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世贞与李攀龙的对谈中，有待和无待是极具意味的表述。王世贞在《约圃记》里说：“夫有待者，境也；无待者，天也。夫芥子而纳须弥，所谓无待者也，此其为约也，大也。”其《寓目松楸卷序》说：“托境而笃者，犹有待也。有待，则犹有间者也。”李攀龙是“有待”，王世贞是“无待”，有待者必须借助于外境而获得生命的品格，其诗学旨趣趋向于以精美的意象融筑唯美的意境；无待者乃是与天地同流的属己的自然状态，其诗学旨趣趋向于风行水上的自然之境。按照庄子的阐释，唯有无待者才是调适上遂的至人。王世贞特别强调了无待者所具有的芥子纳须弥的恢弘境界，以为也只有风之行水的书写境界才趋近于无待的境地。苏洵《仲兄字文甫说》说：“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相遭而已。”王世贞《凌大夫且适园》云：“尺晏与云鹏，逍遥不相倍，‘有待’终愧烦，‘无营’乃为贵。”有待与无营既是一种人生态度，当然也是一种诗学态度。有待者终日营营于“字权句衡”，不免“有间”而“愧烦”，唯有“无营”才是“无待”，趋近于写作的天然之境。有待与无营的境界高低，当下立判。显然，王世贞与苏洵的“风行水上”的文学思想在精神上的契合是无可置疑的。
王世贞与李攀龙的对谈，彰显出其文学思想的深层差异。王世贞的文学思想不同于李攀龙和谢榛“造乎浑沦”的技艺学；而是趋向于精神性的、表现性的和动态的“自然成文”。王世贞晚年把“风之行水”的桂冠戴在了归有光的头上。他说：“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剪缀贴括，藻粉铺张，江左以还，极于陈梁。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从苏洵的“风行水上”到王世贞的“风之行水”，再到他对归有光的“风行水上”的评价，其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纠结，使这位十六世纪最负盛誉的文学家“久而自伤”？王世贞晚年对苏学的系列评论里折射出其复杂的心态。他说：“苏长公之诗在当时天下争趣之，若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一转首而不能无异议。至其后则若垓下之战，正统离而不再属。今虽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颇不以为然。”苏学在王世贞文学启蒙时期占据过他的心灵世界，从王世贞与李攀龙的对谈看，这种影响仍然隐匿在其壮年时期的文学思想中，以至于晚年仍未遗忘，并据此重证自己对归有光古文的认同。我们有理由质问，他是在这场复古的风暴稍稍退潮时，又回忆起深藏在内心深处的苏学的味道来，还是“不敢公言于人”？
二、复古途中的悔与悦
面对李、何以后，复古思潮分崩离析的局面，走向何方才是文学发展的“长安大道”？对此，王世贞与李攀龙有着相近的问题意识，但是地域和成长环境的差异使其思考的契入点各有偏重。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说：“晋江王慎中来督山东学，奇于鳞文，擢诸生冠，然于鳞益厌时师训诂学，间侧弁而哦若古文辞者，诸弟子不晓何语，咸相指于鳞‘狂生、狂生’。”所谓“耻为训诂语”指对八股文的厌倦，反对写作堕入对圣贤经典的咿呀学语中，但是对于后七子讲求的纯粹的文学修辞学来说，八股文和唐宋派文章在“跳出而匿诸理”方面如出一辙。唐宋古文原本就是举子业的楷范，在复古派看来，反对训诂语和反对唐宋派大抵是可以通换的概念。
