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带“病”提拔的现象不能说很普遍，也不能说很不普遍。
西北某小省有一厅级干部，因受贿罪被捕，司法部门落实，此人受贿近三百万，财产来源不明则有一千多万元。据我了解的情况，此公的财产不是来源不明，实际上很明，是贪污受贿来的。因为目前所追究的，是他担任了与土地有关的几个职务后的犯罪，而之前，此人先后干过科局长、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等等。此公每提升一次，就有人告状。他在县上时，告他的信可以用麻袋装，但他却一路绿灯，扶摇直上。像这样带“病”提拔的干部，应该说不止这一个贪官。带“病”提拔最著名的，当数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此人中纪委就查过两次，但每查一次，官升一级。说明他的周围，上上下下，有许多人在保他荐他提拔他。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目前各级都减少副书记职数，以扩大常委会的权力，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但对于举荐、提拔官员失误的认识与处理，尚停留在较低层次，比宋朝时强，但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有较大差距。这方面，似乎应有所改进，有所加强。
北宋仁宗的宰相吕夷简，为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说提供了一定的历史鉴戒。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应当运用好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以期把当前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2007.1.14
“黜其最下者”：末位淘汰
在现代管理学中，有一个词叫末位淘汰。过去我以为，这个词是近些年才发明与流传的，而且这个词这个理念大约是从西方传入的。
但在读《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时发现，这个理念，这个词的原始形态，宋代就有。宋以前有无，不清楚。
《宋史·孙甫传》记载：“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判官尹洙还朝，甫建议请诏琦等，条四路将官能否，为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对夏斗争前线的边防军事长官韩琦和其幕僚判官尹洙从陕西回到都城，孙甫向皇帝建议，命令韩琦等将其所辖之几路的官员将领，以其能力的大小，划分为上、中、下三等，罢免最差者。这就是一个末级与末位淘汰的问题。
所谓末位淘汰，粗浅与直观地理解，就是将自己所辖的员工进行动态管理，在一段时期（通常为一年）对员工进行德能勤绩等方面的综合考评，辞退最后一名或几名。
谏官孙甫之所以为皇帝出末位淘汰的主意，是为了选拔、任用优秀边将，为了激励边将成为优秀分子。《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孙甫说，自从有了天下有了国家，没有一天不用兵。兵没有良将与没有兵一样。他说祖宗朝养兵不多，而能取胜于中外者，是因为有良将的原因。现在养兵多而打不了胜仗，是因为没有良将的结果。其实，朝廷并不是没有良将，而是未能掌握将领的情况，因材而用。他说，将才能最差的将领罢黜，有可能将帅得人，而在今后的对夏作战中取胜。
孙甫的理念、理论与命题，与今日之管理理论、末位淘汰理论如出一辙。当然，我们用不着将孙甫的理念夸大，封他以现代管理理论鼻祖的桂冠，也用不着因为孙甫的“黜其最下者”而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古代有了五大发明。但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认识：人类的蒙昧期懵懂期幼稚期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长，古人已很智慧；人类的文明可以殊途同归；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一致性；科学的理念与思想是极富生命力的，孙甫的时代距今已近千年，可末位淘汰在中国似还是新生事物。
理论变为政策难，政策付诸实践更难。不知孙甫的建议被采纳了没有，仁宗皇帝是否向韩琦等人下达了命令，韩琦对所统边将是否做了科学的等级划分。如果划分了，是否从国家利益的高度予以重视，是否有亲疏远近之分，有个人好恶之别，是否走了后门，是否以优为劣，以劣为优。这些都不得而知。假设这些环节都正常有序，科学合理，没有问题，那么，最后一个环节，“黜其最下者”，末位淘汰能执行得下去吗？假如被评被定为末位的那位或那几位，哭哭啼啼，言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并言自己要靠此职务养家糊口，硬是不走怎么办？假如末位者（们）倒打一耙，向朝廷诬告韩琦等人，说他们挟嫌报复，指良为劣，又怎么办？或者，韩琦等人对自己的部下下不去手，仍令其在军中混饭，这也未可知。
