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组织和平商谈代表团，原定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由于邵力子坚辞，改派张治中为首席代表。4月1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开始在北平举行谈判。在和谈中，南京代表大部分不愿接受“惩治战犯”这一条，只有邵力子是个例外。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并确定4月20日为签字日期。但由于蒋介石阻挠，李宗仁最终没有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回到桂林，意存观望，再定行止。邵力子和章士钊飞电劝告，“此为公悬崖勒马之第二机会”，“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但李宗仁轻信了蒋介石“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的话，到广州维持残局去了。23日晚，代表团商讨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的问题，邵力子首先表态，坚决不回南京。这时邵力子已经彻底丢掉对蒋介石的幻想，决心投向人民。经过讨论，全体代表一致决定不返回南京。4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在广州宣布撤销南京政府和平代表团。5月10日，邵力子等宣布代表团结束。
邵力子和章士钊于5月18日给李宗仁写了一封长信，托刘斐带到香港转广州交李宗仁，劝其认清形势，争取和平。5月20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燕、刘斐5人致电李宗仁、何应钦，分析形势、剖陈利害，劝他们“悬崖勒马”，“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交替政权”。5月7日，邵力子的故乡绍兴解放，他从北平拍回绍兴人民邮政的第一个电报给复旦毕业生朱仲华：“闻吾邑解放，希尽力协助。”5月27日上海解放，邵力子和黄启汉等联络留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50余人，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声明同国民党脱离关系，使更多人获得新生，走上光明大道。
1949年，邵力子已是68岁的老人，但当他目睹解放了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忘我奋斗的感人情景时，他的思想迅速地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6月，邵力子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主席团成员。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邵力子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与代表们一致拥护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以及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上，他代表一部分特邀代表讲话说：我们从不断的失败与不断的检讨中得到了正确的认识，接受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还庄严地表示：我们誓以至诚为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政协一切决议而努力。9月30日，他还与代表们一起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政务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下午，邵力子出席了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邵力子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不仅带头省吃俭用，慷慨地捐钱购置飞机大炮，而且尽力动员亲友子弟参军参战，增加生产，厉行节俭，支援前线。1951年9月，他撰写并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中国人民应有的认识和努力》一文，指出：全国人民应认识到现在必须加强抗美援朝的重要意义。其间，他还到住在北京的民革成员家，动员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
1950年秋，毛泽东邀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共商治理淮河的方案。1951年5月，邵力子遵照毛泽东的意思，以“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的身份，率领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各部负责人共32人，分赴皖北、河南、苏北3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他行程6783公里，历时52天，走遍了淮河两岸的大小城乡。一面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锦旗，紧紧地跟随着他的行踪。每到一处，他都广泛接触群众，慰问民工，听取意见，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勉励大家，根治淮河，为民造福。邵力子回到北京以后，曾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没过几天，毛泽东亲自给邵力子打来了电话，说：“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1951年6月，邵力子出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参加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听取了毛泽东所作的开幕词和闭幕词，在此期间，同其他委员一起讨论并赞同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报告》，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邵力子心系世界和平，关心着各国人民的和平生活，积极参与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各项活动。1950年3月，他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会议，共商世界和平大计，与萧三互勉为和平出力。1955年，邵力子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举办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大会，发表自己对世界和平的看法，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1956年3月，邵力子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理事会，共商保卫世界和平问题。他表示，要使我国能负起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责任，决不辜负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力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等职。1956年任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7年开始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席，还兼任中央理论政策研究会主委，中央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席等职。
邵力子在新中国生活的二十来年里，他任凭国际风云变幻，台湾当局心理莫测，始终不渝地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坚持不懈地奋斗，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奔走呼号。他曾对夫人说道：“我奔波了大半辈子，还不是为了国泰民安，至今海峡两岸父老兄弟姐妹还不能欢聚，共享天伦，真让人寝不安枕！”他不顾高龄，衰弱之躯，经常撰写文章，发表谈话，通过电台广播，国内外报刊以及其他各种方式，对台湾当局与在台及海外的老朋友、老同学、老部下进行争取和宣传工作。
1956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张治中任主任委员，邵力子任第一副主任委员，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事业做了不懈的努力。
1956年2月，邵力子在《大公报》发表《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文，认为“和平解放台湾，应以蒋介石、蒋经国为主要对象”。文章观念鲜明，态度诚恳，在海内外引起普遍关注。7月27日，邵力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人民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方针的体会》一文，他说：“我愿在这个方针下，尽力联系原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社会中上层人士，团结在政府的周围，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应有的作用。”1956年10月，邵力子担任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周恩来任主任。邵力子于10月31日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题为《在中山先生爱国精神感召下重新团结起来》的广播演说，号召国民党员归来参加纪念活动。
1958年11月，于右任在台湾重题《岁寒三友图》时说：“破碎山河期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寄托遥深。邵力子看到此诗后，马上发表《勉励在台旧友》一文，引用此诗说道：“于老怀念祖国故旧的深情，悲伤老大零落的忧思，情见乎词矣。我知道，这不只是于老个人的伤感，也代表了在台湾的许多朋友的心情。”
在邵力子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奔走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人口问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早在1922年，他就在《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39期“剩余节制问题号”上发表了《剩余节制释疑》一文，提出“女子在23岁前不便生育，结婚未经两、三年不便生育”的主张。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他自己主编的《觉悟》副刊上，则早在1921年就全文发表过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宣传。
邵力子提倡计划生育，与他切身感受到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关系。他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父亲，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起，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了10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前妻怀上第六胎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自己狂奔，想掉胎，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这痛苦的一幕幕，经常浮现在邵力子的眼前。解放后，邵力子支持夫人傅学文于1950年担任中华妇女节制会北京分会的会长，提倡计划生育。邵力子身体力行，对儿媳生了5个孩子提出了批评。他说：“子女过多，造成小家庭负担太重，同时对优生优育不利，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利，因此你们不能再生孩子了！”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4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发表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问题。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就计划生育作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邵力子观点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
1958年“大跃进”，邵力子目睹不讲科学，不合实际的狂热行为，曾不止一次对人说过：“这是胜利冲昏头脑，将会在经济规律面前吃败仗。”这些不符“时代”的话当然受到了非议和冲击，但邵力子无所顾忌，觉得有话不说，非诚恳坦荡之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邵力子也受到冲击。8月3日，周恩来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下达指示：“宋庆龄、邵力子等12人”，“应予保护”，这才使得邵力子免除了大灾难，从而使邵力子的生活平静下来。
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因年高在北京逝世。12月28日，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蔡廷锴主祭，朱蕴山致悼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参加追悼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张治中，全国政协副主席许德珩以及李宗仁等出席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