐代中后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名政治改革家。唐德宗时，他是皇太子李诵的老师，常常和皇太子讨论国家大事，深得皇太子的赏识和信任。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德宗去世，李诵接位，史称唐顺宗。顺宗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参与朝廷大政的决策。为了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以王叔文为实际领袖的政治集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或称“二王八司马”事件。“二王”指王叔文、王伾，“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俱被贬为州司马，故有此说法。永贞革新为时不长，但雷厉风行，做了不少有益的事；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革新精神一直被后人称颂。《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
王叔文，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自称是南北朝时名相王猛的后裔。他出身比较低下，知晓民间疾苦；为人机智多计，明治国之道，柳宗元称他坚明直亮，有文武谋略；他还下得一手好棋，这大概与他胸怀谋略有关。约在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德宗因他读书明道，棋下得好，命他到东宫侍奉太子。与王叔文同时在东宫侍读的，有翰林待诏王伾。王伾，杭州人，善于书法，为太子侍书。二王都是太子老师，因而有机会与太子朝夕相处。
太子叫李诵，是德宗的长子。李诵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长安宫城内的东宫中度过的。由于记载的缺乏，对他的这段历史，并不了解详情，据《新唐书·顺宗本纪》说，他“为人宽仁，喜学艺，善隶书，礼重师傅，见辄先拜”。意思是说李诵宽容仁爱、喜欢学习各种技艺、善于隶书、尊敬师傅。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唐代宗去世，他的父亲李适继位，即唐德宗。六月二日，十八岁的李诵和他的四个弟弟同时被册立为王，李诵称为宣王，当年十二月十九日又被册立为皇太子。
在成为东宫之主以后，李诵也跟随他的父亲经历了许多艰险。其中最为危险的，莫过于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的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兵变。由于事变的突然与禁兵的朽坏，李诵只好跟着父亲等一行人匆匆逃亡到奉天山南（今陕西汉中）。在出逃时，其弟（其实是李诵叔叔李邈之子，后过继给德宗为子）李谊在前面开路为前驱，太子李诵则执剑殿后。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叛军围城猛攻，太子李诵“身先禁旅，乘城拒战”《旧唐书·顺宗本纪》，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七月，长安收复，李诵又随着父亲返回京城，重新住进了大明宫的少阳殿。
王叔文一向就有“复兴尧舜孔子之道，为民谋取安定”的志向。他比李诵也不过大八岁，入宫之初年仅三十来岁，又都是血气正盛的青壮年，储君与臣下既志同道合，自然相处不错，很谈得来。王叔文经常一有机会，就与李诵谈天下大事，议论民间疾苦，即《新唐书·王叔文传》中所说的“班班言治道”。李诵关心朝政，对唐代自安史之乱以来，朝廷上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的现象深恶痛绝，对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如前宰相陆贽等相继贬逐出京深感惋惜；也关注着地方上藩镇割据势力称王称霸、愈来愈嚣张和中央与地方、藩镇与藩镇间战争的连年不断的严峻形势；对因此国家一再向老百姓额外加税、横征百出，造成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日益深刻的唐王朝统治现状十分忧虑。李诵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对种种时弊很为不满，颇有改革之志，但这显然与受了王叔文的影响有关。
一次，李诵在东宫与诸太子侍读讲论政道，谈到了宫市的弊害。所谓宫市，是唐代皇宫中对所需的物品除了大部分由官方手工业制造以及各地府州进贡以外，其余的委派官吏在长安市场上购买，送到宫中。贞元时期，由于德宗对宦官的信任，常派宦官当宫市使，直接到市场上购物，送到宫中。宦官依仗权势，买东西时往往强行压价，有时甚至还不够货物的本钱。到后来，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和较热闹的街坊上，委派数百人到处巡视商贩所卖的货物，称为“白望”，只要是喜欢的就口称“宫市”，从商贩手中取走货物。虽然谁也不知道这些人的真伪，但商贩仍都慑于宦官的权势，不敢不给，也不敢询问这些人的身份和讨价还价。宦官们往往只用值百余钱的东西就要买商贩值数千钱的货物，而用来交换的东西又多是用红色紫色染的旧衣服、褪色的绢帛，还要撕成几尺长的一小段交给商贩，甚至还要商贩负担运送货物进宫的脚钱费。许多商贩清晨运货进市贩卖，一遇宫市，往往血本无归。所以，贞元时期的宫市成为掠夺百姓货物的代称，有上等货物的商贾，都把货物藏匿起来，以免被劫。只要一听到敕使（宫市使）出宫，长安市上，哪怕是卖豆浆、卖饼的小贩，也纷纷歇业，关门闭市。
