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兄弟以吴人而追缅六朝风流，其诗文体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生于六朝古都的诗人们寓目所见，无非六朝风物，“繁华六朝地”在他们的诗歌里烙下鲜明印迹。对于他们来说，江南山水处处都彰显着六朝的繁华似锦和古诗人的踪迹与灵感，当他们重践斯地，如同置身六朝诗人的意境之中。以皇甫涝为例，他常常用六朝诗人来评骘当代诗人。如评论长兄冲说：“二陆词藻独秀于平原，三谢声华莫先于康乐。”评论陈束是：“遵轸于平原，唏驾于康乐。”评价黄省曾是：“其诗往往娱康乐之清晖，摒渊明之喧嗑。”他还用六朝诗人的典故来比拟兄弟友人的真挚感情。其《寄故园兄弟》说：“康乐题诗劳梦寐，平原羁旅不归来。”《司直兄少玄集序》云：“虽士龙特眷于平原，惠连最钟于康乐，蔑以逾也。”又如《顾武祥免官寄柬》云：“康乐归来不待年，松菊久荒彭泽里。”这些评论不但表现出皇甫汸对陆、谢风流的景仰，也展现出六朝诗文浓厚的地域色彩。
时人以为，皇甫汸“诗圣中唐而无庸开宝，文神六代而不必西京”，其旨趣与崇尚西京、开宝的前七子迥然不同。朱彝尊也说：“百泉清音藻思，五言整于小谢，五律隽于中唐。”六朝与中唐风格缘何并存于皇甫汸的诗文之中？六朝之“小谢”与中唐诗风有什么内在联系？章培恒先生《中国文学史》指出，中唐时大历诗风有两个特征，一是借自然山水表现内心感受；二是艺术上向六朝诗风回归，“这批诗人大都推崇谢灵运、谢眺。”“他们推重二谢，是因为二谢诗中那些描写自然山水的句子清丽秀美、精巧典雅，而他们学习二谢，也正在于词语的修饰和形式的精美。”大历诗人以五言为胜，远摹六朝，近宗王孟，其诗风正是六朝俪篇的嫡传，皇甫氏的文学旨趣大抵便在六朝与中唐之间。
皇甫汸《司直兄少玄集叙》详细解读其仲兄皇甫涍诗学演变的历程，他说：
方其家食含章，与徐生、二黄定交笔札之间，笃嗜工部。既而何、李篇出，病其蹊径专意建安，尝曰：“诗可无用少陵也。”至解巾登仕，与蔡、王二行人广搜六代之诗，披味耽玩，稍回旧好，雅许昌谷，乃曰：“诗可无用近体也。”又与王文部、李司封、陈唐二编修，剧谈开元天宝之盛，而心醉焉，乃曰：“诗虽选体，亦无使尽阙唐风也。”至为歌行一本乐府而参以太白，隐括饶吹之余，犹曰：“七言易弱，恐降格钱刘也。”故其诗特工五言，而七言近体薄不经想。
这是皇甫氏文学思想的夫子自道。皇甫兄弟和大多数复古思潮里成长起来的诗人一样，经历了从笃嗜杜甫到扬弃杜陵的过程。嘉靖十一年登第后，皇甫淳与同榜进士蔡汝楠、王廷斡耽玩六代，雅许昌谷，旗帜鲜明地提出“诗可无用少陵也”和“诗可无用近体也”，契合并推动了六朝初唐派的思想潮流。西京、开宝的文学典范悄然向六朝、中唐位移，李梦阳雄豪亢硬的杜诗学一变而为吴中才子雅许昌谷的六朝学。皇甫濂评皇甫涍诗歌说：“今试举其一二，如‘雪意烦辞发，江流倩浣肠。’如‘衔鱼上水鸟，惊燕落桥花’，类皆杜陵之靡妙。”皇甫濂所列举的诗句，虽然带有杜诗之沉郁与动荡之感，也兼有六朝体的优雅与华靡。正如宗唐派欣赏宋诗里类似唐诗的制作一样，崇法六朝的皇甫氏所倾倒的是杜甫笔下饶有六朝风韵的章句。六朝初唐派短于七言，而擅长五言制作。陈田《明诗纪事》说：“五律一体，人握隋珠，君采、子安兄弟，高苏门，袁永之，唐应德、陈约之辈，不可胜数。”黄鲁曾之子黄河水评皇甫涍诗是：“司直含咀八代，苦心覃思，每制一篇，必经百虑。既薄杜陵之史，心醉殷瑶之鉴，盖东览优于诸集，而五言长于七言。”其实，皇甫涍不喜欢杜甫沉郁顿挫的写实篇章，不擅长杜甫之七言制作，他们所倾心的只是这些“杂徐庾之流丽”的小碎篇章，其中流淌着的是六朝俪篇的神韵。