末位淘汰真的很难。记得四年前吧，我被派到一家电视台当台长，那个单位已基本实行自负盈亏，自收自支。在用人制度上，一半是旧体制下端铁饭碗的，一半便是聘用的。聘用者分台聘与部聘，台聘者其待遇与过去的正式职工一样，部聘者则没有三保，工资也很低，与临时工差不多。台聘与部聘的区别，不在于能力、水平、态度与业绩的不同，区别只在于时间、关系与名额等因素。台聘者一经聘用，能力再差、态度再不端正、业绩再凹，一般也不会被解聘，或者降为部聘。部聘者呢，水平再高、态度再认真积极、业绩再优秀，因名额所限，也要等上很长时间，甚至要托关系，找门子，费很多周折才能升为台聘。
对于一聘不变的问题，我有觉察，并让办公室主任拿出方案来，我说我们必须动态管理，末位淘汰，哪怕每年解聘一个人，对这支队伍的警示作用也是明显的。可惜的是，我在那里待的时间很短，未曾实施，便滚了蛋。但我常想一个问题，即如果我当时搞末位淘汰，会很顺利吗？宋夏对垒时期，韩琦搞边将的末位淘汰可能容易，一是他有皇帝的圣旨，腰杆子硬；二是战争时期，许多人厌战惧战，恨不得早日离开前线。你将他淘汰，等于是瞌睡遇上了枕头，他太舒服了。
历朝历代，不是有不少为了逃避当兵而自残者吗。罢黜他们，比自残比让西夏人打死不是要好得多吗。所以韩琦们只要想搞，就一定能搞得成。而和平时期、建设时期则不一样。末位淘汰搞不好，可能会搞出乱子，更可能搞出哭哭啼啼，搞出吵闹谩骂，搞出上访，搞出打斗，以至闹出人命。我没过上搞末位淘汰的瘾，没能体验到运用现代管理理论治理一个单位的滋味，是一种缺憾，也可能是一种幸运。
如何才能让末位淘汰简单容易起来？学宋朝人，让末位者自感其难，自己想脱身，淘汰才能顺利。
2007.1.9
说“今日万无虞”
在一篇小文中，我曾感慨过邪说的力量。一句邪说，可以毁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前程乃至生命。说的是宋朝有个叫李成的边臣，听道士陶子思说，李面有割据之相（有帝王之相），劝李成西往取蜀。
“成惑其邪说，遂叛，分兵寇两淮”。李成之叛，虽以失败告终，但语言的诱导、诱惑作用之大，令人叹服。
在宋与西夏的斗争中，还有一个因几句话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事例。《梦溪笔谈校证补》记载，宋仁宗宝元三年（1040年），党项围延安七日，几次差点攻破城池。当时延安的最高首长是侍郎范雍，他“忧形于色”。此时有一个老军校说，我是边疆地区的人，遇到城被围这样的事好多次了，情形与这一次差不多。西夏人作战不善于攻城，最终攻不破。现在绝对没有问题，我可以保证，如果有什么不测，我说的不对，甘愿被斩首。范雍感到他的话能鼓舞人心，给予了表扬，自己也稍稍安心了些。延安解围后，这个军校受到了提拔重用和重金奖赏，朝廷表扬他为“知兵善料敌者”，水平是最高的。有人对这个老军校说，你敢乱讲话，万一不灵验，说得不对，要伏法的。
军校笑着说，你没动脑子，如果城被攻破，当官的哪还有闲工夫杀我呀（不是被杀就是逃跑了）。我的话，“聊却安众心耳”，消除一点人们的恐惧，安定一下军心罢了。
老军校有丰富的军事体验与经验，在无数次的攻守杀伐中，练就了沉着冷静。延安城被围，主帅惶恐，军心涣散，前途未卜之时，老军校想到了人心恐惧的危险与安定人心的必要。于是，他半是有根据，半是杜撰，半是经验，半是推理地讲了他的经验与他的判断。他认为西夏人破不了城池。当此之时，这句话，比多配粮草，多调拨一些人马更为管用。因为有西夏人不善攻城的结论，有城不可破的推断，宋朝将士的信心倍增，意志倍增，战斗力倍增。军事之争，最关键处往往在于意志的较量。老军校就如医生对病人说，你的病没有大碍，吃几片药喝几杯开水养几天就好了，使病人大为放心；就如心理分析师对病人予以良性的开导与诱导，使病人走出了心理死谷与阴影。
20世纪“文革”时期，中国有人说某大人物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我相信这话不全错，他的话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曾鼓舞过中国人。
比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说它顶几万句也没什么错。但错就错在，以为他的话句句正确，句句一句顶一万句。
事实上，在人类发展史上，有些话真的作用非凡，你说它顶几句都不为过。像那位老军校在对抗西夏军队，守卫延安城的关键时刻说的“今日万无虞”的那句话，与平常人的话、人们平常的话比，与废话、假话、空话、言之无物的话、车轱辘话比，何止顶十万句。
话之正确与否，作用之大小，也不全在于一句顶几句。比如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话，一句也顶不少句，可那却绝对不是正确的话伟大的话。
虽然我们为“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的诗句（权认作诗吧）喝彩，但我们万不可轻视理论的作用。比如武装革命的理论，思想解放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谐社会的理论等等，更不可轻视，要很好地学，很好地运用。如此，才能保证“今日万无虞”，永远万无虞。
2007.1.8
“迁”字的含义
读《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与读中国的其他历史书籍一样，也遇到不少“迁”字。
中国汉字的内涵极其丰富，有时歧义也多。
“迁”字，本义是移动，迁移，比如迁居，迁徙，时过境迁等等。
后来便衍生出很多的意思。
中国人好面子，在表述一些事务时，所用的词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比如古代的退休，停官，用文字表述，叫“致仕”。这两个字，如果望文生义，应该是致力仕宦，努力做官的意思，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停官退休。可它千真万确就是这个意思。
