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是劫掠的理由劫掠的理由很多，贫穷是最重要的理由。
《隆平集·夏国赵保吉传》记载：“西北少五谷，军兴，粮馈止于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其民则春食鼓子蔓、碱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蓄沙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蒿、碱松子，以为岁计。”
赵保吉即李继迁，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祖父。在贺兰山东麓五十平方公里的西夏陵区，共有九座帝陵，李继迁与李德明的陵墓被编为一号、二号，在最南端。其形制、规模虽比不上三号李元昊陵，但保存却相对完好。
李继迁、李元昊所承袭与经略来的土地，相对于中原，是贫瘠的。
其粮食极度匮乏，虽是游牧民族，牛羊似有限，并未以肉类、奶制品类为主食。士兵以大麦和豆类为主食，老百姓则主要吃野菜之类。
一个长于骑射，习惯游牧，不事农耕，不善稼穑的民族，生活如此的窘迫，不向外扩张，不从富有的中原抢夺些粮食布帛之类，如何立国！
毛泽东说过：“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革命者何？“剥夺剥夺者”。虽然中原汉民族并未夺去党项族的土地、马匹、牛羊，甚至妇女，但用一种逻辑推理，你占有了富庶之地，便使别人无法去占；你有了幸福安定的生活，别人便不可能同样拥有，对于别人来说，这也是一种剥夺。党项民族尊奉这样的逻辑。
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农民起义，包括改朝换代成功了的，如刘邦、朱元璋之流；包括折腾出极大响动的，如宋江、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之类；包括一阵风吹过去的，如王小波李顺的起义、方腊起义、西北回民起义之属。要么是官逼民反，要么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以至于人相食，易子而食，连米糠、树皮、野草都吃不上了，才去造反。对农民军有号召力的口号，大体是“杀尽不平享太平”，“快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均贫富，等贵贱”，“耕者有其田”等等，中国共产党闹革命，贫苦大众奋起响应，吸引他们的，也是“打土豪，分田地”，实现“共产主义”，能过上温饱的生活。
贫穷是革命的催化剂，也是周边少数民族、党项民族侵伐中原的催化剂。假如西夏之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国家富强，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通商，如何富上加富，如何保卫家园，而不是劫掠，抢夺，征战，杀伐。党项人后来拥有了宁夏平原与河西走廊等沃土，情况便好一些。中国古代的圣人说过，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不是贫困所逼，至少西夏的百姓们不会热衷于战争。虽然上层统治者为了王权、为了自己的野心会有许多的盲动，但百姓们是会有克制心的。不巧的是，因为贫穷，西夏国人均自愿地绑到了袭扰中原的战车上。
安定边疆，首要的是让那里的少数民族先富起来。那富，不一定是大款大腕的那种富，但至少要吃饱穿暖手头宽裕。用一个极古老传统又极新颖时髦的词谓之“小康”。
2006.10.10
李德明“不敢窥边”的效果
有些极有智谋，做得成大事的政治家，表面是谦逊甚至是懦弱的，李德明即如此。
《东都事略·西夏传》言：“其子元昊……既长，数劝德明反，德明曰：‘国中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锦绮之衣。汝无负天子也！吾尝从事于兵，劳苦万状，第自困尔！’”
李德明是老实人，或者说是识时务者，他“终其身三十余年”，做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守自己的本分，而“不敢窥边”。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父亲李继迁在寇边与征战中为伪降的潘罗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龙族合击之”，使“继迁中流矢，至灵州三十里而死”。他临终时嘱咐子弟：“尔当倾心内属，如未许，则连表祈请。”李继迁让继任者“倾心内属，”显然是一种策略，他感到党项人的翅膀还未长硬，还飞不起来，还不足以与宋朝相抗衡。这是一种政治智慧。三国时，有人劝曹操，要他取汉室而代之，曹操以为时机不成熟，言“若天命在我，我为周文王”。他不急于称帝，不想太早揭锅，把煮熟的鸭子放飞了，他的帝业可以由他的儿子去完成。李继迁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吸取了曹操的经验，在碰壁之后，幡然猛醒，临死前对儿子李德明留下了安身立命的政治遗嘱。
有人认为，所谓李继迁的政治遗嘱，只不过是李德明为麻痹宋朝而编造的政治谎言。就算此说成立，那李德明以爹说事所表述的思想，也应是他的政治理念。