白居易曾在《卖炭翁》诗，通过一个卖炭翁的不幸遭遇，揭露唐代宫市的罪恶，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宫市已是一种虐政。韩愈在《顺宗实录·宫市》毫不隐讳地把事实揭发出来，“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交易在转瞬之间便完成了，可以不经过必要的交易谈判，可以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得到想得到的东西。百姓们很痛恨宫市，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在宦官行劫时，奋起反抗。曾经有一个农夫，赶着驴驮木柴到长安市上出卖，正好碰到宦官口称宫市，强买木柴，只付给农夫几尺绢，还要牵走他的驴送柴进宫。农夫急得直流眼泪，把绢还给宦官，哀求不要牵走他的驴。宦官不肯接受，一定要牵驴。农夫大怒说，我有父母妻子，一家老小全靠这头驴驮货物贩卖才糊口，现在我把柴白白给你们，空手回去，你还不肯，与其全家饿死，不如我先死！于是揪住宦官痛打。整个市场顿时轰动起来，巡视街坊的官吏抓住农夫，送到金吾卫审讯，金吾卫把这件事上报德宗，德宗见这件事引起众怒，只好下令贬黜这个宦官，并赐给这个农夫绢十匹，以平息民愤。《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对农夫遭“宫市”一事作这样的记载：“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韩愈《顺宗实录》第二卷也有类似的记载。
其实这个农夫是幸运的，更多的农夫和商贾在宫市的掠夺下破产的惨痛经历，远远不是德宗下令贬黜个别宦官能安抚的。
一些官员们也交替上疏，请求废除宫市。贞元十三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向德宗建议罢去宫市，以免害民之政。德宗犹豫不决，征求户部侍郎苏弁的意见，苏弁要讨好宦官，对德宗说，京城中游手好闲的、没有田地和职业的人有数万家，都靠着宫市谋生。德宗听信了苏弁的话，以后凡是说宫市应罢弃的话，都一律不再听从。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五卷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先是，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予，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多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每敕使出，虽沽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然宫市亦不为之改，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颇嘉纳，以问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在这次东宫议论宫市时，李诵一时激愤，表示说：“我见了皇上，当极力劝谏。”侍读们众口称赞，只有王叔文一人沉默无言，不表态。李诵对此感到很奇怪，等到众人都退走后，叫王叔文留下，问他：“刚才先生一言不发，是为什么？”王叔文答：“叔文蒙太子信任，有所见解，哪敢不说出来。但本朝制度，太子的责任，只应当关心皇上的寝食安否，不准干预宫外的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揽人心，那怎么解释得清楚！”李诵闻言大吃一惊。原来德宗猜忌心很强，又性情急躁，刚愎自用，常轻举妄动，这些，作为儿子的李诵自然不会一点不知。李诵晓得王叔文看得远，想得深，是为他的前途考虑，感泣说：“如果没有先生，寡人怎会知道其中的利害。”对这件事《新唐书·王叔文传》载：（李诵与侍臣）“因论政及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将极言之。’坐皆趣赞，叔文独嘿然。既罢，太子曰：‘向君无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视膳问安无与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间之，谓殿下收厌群情，则安解乎？’太子谢曰：‘非先生不闻此言！繇是重之，宫中事咸与参订。’”从此，李诵对王叔文极为尊重，极为信任，东宫的一切事情，都依靠王叔文裁量决定。
王叔文对太子议兴议革，劝善改过，勤于匡扶调护。李诵对王叔文言听计从，这就使他即位后能够委政给王叔文，成为永贞革新权力支柱的核心人物。
王叔文确有深谋远虑，他要为革新政治作长远打算。秘揽人才，组织革新集团，是王叔文为永贞革新所作的主要准备。这是为了使太子李诵一即帝位就可立即使用，迅速推行革新。王叔文引进王伾作为参与谋划的重要人物。但是，二王由于仅是因书法棋艺供奉内廷的翰林待诏，在朝官和士大夫中没有什么影响，成为东宫太子集团的重大缺憾。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东宫集团的影响开始扩大。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翰林学士韦执谊。