与“迁”字相关联的文字游戏，是“左迁”。“迁”是挪动的意思，官员之官位要迁，无非几种含义：升官，平移，贬官。一般人以为，官位官职之“迁”，就当是升的意思，可“左迁”却偏偏是降职贬官的意思。贬某人之官而不言贬，谓之“左迁”，给被贬者留足了面子，可也是绝妙的讽刺。
“迁”字用在人与动物的移动上，则有“动迁”，“迁徙”，“迁移”之说。人类的迁徙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国明朝的移民实边，饥馑年代的流民运动，是比较典型的大迁徙。而欧洲，不论是探险，还是移民，迁徙的距离更远，规模更大，比如向美洲的移民，向澳洲的移民，向世界各地的殖民移民等等。
动物的迁徙，极有规律。比如候鸟，什么季节在什么地方，大体不变，每年都会南来北往，循环穿梭。比如海洋生物鲸鱼、鲨鱼、海象、海狗、海豹等等的迁徙，千百年不变。比如如今令世人关注的青藏高原藏羚羊的迁徙，虽修筑铁路，也难以阻挡它们的步伐。有些动物如候鸟、海洋生物的迁徙，其动机好理解，是为了找适应的温度，丰富的食物，而有些动物的迁徙，如藏羚羊非要到某一块高地去产羔的动机，科学家至今尚未完全破解其奥秘。
动物迁来迁去，人们可能理解，也可能不理解。但不管人理解不理解，其迁徙的步伐是阻挡不了的。
人类在自身迁徙的同时，也有一些可思议与不可思议的“迁移”。
比如迁葬，拆迁，动迁，迁居等等。
现今的中国，“拆迁”一词极为普及，不夸张地说，每天都有几百份文件批准圈占农民土地，每天也有几百道命令，要求农民与市民拆掉自己的住房、店铺，为新的规划新的建设让路。“拆迁”一词，原本是双重含义，既拆除，又迁移到新的地址。可如今，拆迁很可能是偏正结构，且偏到了前面，只拆不迁，拆除了事，不给一分钱新建费用，或只象征性地给一点。还有一种偏正结构偏向于“迁”，迁而不拆。好地段的房子，被收了，被买了，被政府或与政府某些人关系紧密者占用了。虽不拆除，也要迁移。
拆迁能带来喜剧效应，比如某些地方政府帮农民拆窑建房，迁入新居，比如涝灾震灾区的居民拆旧迁新，都是极让人高兴的事。可拆迁更多的具有悲剧色彩。比如千百万的失地农民，虽然从农舍迁上了新楼，虽然领到了一定的土地补偿款，有些还领到了一本城市城镇户口，但他们难以就业，没有了土地也便没有了生存技能，坐吃山空，很快就会沦为城市贫民，只能靠吃低保过日子。
至于说到拆迁过程中的粗暴无礼，违背民心民意，造成人员伤残以致死亡，更富有悲剧色彩。那悲剧，已不仅仅是拆迁户的悲剧，而是城市的悲剧，地区的悲剧，国家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一个“迁”字，含有人间的悲喜哀愁，含有民族的隐痛，也含有历史的必然性与曲折性。
2006.10.18
说“贫者只宜常胜”
《东原录》记载，邵良佐出使西夏国，到元昊处后，对一个大臣说：“今兹用兵，如富者与贫者赌博，贫者只宜常胜，使富者胜，贫者必匮。”用白话说，就是：现在用兵打仗，就如同富人与穷人赌博，穷人应该常胜常赢。如果富人赢了，穷人必然更加贫穷。
《东原录》上的这段话，是《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的编者韩荫成先生寻章摘句寻来的，没有上下文，加之我在跑马圈地，浏览史料，所以感觉弄不清其真正的内涵。比如对一个大臣说自己的见解，这个大臣是宋朝的，还是西夏的；比如说这句话，是在调侃西夏人，还是站在宋朝的立场上自我批判自我反省。
我读书，如古人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对于史料中的这句话，我一如既往，仍然是望文生义。别的我不去追问，我只在乎富人与穷人赌博中的问题。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是，穷人是高尚的伟大的令人尊敬的。关于穷的词都是美妙的，比如“均贫富，等贵贱”，“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帮穷来种上咱们的地，种田不是为自己，一心要奔社会主义”，等等。穷人都是好人，他们善良、无私、恭顺、亲切、友好，他们志向远大，坚忍不拔，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他们就如李铁梅眼里的“表叔”，“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是“最可爱的人”。
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富人就是坏人，是恶魔恶霸恶棍，是地痞流氓，是欺男霸女、抢田抢地、敲骨吸髓、杀人如麻的人渣，是自私自利、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的庸人，是损害大众利益，破坏人类生存秩序的败类。“为富不仁”，“骄奢淫逸”，“挥金如土”，“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等等，均是富人的画像。
穷人是怎么穷的，不是天生的，不是遗传的，不是际遇不好，不是自己愚昧懒惰不作为，而是富人害的。富人收租子放高利贷剥削剩余价值，让本不是穷人的人成了穷人。如果穷人没田种，富人将自己的田无偿送给穷人种，最好再配上耕牛；如果穷人没钱花，富人借给他们而不要收利息，最好也不要追本金；如果穷人到富人的工厂农场做工，富人不要获取剩余价值，把工人当股东，把劳动力当股本，发完工资，按股分红，如果这样，穷人就不可能成为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