钱谦益评论皇甫兄弟说：“司直、司勋兄弟竞爽，学问源流，约略相似，始而宗师少陵，惩拆洗之弊，则思追魏晋，既而含咀六朝，苦雕缋之穷，则又旁搜李唐。”皇甫涍经过“无用少陵”和“无用近体”的两次自我否定，确立了“诗虽选体，勿阙唐风”的正面论述。黄省曾《严沧浪诗体》也记载了类似的提法：“取材于选，效法于唐。”杨慎在《自知堂集序》里赞颂蔡汝楠的文学风格说：“取材于选，则夕秀启而朝华披；效法于唐，则苏州亲而襄阳迩。”他们的文学取向基本是一致的，取材于《选》是耽玩于汉魏六朝诗歌之朝华夕秀，效法于唐则趋向于王孟和韦应物的淡泊明秀。皇甫涍想在“六代之诗”的朝华夕秀里注入中唐诗风的淡泊明秀，形成了“诗虽选体，勿阙唐风”的诗学倾向。
黄省曾把六朝诗学的核心观念“缘情绮靡”提升成诗学的普适价值，同样喜欢谢灵运的皇甫汸却尝试把“绮靡”风格从“缘情”的诗学本体中分离出去。他这样解读陆机的名句：“诗之为教，缘情托兴，其感人深远，乃至是哉。”“诗本缘情，情悒郁则其词柔以婉；歌以言志，志愤懑而其志慷以慨。”“矧言本心声，诗缘情靡，游心内运，应物外感，性机妙发，气运天成，爰稽作者，良亦艰哉！”当他提到“情靡”的意念时，强调的是情感的强度；而表现语言风格的“绮”字被漏掉了。胡应麟对其有准确的评论：“皇甫子循以六朝语人中唐调，而清空无迹，杨用修以六朝语作初唐调而雕缋满眼。”皇甫汸谪居黄州时，把他的居室命名为“含晖”，其意“取谢诗‘山水含清晖’也”，足见其对六朝文学的倾倒之意。在四皇甫的诗歌中，谢灵运的“清晖”的意象随处可见。例如：“洞门纡径引，飞瀑半空闻。挂壁常看雪，开窗但弄云。帆轻过鸟疾，衣冷落花纷。何事掩归驭，清晖恋谢君。”“松空霁幽霭，塘水涵清晖。坐引西亭望，春光浓翠微。兹岩霞外适，遂息尘中机。近渚星已乱，前山云正归。苍然州岛暮，月上渔樵稀。”“前瞻博平郡，云渚荡清晖。晨风一何鴪，秋鸿稍欲微。今日他乡酒，思共故人挥。独有空林叶，萧萧满地飞。”含有“清晖”意趣的“清空”成为一种风格理念。从杨慎与薛蕙肇始，六朝派就有沉博绝丽和冲淡为宗的不同趋向，皇甫"访的“清空”与杨慎的“雕绩”不同，显然是谢灵运的“清晖”和薛蕙“清远”理念的发展。胡应麟说：“皇甫子循之五言，清空潇洒，色相尽空，虽格本中唐而神韵过之。”皇甫汸受到谢灵运“山水含清晖”的启示，拆洗六朝诗歌的“旨缀绮靡”，透露出“色相俱空”的心灵气质，进人清空潇洒的诗境。这使皇甫汸的诗歌写作虽“格本中唐”，却洋溢出清空无迹的“神韵”来。
中唐一派滥觞于薛蕙和高叔嗣“淡泊为宗”的书写风格。何良俊首言：“高子业是学中唐者，故愈淡愈见其工耳。”稍后，胡应麟说，嘉靖前期“为中唐者：皇甫子安、华子潜、吴纯叔、陈鸣野、施子羽、蔡子木等，俱有集行世。就中古诗冲澹，当首子潜。”这个名单里的诗人是清一色的江南才子，其中，华子潜与蔡汝楠比较重要。华子潜在王士祯的诗话里，与高叔嗣并列为“古澹一派”的代表。蔡汝楠则是四皇甫的至交，嘉靖十一年及第后，曾与皇甫涍一起“广搜六代之诗”。钱谦益论蔡汝楠说：“盖嘉靖初，唐应德、陈束之反北郡之弊，变为初唐之体，至是乃变为中唐。而子木之风调，得之皇甫兄弟渐摩者居多。”李开先则说：“蔡白石、王岩潭以苏门为我朝第一。”蔡氏，字子木，号白石，“苏门”是高叔嗣的别号。蔡汝楠不仅受四皇甫影响，也折服于高叔嗣的古澹风格。钱谦益又论陈束和唐顺之说：“约之初与应德辈倡为初唐，以矫李何之蔽。晚而稍厌缛靡，心折于苏门。”显然，嘉靖才子们逐渐厌倦六朝、初唐的“缛靡”诗风，不约而同地趋向于高叔嗣的“古澹”一派，发展为崇尚“中唐”的文学风尚。嘉靖中叶的“中唐”派实际上是六朝派的又一个变奏。他们的诗歌脱胎于六朝，以六朝语人中唐调，以陶谢、王孟、韦柳为典范，以淡泊为宗，以五言为书写体裁，洗尽“雕绩满眼”的藻饰，营造出“清空无迹”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