李攀龙的文学思想起源于对唐宋派的厌弃和反动，要求复返李梦阳的复古道路。其写于嘉靖三十一年的《送王元美序》，以“北地李献吉辈其人也，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和“晋江、毗陵二三君子，岂不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的对比和批评，表明自己“今之作者，论不与李献吉者，知其无能为已”的文学态度。李攀龙的文学思想以“理胜相掩”的晋江、毗陵为对手，从而，主张回归李、何晚年的立场，重新举起“西汉”和“天宝”的复古旗帜。王世贞十四岁喜好王阳明和三苏，十五岁从学于山阴骆行简，“时时取司马班史李杜诗尽读之，毋论尽解，意欣然自愉快也。”其实，无论是班马史籍、李杜歌诗，还是三苏文章，大抵都是小孩子的通识教育，其阅读经验虽然对文学趣向会发生显性或隐性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王世贞在结识李攀龙前，思想的趋向是不清晰的。王世贞嘉靖三十七年写的《上御史大夫南充王公》说：“世贞二十余，遂谬为五七言声律，从西曹见于鳞，大悔，悉烧弃之。因稍劘刿下上，久乃有所得也。”这种“悔”与“弃”在复古思潮里并不鲜见，“悔”是对此前文学经验的反省，“弃”是与此前文学创作的决裂，“悦”则是对新的文学思想的认同与展望。问题是王世贞“悔”的是什么？而“悦”的又是什么？
王世贞此前并没有文学创作的丰富积累，他悔的只是在嘉靖中叶诸派争鸣的纷扰态势中没有找到切己的文学道路。吴中是嘉靖中前期文学思想的中心，嘉靖中叶盛行的中唐派和唐宋派都是吴中文人策动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吴中后学，对吴中文学的厌倦和批判是王世贞文学思想的背景和特色。其《李氏山藏集》说：“某吴人也，少尝从吴中人论诗，既而厌之，夫其巧倩妖睇，倚闾而望欢者，自视宁下南威、夷光哉！然亦无奈何。客之浣其质而睨之也。思一遂遍观中原上下绝艺之士而不可得。故闻大梁有李献吉者，自北地游宦家焉。大梁则人人习古歌诗，后进蹑影，称说李氏家言矣。”吴中文学向来以六朝诗风为楷范，体质轻盈而藻饰华靡，总体呈现出一种阴柔美。因而，“巧倩妖睇”是王世贞对吴中风格的评价，“倚门买欢”是王世贞对吴中文人气质的定评。王世贞希望文学写作表现出阳刚的英雄气息，他写信给吴中诗人俞仲蔚说：“阊门中诸小儿涂抹倚门，便自相国色，卒然问足下，无知者，如仆固益不见齿。沛父老习见隆准公酒态，谓是风老，公十日高会，威加海内，始相惊一亭长作大举止，千秋事业，岂易令龌龊书生赏哉。”复古派崛起于弘、德之间，以雄伟朴茂的诗文风尚为标识，取代了崇尚雍容平易的台阁体或茶陵体。但是，兴于嘉靖中叶的吴中诗风，以淡泊为宗，以软靡为俗，如今有人蔑视一切世俗的轻薄赢弱和扭捏作态，要完成威加海内的“千秋事业。”
当王世贞出现在京城的诗坛时，刑部诗社仍然把持在吴中文人手中。但是，王世贞“雅自好，不能吴生下，顾下李攀龙也”。李攀龙是王世贞心目中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与李攀龙的遭遇，不但是王世贞思想历程的拐点，也是嘉靖后期文学走向的拐点。嘉靖三十一年，李攀龙的《送王元美序》记载了两人相识的情景。李攀龙说：
先是濮阳李先芳亟为元美道余，及元美见余时，则稠人广坐之中，而已心知其为余。稍益近之，即曰：“文章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论不与李献吉辈者，知其无能为已，且余结发而属辞比事，今乃得一当生，仆愿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与左氏司马千载而比肩，生岂有意哉。”
嘉靖三十六年，王世贞的《王氏金虎集序》说：
