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经史著述可以措诸实用，但是，读书“以资文词”则必然是溺心灭质，骛于枝叶。唐顺之认为文学写作自有别材别趣，“好文字与好诗亦正从胸中流出，有见者自别”。他不但排斥“富于集材”对文学写作的意义，而且表现出轻薄“文词”的思想。其《与洪方洲书》说：“盖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虽若不用别人一字一句，只是别人字句，差处只是别人的差，是处只是别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则炉锤在我，金铁尽镕，虽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心如熔炉，可以融释一切语言文词问题；只要从胸中流出，好文字与好诗自在其中。《程氏遗书》“做文害道”章对唐顺之三十岁时的思想转折有重要启示。其实，《程氏遗书》这一条里，不仅反面提出“做文害道”，而且正面指出圣人做文的原则。程氏说：“人见六经，便以谓圣人作文，不知圣人只摅胸中所蕴，自成文也。”这种原则显然对唐顺之的文学思想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
在嘉靖二十四年写给陈昌积的信里，透露了唐顺之文学思想的新动向。他深悔当年没有告陈昌积以“反躬为己之学”，而仅仅以“雕虫篆刻之论”投其所好。但在同一封信里，唐顺之不但告以“天机尽是圆活，心地尽是洒落”的“反躬为己之学”，同时又兴致勃勃地告诉陈昌积“《汉书》批抹约四五十传，亦颇尽之”。并且阐述了自己新近体贴出来的“雕虫篆刻之论”：
盖其首尾节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于笔墨蹊径之外，则惟神解者而后可以语。此近时文人说秦说汉，说班说马，多是呓语耳，庄定山之论文曰：“得乎心应乎手，若轮扁之斫轮不疾不徐；若伯乐之相马非牡非牝。”庶足以形容其妙。
显然，在心学思想突飞猛进的阶段里，唐顺之在文学方面也颇有心得。他认为书写的法度是必须的，但是真正的法度并非“说秦说汉”者所指认的笔墨蹊径，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天然之度”恰恰在于得心应手的“神解”之中。因而，唐顺之说自己“每一抽思，了了如见古人为文之意”，并且自负获得“千古作家”的“正法眼藏”。“天机尽是圆活”的心灵境界，使其文学思想有可能摆脱传统经验的束缚，回归心源，获得自由发挥的空间。
嘉靖二十三年前后，唐顺之在《答皇甫柏泉郎中》里提出诗歌要“以寒山、击壤为宗”和“洗尽铅华，独存本质”。他在这封信里说：“虽然以兄之高明磊落，若以一生之精力尽于此，即尽得古人之精微，犹或不免乎以珠弹雀之谕。向曾寓一书于蔡兄，不知蔡兄曾与兄泛论及之否？”同时的《与蔡白石郎中》亦说：“以仆爱兄之意，亦窃谓兄以聪明绝世之资而消磨剥裂于风云月露之间，以景差、唐勒、曹植、萧统为圣人，而冀为其后，此其轻重岂特隋侯之珠弹雀而已，亦可惜也。”（7）认为一切舍本逐末的雕虫篆刻之作，消磨剥裂于风云月露之间，即使能“尽得古人之精微”，也不过是以珠弹雀而已。根据据德游艺的思想，唐顺之的意向是摒弃这些“消磨剥裂于风云月露之间”的文词之学，把文学写作的基础转换到从胸中流出的“人心本然之妙”上来。他在《答茅鹿门主事书》里说：“其不语人以文字者，非谓一切抹杀，以文字绝不为也。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同时的《与洪方洲书》说：“愿兄且将理要文字权且放下，以待完养神明，将向来闻见，一切扫抹，胸中不留一字，以待自己真见露出，则横说竖说，更无依傍，亦更无走作也。”文学并非绝不可为，只是好文字与好诗要从胸中流出，有见者自别。正本清源，完养神明，才能获得据德游艺的真正起点。
“洗尽铅华，独存本质”是“枝叶愈枯，灵根愈固”的儒学思想的自然延伸，“幽玄雅淡”是至淡无味之至道的美学表达。唐顺之《答江午坡提学》说：“草木之将落其华，敛其元气而归乎其根也。”落其华，归其根，其合理的审美归宿便是偏嗜“淡乎无味”之至道。唐顺之咏菊诗写道：“不沾春色也秾纤，小院疏篱秘靓严。人比孤花清人圣，天然真味淡非盐。未须采摘供调药，为嗅馨香置近檐。落英好护余根在，来岁还看茁玉尖。”在家居生活的寂寞况味里，他体会到天然真味只在至淡之中。呵护好生命的本根，才能年年孕育出这种充满真味的花蕊。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受到邵雍和陈献章的影响至为明显。他于嘉靖十七年的《与田巨山提学》说：“仆自别后，携家至阳羡，谢去世事牵缠，时时闭门墨坐，始知平日没于多歧，荡精摇神之过，每读邵子‘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之语，则怃然大悔者久之。