李德明并非没有血性，他为党项民族开拓了不少疆域，但较之于乃父与乃子，多少有些软弱，至少表象如此。他缺乏成就霸业的雄心，满足于做宋朝的臣子，而且他也没想过让他的儿孙做周武王。他的所为，似不是徐图发展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应付宋朝的表面文章，而是真心实意地要执臣子之礼，要无“为”而治，无所作为。其子元昊多次劝他反叛，他的答复是，因为依靠宋朝“衣锦绮之衣”，过安逸日子，所以要感恩，要求儿子“汝无负天子也”。而且他认为军事生活与征战生涯“劳苦万状，第自困尔”。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首领，可以认为这家伙没出息，或者说出息不大。但这家伙深藏不露，是有远大抱负的。他“不敢窥边”、休养生息的策略，促进了党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李元昊最终与宋与辽分庭抗礼、独立建国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李德明的懦弱内敛，无“为”而治，就没有李元昊的霸业。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这是社会与历史的辩证法。这一法则，在当代社会仍然有效，也正在被许多的国家所遵循与应用。
2006.9.30
“大夏国”为祸之因
李元昊的大夏国为什么能够成为大宋王朝的祸害？
《东都事略·西夏传》记载：“臣称曰：自继迁死，德明款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强梁凶悍，乃谋僭尊，以天下之力，而临区区之一方，然未尝少挫其锋；及其败于女色，祸发其子。且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以天道也。呜呼！夏小国也，自元昊以来，服叛不常，而每为中国之患，虽有智者为之谋，而亦莫能以得志，何哉？大氐国大则有所恃而不戒，故其强易弱；国小则无所恃而常惧。军民之势犹一家也，相恤相救，谋虑日深，故其弱为难犯，此其所以为中国之患舆！”
西夏国为什么经常寇大宋国之边境，成为宋之腋肘大患？宋人用以上文字作了分析总结。
宋人王称以为，宋朝之屡败，在于恃大不戒。因为是天朝，是曾经的宗主国，所以不把偏处一隅的西夏人放在眼里，不予戒备，不用心防范，所以优势往往容易转化为劣势。而西夏国则因小常惧，有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所以团结一心，有很强的凝聚力，互相关心，互相援助，军事经验日益丰富，对敌斗争的方法日益增多。
他们能以塞外对抗中原，以少打多，以弱抗强，原因就在于此。
宋人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显然不很全面。
宋朝之失，不只是恃大不戒。宋朝内部就有许多问题：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军备废弛，财用日绌，农民起义不断，内忧沉重。到了宋徽宗，此公痴迷艺术，在书法绘画方面登峰造极，成了特大师级人物，连金国的皇帝也学他的瘦金体，但疏于国事，也不会治国，最后以太上皇的身份被金人掳去了。
在宋朝的外围，除了西夏，还有更为强劲的对手，先是辽国，后有金国，最后灭亡它的则是蒙古政权。辽夏、辽金先后与之对峙，内部有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以方腊起义、宋江起义为甚。宋朝可以说内忧外患，狼烟四起，按下葫芦起了瓢，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它不是对西夏不戒备，就是想戒备，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很好的安排好边务。
西夏方面，也不单单是“无所恃而常惧”。常惧不假，毕竟它是小国弱国，但也并非无所恃。它一恃地处边远，而且有黄河天险可守，有大漠荒原可据，宋兵难以突进，难以深入。二恃利用外交手段，利用宋辽、宋金的矛盾为自己谋取利益，换取有利地位。宋、辽、金、蒙古人均想拉拢西夏，西夏可在夹缝中求生存。它可以联宋抗辽、金，也可以联辽、金抗宋，或者有条件地保持中立。三恃灵活机动的政治权术与战略战术，打得赢时打，打不赢时跑；形势好时挑战，大势不妙时服软，上书求和。李继迁如此，李德明如此，元昊称帝后的历代皇帝莫不如此。西夏人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结合得十分有机，玩得十分巧妙。
话说回来，虽然宋人分析西夏“所以为中国之患舆”的原因不十分全面，但宋人却有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这一点是极其可贵的。从自己身上多找原因，才能避免更多更大的失误。至于说迄后的宋夏交战，宋仍败多胜少，原因很复杂，并不全在于宋人不自我检讨，不查找原因。
宋人的自我批评精神是可敬的，不像有些现代人，把责任通通推给了客观条件，推给了对立面的强大，推给了别人。
2006.10.10
元昊的军事民主主义
元昊有军事民主思想。
《宋史·夏国传上》曰：“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兴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
中国人缺少民主的习惯、民主的传统，尤以中原人汉人为甚。中国周边少数民族，虽然在社会形态的发育上较之汉族为迟，但少数民族尤其北方的游牧民族，受地理位置、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影响，民主的风气较盛。可以想见，元昊与部下们，打到猎物后，环坐一起而不排座次，共同吃着生肉，或围坐在篝火边烤吃野味，平等的氛围很浓。
而且，对于战争，对于国是，元昊还要逐一地征求这些属下的意见，并且“择其所长”，予以采纳。