时有濮阳李先芳者，雅善余，然又善济南李攀龙也。因见攀龙于余，余二人者相得甚欢，间来约曰：“夫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举也，今世所慕说贵人，沾沾自喜，夸诩其粗，而龅吾精，以为无益世治乱，即季札所陈兴衰大端，又曷故焉。夫君子得志则精涣而为功，不得志则精敛而为言，此屈信之大变。通于微权者也。诗书吾窃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诗变而屈氏之骚出，靡丽乎长卿，圣矣。乐府三诗之余也。五言古苏李其风乎，而法极黄初矣。七言畅于燕歌乎，而法极杜李矣。律畅于唐乎，而法极大历矣。书变而左氏战国乎，而法极司马史矣。生亦有意乎哉！”于是吾二人者，益日切劘为古文辞，众大罐呶詈之。虽濮阳亦稍稍自疑引辟去。
李攀龙的《送王元美序》是复古思潮回澜的标识和宣言书，突出文学的意义论述和由李梦阳上溯“左氏·司马”的文学精神。这段话显然对王世贞的文学道路有重要影响，直到十年以后，王世贞在《王氏金虎集序》里省察自己文学道路时，这种论述依然醒目地镶嵌在其记忆之中。嘉靖二十七年，初入仕途的王世贞仍然为以政治还是以文学为志业而徘徊犹疑，他遇到了李攀龙。李攀龙对文学是“不朽盛举”的看法和“精涣为功，精敛为言”、“屈信大变，通于微权”的劝说，不仅是对文学功用的表述，更是针对王世贞精神困惑的引导。王世贞在稍晚成书的《艺苑卮言》里概括说：“（伯承）又时时为余言于鳞也。久之，始定交。自是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具体而言，骚赋、乐府、五七言古诗、律诗和古文各有其“极”，属辞比事，当取“法”乎上。一言以蔽之，则是“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这种文学思想肯定让身为吴人的王世贞感到耳目一新，深感激励，从而奠定了基本的文学趣向。
与“西京”和“天宝”相呼应的是李攀龙的写作风格和实绩。李攀龙的五七言律体以盛唐为法，以“俊洁响亮”，“气色高华”见称，一扫嘉靖前期媚软和平淡风格，给王世贞留下了深刻影响。对此，屠隆有准确的辩说：“元美推尊于鳞诚过当。时诸公挥毫或未免纤弱，于鳞晚出苍健惊人，奈何不压倒曹耦，今若尽读于鳞诗，初喜其雄俊，多厌其雷同。若杂一首于众作中，则徒觉矫壮而突出矣。宜为元美赏诧如此。”深雄朴茂的汉唐风格是复古派所追寻的理想境界。在李攀龙的引导下，王世贞的艺术趣向陡然清晰，他所“悔”的并不仅仅是自身曾经模糊的创作旨趣，而且是作为吴中文人相传成俗的“巧倩妖睇”文学精神，而“悦”的是“气色高华”的汉唐格调及其内涵的复古的文学旨趣。
王世贞曾一度喜爱王阳明和三苏古文，但随着复古运动的发展，这种记忆变得淡漠。其显著的标识就是他对晋江、毗陵的攻击。其晚年的《寄敬美弟》说：“吾守尚书郎时，稍一搦管，得致语沾沾与吴下昌谷差肩足矣，何敢望献吉。然至读献吉文，心则已疑之。又一时驰好若晋江、毗陵二三君子，有作每读，竟辄不快者浃日，以是尽出世嗜，刿心古则，词坛之盟，历下牛耳。”王世贞认为：“理学之逃，新建造基，晋江、毗陵藻税。”王慎中和唐顺之古文写作是王守仁的嫡传，但是现在读起来已然不再“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而是“不快者浃日”，究其原因，是厌弃他们的“跳而匿诸理”。他在《赠李于鳞序》里说：“于鳞所许亡过北地李生矣，其次为仲默，又次昌谷，而其微词多讥切某郡某郡二君子，二君子固蠖伏林野，其声方握柄，所褒诛足浮沉天下士，而其徒某某诸贵人日相与尊明其道，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而一旦睹于鳞所非，是宁不侧目恠且指詈哉。”这是响应李攀龙而对王慎中、唐顺之进行的明确攻击。王世贞接着说：“吴兴蔡某从西来，过于鳞而论文。某者，故二君子友也，其所持议与识亡以长于鳞，则谓：‘吾李守文，大小出司马氏，司马氏不六经隶人乎哉！士于文当根极道理，亡所蹈。奈何屈曲逐事变摹写相役也。’吾笑不答。于乎，古之为辞者，理苞塞不喻，叚之辞；今之为辞者，辞不胜，跳而匿诸理。六经，固理区薮也，已尽不复措语矣。