是以弈棋赋诗博闻强记，皆昔所甚好，或终岁不对局，或经月不成一韵，或数旬不展卷，虽或为人所强与自强为之，亦竞如嚼蜡，了无滋味也。”他觉得旧日诗赋之学“了无滋味”，反倒不若程朱诸先生之书“旨味隽永”，其所品味的审美意向大概就是回归真我的“天然真味”。嘉靖二十二三年，我们在其笔下看到不少征引邵雍诗歌的明证。他说：“仆也樗散，本非适用之器且多病早衰。自屏居以来，齿发渐变，非惟不敢复有当世之志，至于诗词末艺，吾兄向以为可教者，亦经年不复能措一字，真成一支离人矣。每独行树下，诵康节‘当年志气欲横秋，今日看来甚可羞’之语，不觉自笑也。”又谓：“康节云：‘岂谓此身甘老朽，尚无闲地可盘桓。’每诵此语，怅然太息，文词技能种种与心为斗，亦从生徒交游之例，尽谢遣之，尽息绝之。不然犹是闹攘套子也。”因而他在《答皇甫柏泉郎中》中，提出“以寒山、击壤为宗”：
其为诗也，率意信口，不调不格，大率以寒山击壤为宗，而欲摹效之，而又不能摹效之；其为文也，大率所谓宋头巾气习，求一字秦字汉语了不可得，凡此皆不为好古之士所喜，而亦自笑其迂拙而无成也。
他以自嘲的语气提出文宗宋调、诗宗邵雍，并在《与王遵岩参政》里说：“知康节诗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犹是二影子之见。康节以锻炼入平淡，亦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者矣。何待兼子美而后为工哉。古今诗庶几康节者，独寒山、静节二老翁耳，亦未见如康节之工也。”他又在《跋自书康节诗送王龙溪后》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玉台翁云：“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罕能兼。”古今能知康节之诗者玉台翁一人而已。虽然所谓别传者则康节所自得，而少陵墓之诗法，康节未尝不深入其奥也。康节可谓兼乎二妙者也。南江王子深于诗法者也。间以余言质于南江，南江日然。龙溪王子盖有得乎别传之意者而亦未尝不深于诗法也。索予章草。余为举似《击壤集》数首，龙溪盖素以余论诗为然者也。虽然，诗心声也，字心画也。字亦诗也，其亦有别传乎，有草圣之法乎，而余两无得也。
陈献章提出杜子美是诗家之圣者，邵雍的诗歌则是儒家思想的“教外别传”。所谓“别传”本是禅宗对佛学宗统的自我标榜，以区别于天台、唯识和华严教下三家，这里指邵雍并非以儒家习见的笺注、讲学或语录形式来传达儒家思想，而是以诗的形式来展现。集儒者与诗人于一身的陈献章，把兼融诗学与儒家精神称之为“二妙”，拈出诗圣杜甫与儒教中诗人邵雍，作为文学写作的典范。唐顺之继承了邵雍和陈献章的诗教别传，认为邵雍之诗“以锻炼入平淡”，兼乎儒学之自得与少陵之“语不惊人死不休”，因而诗歌写作只需取法邵雍而不必“待少陵而后工”。唐顺之戏称王慎中深于诗法而王畿有得乎别传之意，自己则两无所得。然而，意在言外，“兼乎二妙”恰是唐顺之自己的人生趋向和生命理想。
王慎中是唐顺之早期文学写作的引路人，王畿则是唐顺之中年以后文学思想的见证人。王畿与唐顺之“异形同心，往返离合者二十余年”，两人不仅在心学思想上有着“千古心期”，而且经常在一起切磋经史与文学问题，王畿说：“兄本多能，予分守拙，谓予论学颇有微长，得于宗教之传，每予启口辄俯首而听，凝神而思，若趣乎象帝之先。”“兄为诗文，炜然名世，谓予可学，每启其钥而示之筌。”唐顺之则说：“龙溪盖素以余论诗为然者也。”唐顺之去世后，王畿为《击壤集》作序说：“予友荆川唐子专志静养，工于诗，有意于别传者。谓康节之诗实兼二妙，尝为书《击壤集》若干首示予，世或以为奇论，而未之尽信也。”在《击壤集序》里，王畿对唐顺之诗宗邵雍的说法做出全面阐释。他说：
白沙以诗之圣属诸少陵，而康节为别传，盖因其不限声律，不沿爱恶，异乎少陵之工，为诗家大成也。夫诗家言志，而志本于学。康节之学，洗涤心源，得诸静养，穷天地之变，究古今治乱之源，以经世为志，观于物有以自得也。予观晋魏唐宋诸家如阮步兵、陶靖节、王右丞、韦苏州、黄山谷、陈后山诸人。著作相望。虽所养不同，要皆有得于静中冲澹和平之趣，不以外物挠己，故其诗亦皆足以鸣世。窃怪少陵作诗，反以为苦，异乎无名公之乐而无所累，又能将奚取也。
从静养中获得的冲澹和平之趣，就是别传之学的旨趣，康节之学洗涤心源，得诸静养，唐顺之则专志静养而工于诗。阮、陶、王、韦诸子都有得于冲澹和平之趣，因而其诗学品味出于“总为从前作诗苦”的杜甫之上。从王畿列出的诗学谱系看，崇尚邵雍的诗学容纳了崇法陶韦的中唐风格和以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的宋诗学，反映出荆川之学的审美意趣与诗学谱系。姜宝在《祭荆川先生文》里说：唐顺之“胸中有藏既富既盈，发而为言，如叩斯鸣。诗则子美诗圣，尧夫别传，盖兼二妙以为一，于以摹写乎性灵；文则儒先之精，史汉之法，既可横视乎名辈。”与文人们偏重对冲澹风格的摹写有所不同，作为学者的唐顺之与王畿显然更重视涵养出冲澹的心灵源头。