元昊以及党项族立“大夏”国凡190年，立国长久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有黄河天险可据，因前后形成的两个铁三角（宋辽夏、宋金夏）的支撑，广阔的地域的资源优势等等，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党项人西夏人有一定的民主精神，能够容人用人，包括用汉族士子以为谋臣重臣。元昊“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开国皇帝李元昊，“各问所见，择取其长”的做法与精神，是有榜样力量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专制社会，皇帝是专制政权的象征，但皇帝尤其开国皇帝也是有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度量的，一定意义上说也有可贵的民本意识与民主思想。比如汉高祖刘邦，在他争夺江山时，韩信投到他的门下，他没瞧上这个找漂母乞食，并甘受泼皮胯下之辱的无名之辈。谋臣萧何识人，生恐这小子去为别人效力为敌对者效力，“月下追韩信”，追回后请求刘邦重用。刘邦言那就拜个将吧，萧何说不行，得拜大将军，非大将军难以拴住他的心。刘邦采纳了萧何的意见。对于拜将，刘邦想敷衍，随便宣布一下了事，萧何以为，如此行事，“封大将如唤小儿”，仍不能予韩信以荣誉感、自豪感与责任感，仍不能令韩信倾全部心智、勇气与勤勉为刘邦效力，没准这小子还会跑，所以必须筑坛而拜。刘邦也采纳了。在战争的进程中，韩信确实发挥了其将兵“多多益善”的才华，捷报连连，战功卓著。在打下山东一片土地后，韩信派使，要求封他为假齐王，刘邦闻言大怒，正要发作，谋臣在旁踩了他的脚，他猛然清醒，将怒斥怒骂之词改成了大丈夫封王，封则封矣，“何以假为”的话，封了韩信一个真齐王。这样，一方面防止激韩信阵前倒戈，另一方面激励他再创佳绩。至于如何对付他的野心，自然另有办法。
明朝皇帝朱元璋，作为开国之君，在夺取江山时，靠了徐达等人的武功，当然也靠了朱升等谋士的智慧。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计，某种意义上是朱元璋致胜的法宝。朱升的计谋实在是高，以至很多年之后，我们有一个国家元首，面对美国、苏联的压力，想起了朱升之计，端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内政外交之策。虽然此策使中国人全民挖洞，全民在石头上掏眼造地雷，全民“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那也只能说明时代发展变化了，在严酷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对形势的判断不十分准确，并不能说明朱元璋采信朱升之计有错误。
李元昊以及历代君王的些许民主思想，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当发掘、弘扬与继承。
2006.9.26
李元昊的田忌赛马变奏曲
在宋夏交战的过程中，宋朝输得多，赢得少。尤其李元昊建国之初的几年，更是如此。西夏人打的是运动战，游击战，声东击西，灵活出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宋军以守寨守土为重点，主要打阵地战，被侵袭骚扰得不胜其烦，大军出击时，往往会中埋伏。至于宋军长途袭击夏境，西夏人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宋军战线太长，补给不足，路途劳顿，西夏人以逸待劳，选中时机出战，往往能够获胜。
打一个不十分恰当也不是不恰当的比喻：夏宋之关系，有如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情形。
宋将刘平、石元孙战败被杀之事，在宋朝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且引发了对宦官监军制度的非议。刘平之败，在他一方，是因为轻敌，在李元昊一方，却是上演了一出田忌赛马的变奏曲。
《宋文鉴》卷一二七记载，刘平、石元孙率鄜延兵十万人入吐谷坂，与西夏军队相遇，交战。混战一段时间后，西夏人使出了计谋“贼多解马休劲兵，驱老弱对敌”。精壮将士休息，消除疲劳，补充营养，恢复体力，而让老弱之兵，战斗力不强之兵对敌，与宋军厮杀这就如田忌的妙计，让自己最劣等的马，与宋军最优秀的马比赛，让你猛跑，耗尽体力，遭到创伤，变成二等马乃至劣等马。宋军果然中计，“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与战”，不论是精壮者的头，还是老弱者的头，拿到了，就可以立功受奖拿银子。遇到了软柿子，他们就使劲捏啊。他们仗打得十分顺利，以为逮住了便宜，为了获取奖赏，使出全身力气与武艺战斗。宋军与西夏老弱之师杀得不可开交，“投夜且息，更三起斗”。杀到天明，结果是，西夏的“老弱略尽”，基本拼光了，而宋军呢，“士卒争获过当，悉已疲”，成了强弩之末，疲惫之师。此时，“番军始徐鼓起，士揭新旗，乘高处，呼汉兵来斗”。西夏的精锐部队吃饱了喝足了睡美了，慢慢敲起鼓来，打出新的战旗，立于有利地形，与宋军叫阵，引其来战。这便是元昊的“优等马”要同宋军的“劣等马”比赛了，而此时的比赛，才是决定输赢决定命运的比赛。俗话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甜。宋军呢，此时已是“三而竭”之势，“军士气失，金鼓皆不敢鸣”，宋军被西夏军的气势压住了，战不得，撤不得，陷入两难境地，只能听任对手摆布了。“贼稍出马，驰略阵上，调呼射军中，军人多死”。西夏骑兵出战，宋军几乎成了他们练习射箭的靶子，死伤惨重。
刘平、石元孙与西夏军队决死的故事很曲折，他曾下令手下坚守阵地，避免交战，派部下去招宦官黄德和所率的另一支部队（他部队的分支），两军合力击夏，以图杀出重围，但“德和固怯，闻敌大，殊不敢去”。黄德和怕死，不肯前来。黄德和不但不肯前去援战，还编造情况，让刘平等以为有其他部队驰援，率军突围，最终战死，基本上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