繇秦汉而下二千年事之变何可穷也，代不乏司马氏，当令人举遗编而跃如，胡至今竟泯泯哉！蔡子无称六经乃已，蔡子而称，六经具在，又宁作录中语，喋喋而占占繁固奚当也。”“吴兴蔡某”是指蔡汝楠，湛若水的学生，茅坤的亲家，唐顺之誉为“洗尽铅华，独存本质”的嘉靖诗人。王世贞与蔡汝楠的争论是复古派和倾向唐宋派的文人之间面对面的争锋，唐宋派主张以六经隶文学：“文当根极道理，亡无蹈。”王世贞反唇相讥，认为理之渊薮是六经，古文辞则“法极于司马氏矣”，他认为，唐宋派把文学的根源追溯到六经，混淆了理学与文学的关系。抹杀了文学作为修辞艺术的本质，不但以理匿辞，甚且以语录为文学。
在李攀龙的影响下，王世贞从对吴中诗风与文风的困惑中摆脱出来，选择“刿心古则”文学道路，愿意在沧海横流的文坛，为复古的“事业”鼓与呼。他苦心孤诣地维护李攀龙的文学声誉与地位，对人们跻自己于李攀龙之上的言词都婉转致意，表现出谨慎的谦卑。其《与海盐杨子书》说：“至谓仆胜济南李生，则非敢任也。李于文无一字不出经典，极得古人联属裁剪法。诗五言近体，神俊高爽，合处不减青莲。意公未尽见之，见当褰袖濡首矣。”又如《答周俎》云：“不谓海内之士，强取而配于鳞，乃至取仆与于鳞而配弘、正间作者。”“虽然，仆所不自得者，或求工于字，而少下其句，或求工于句，而稍下其篇，未能尽程古如于鳞耳。”李攀龙的道路就是复古思潮的“长安大道”，与李攀龙的“无一字不出经典”比起来，王世贞自愧弗如。其实，李攀龙的古文写作佶屈聱牙，向无好评。王世贞晚年在《书李于鳞集后》里说：“昔在西省东署时，于于鳞诗无所不见，而所见文独赠予两序及颜神城碑之类，不能十余首。当时心服其能称说古昔，以牛耳归之，众已有葵丘之议。而最后集刻行，则叛者群起，然往往以估屈聱牙攻之则过矣。于鳞之病在气有窒而辞有蔓，或借长语而演之使不可了，或以古语而传新事使不可识，又或心所不许而漫应之不能伏匿，其辞至于寂寥而不可讽味。此三者诚有之。若乃志传之类，其合作处真周鼎商彝。尺牍之所输写奇辞澹言，纵横溢来而莫能御。恐非北地、信阳所办也。”王世贞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李攀龙古文辞的糟糕状况影响到了复古派的声誉，以至于有“葵丘之议”，叛者群起。但是，王世贞仍然坚持“以牛耳归之”，以至于晚年还要为李攀龙的古文辞做出不吝辞费的苍白辩说。
作为与李攀龙一道“狎主齐盟”的复古派领袖，王世贞从始至终追随李攀龙，为李攀龙的文学成就辩护，其辩护的性质无异于勉强的自我辩解。其实，从“属事比辞”到“以理匿辞”，从“无一字不出经典”到“横说竖说”，从“尽程古”到“以语录为文辞”，中间还有大片的模糊地带，并非一定要从一个极端跨越到另一个极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辞，无疑就处于两者之间。李攀龙毫不犹疑地跨越了这个地带，王世贞也跟随着完成了跨越。破旧立新，有时需要提出极端的耳目一新的口号，但是极端中便隐匿着危机。显然，如果李攀龙的文学实绩不值一提，那么，王世贞参与重振复古思潮的文学史意义也就很成问题了。
三、复古语境下的拟议与变化
嘉靖最后十五年，王世贞和李攀龙成为“狎主齐盟”的文学领袖，复古思潮的话语权牢固地掌握在性格“孤介”的李攀龙手里。复古派的“家法”要求每个诗社成员必须“舍所学而从我”。这使得王世贞在与李攀龙的对话中，即使有所异议，也往往“吻瑟缩而止”，不敢明确表示出来，形成了显性和隐性的两重话语。这表现在王世贞对李攀龙的“拟议成变”说的不同看法上，王世贞说：
李于鳞文无一语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其自叙乐府云：“拟议以成其变化。”又云：“日新之谓盛德。”亦此意也。若寻端拟议，以求日新，则不能无微憾。世之君子乃欲浅摘而痛訾之，是訾古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