诗宗邵雍而文崇欧曾，构成唐顺之诗文思想的支柱，也是唐宋派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据茅坤《复唐荆川司谏书》和《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所言，嘉靖二十四年，唐顺之着力向茅坤推荐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尝闻先生谓唐之韩愈，即汉之史迁，宋之欧曾，即唐之韩愈。”这时，唐顺之初步完成《汉书》的批点工作。王畿说：“予友荆川子尝读《史记》、《汉书》，取其体裁之精且变者数十篇，批抹点裁，以为艺文之则。”“自谓深得班马之髓而于《汉书》尤精。”显然，励志圣学的唐顺之正对文学问题兴致勃勃，在提出诗崇邵雍的同时，他潜心于古文文法的研究，并在其中注入自己的新见解。在《答茅鹿门知县》里，唐顺之对茅坤说：
来书论文一段甚善，虽然秦中剑阁金陵吴会之论，仆意犹疑于吾兄之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发相则谓：剑阁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吴会之不如剑阁，可也。若以精神相则：宇宙间灵秀清淑环杰之气，固如秦中所不能尽而发之剑阁，剑阁之不能尽而发之金陵吴会，金陵吴会亦不能尽，而发之遐陋僻绝之乡，至于举天下形胜亦不能尽而卒归之于造化者有之矣。
唐顺之写给茅坤的信是对“唐之韩愈即汉之史迁，宋之欧曾即唐之韩愈”的解释。学习史汉的文学经验有两种，一种得其形，一种得其神。以李梦阳、康海为代表的复古派和以王慎中、唐顺之为代表的嘉靖才子们大都有“向之学《史》、《汉》”的文学经验，但大抵是梏于“皮毛”而得其“形似”，骛于“枝叶无用之辞藻”而已，“七大家”的古文写作才真正得到了内在于《史》、《汉》文学生命中“骨髓”。唐顺之认为，人的精神如同宇宙中“灵秀清淑环杰之气”，凝聚成秦中、剑阁、金陵、吴会的不同风貌，史迁、韩愈与欧曾的文学写作如同秦中、剑阁与金陵吴会一样拥有不同艺术风格，都是人的内在精神的盈溢，表现出灵秀、清淑、环杰等不同特质。读者不应只于语言表象上进行优劣取舍，而应真正体验其精神的滋育发皇。徒事外面之粉饰，不由中心之发皇，必然远离文学书写的要义。唐顺之告诫年轻的茅坤说：“语山川者于秦中剑阁金陵吴会苟未尝探奇穷险，一一历过，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详，则犹未有得于肉眼也。而况于法眼、道眼者乎。愿兄且一一而涉历之，当有无限妙处，无限难处耳。”唐顺之把艺术活动分为“舐笔和墨”的玩物之学和“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的游艺之学。肉眼所见大抵处于玩物层面而未能上达天德，法眼和道眼所见则目击道存，从宇宙生命中领悟大化流行的绚烂之美。这是唐顺之生命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文学阅读与写作首先要于秦中、剑阁、金陵、吴会，“一一历过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详”，这是肉眼的视阈。批点汉书就是唐顺之探奇历险之旅。其次，更有法眼和道眼，唐顺之通过它看到天机自然之妙和盈溢天地之真精神。
嘉靖二十七八年，唐顺之重视主体精神的文学思想发展到了极为透彻的阶段。他在这段时间写成的《与茅鹿门主事书》、《与洪方洲书》、《与洪方洲郎中》和《与冯午山》等书信，充分地表述了其“文字工拙在心源”的文学本体论和“本色”书写的创作论。其中《与茅鹿门主事书》对“洗涤心源”和“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的阐释，把文学的主体精神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儒家文艺美学和唐宋派文学思想的重要创获。唐顺之说：
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调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样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调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捆缚龌龊，满卷累牍，竞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