韦执谊，长安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但他的父亲一辈，只做到一个小官。韦执谊从小就聪明俊拔，显露才华，年不及二十岁就已进士及第，又参加制科策试，名列高等，拜为右拾遗之职。右拾遗虽只是一个八品的官职，但身为谏官，经常与皇帝见面，负责对国家政事的评议谏诤，是士大夫羡慕的最好进身之阶。二十岁刚过，韦执谊又因文章才学，被德宗召入翰林任学士。他经常与德宗诗歌唱和，草写诏书，每每深得德宗的赞赏，与当时的其他几位新宠裴延龄、韦渠牟出入禁宫。从此，韦执宜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为了扩大东宫集团，李诵也热心为王叔文援结朝士。有一次德宗生日，皇太子李诵向父亲敬献一幅佛像，德宗命韦执谊为画像写赞。又让太子赐给他绢帛以做酬劳。韦执谊到东宫向太子道谢，但见面后双方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当时王叔文侍立在旁，太子于是指着王叔文对韦执谊说，学士知道王叔文吗？他是伟才。于是两人的目光交会了。这一次东宫之行，成为王、韦二人结交的开端。《旧唐书·韦执谊传》对此事作了详细的记载：“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德宗命执谊为画像赞，上令太子赐执谊缣帛以酬之。执谊至东宫谢太子，卒然无以藉言，太子因曰：‘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
同时，通过韦执谊的引见，王叔文还密结了许多有名的朝士，东宫集团的成员迅速扩大了，王叔文以自己为核心，“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有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等人。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父亲曾任太常博士和侍御史。《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少年时“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珠贝”。为当时人所推重。二十多岁时，柳宗元登进士第，并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词科，被授校书郎的官职，因与韦执谊交好，得以引见王叔文。王叔文奇其才，对他十分看重，柳宗元于是也成为东宫集团的成员。
柳宗元也为王叔文引见了刘禹锡。刘禹锡后来在其《子刘子自传》回忆说：“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王猛之后，有远祖风。唯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方言然。三子者，皆与子厚善，日夕遇，言其能。”可见经柳宗元、吕温、李景俭三人介绍，使刘禹锡也成为东宫集团的成员。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今属河南），自言系出中山（今河北定县）。祖父、父亲都曾做过州县官，是一个世代官宦和儒学的家庭。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他二十岁时进士及第后，也是再参加制举的博学鸿词科，得到高等。刘禹锡善于诗歌和文章，才华出众，被淮南节度使杜佑聘为掌书记。杜佑对他十分重视，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杜佑由淮南调往中央任宰相，刘禹锡也随着来到长安，任监察御史的官职。刘禹锡与柳宗元，是贞元九年的同科进士，早就相熟。来到长安后，由于年龄相差不多，又都以文才盛名当时，很快成为朋友。《新唐书·刘禹锡传》载：“时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锡以名重一时，与之交，叔文每称有宰相器。”因而自然地成为东宫集团的一员。
由于王叔文与韦执谊的联合，在贞元十九年左右，东宫集团开始形成了。王叔文以推荐人才为己任，把这些密友推荐给李诵，对太子李诵说，某人可以为宰相，某人可以任大将，希望殿下记在心里，今后任用他们。贞元十九年，左补阙张正一上疏言事，得德宗召见，与张正一相善的六七官员偕同前去祝贺。有人告诉韦执谊，说张正一上疏，是论韦执谊与王叔文结为朋党之事。于是韦执谊在受德宗召见时，奏说张正一等朋聚为党，游宴无度。德宗命人查得确有其事，就把张正一等六七人全都远贬外官。这两件事，说明贞元末，王叔文等已集结东宫，形成势力，组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以王叔文、王伾和韦执谊为核心，还有一批当时有名望的青年朝官，包括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定为死友。陆质，当时任左司郎中，历任信、台二州刺史；吕温，是湖南观察使吕渭子，当时任左拾遗；李景俭，汉中王李璃子，当时进士及第；韩晔，前宰相韩晃族子，有俊才，当时任司封郎中；韩泰，有筹划，能决大事，当时任户部郎中；陈谏，性警敏，一阅簿籍，终身不忘，当时任侍御中；柳宗元和刘禹锡，当时均任监察御史。此外，程异性廉约，精于吏职，善于理财，时任监察御史，累迁他官；凌准，曾官浙东观察判官，当时任侍御史；也因他们的引荐，成为东宫集团的成员。这些青年官吏，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政事，谈到慷慨激昂之处，颇有当今之世，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