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荐曾把李东阳和李梦阳、何景明共同编入古学复兴谱系，其实，时人大都承认李东阳“兴起何、李”的事实。徐泰说：“本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间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者森起，虽格调不同，于今为烈。”穆敬甫云：“李公才情兼美，于何、李有倡始功，大似唐之燕、许。”王世贞说：“长沙公少为诗有声，既得大位，愈自喜携拔少年雅俊者，一时争慕归之，虽模楷不足，而鼓舞攸赖。长沙之于何、李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胡应麟则说：“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何、李，厥功甚伟。是时，中晚宋元，诸调杂兴，此老砥柱其间，固不易也。”胡氏之论彰显出李东阳“以代定格”而独取盛唐的文学史意义。但是，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则认为：“北地李梦阳一旦崛起，侈谈复古，攻剽窃之学，诋諆先正，以劫持一世。关陇之士坎坷失职者，群起附和，以系排长沙为能事。”《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了这个说法：“东阳文章为一代大宗，自李梦阳、何景明崛起宏、正之间，倡复古学，于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才学足以笼罩一世，天下亦响然从之，茶陵之光焰几烬。”如此说，李东阳与复古派仿佛是转相代兴而势同水火。事实上，复古派的兴起与茶陵派关系尤为密切。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以弘治十五年以前为复古派蛰居“在茶陵派卵翼下”的第一阶段；以弘治十五年到正德六年是复古派运动与茶陵派脱钩和蓬勃高涨的阶段。这个过程的勾勒大体可信。但茶陵派和复古派的分化迟至正德初年政治危机之后，才彰显出来。
李东阳提倡汉魏盛唐，带有着浓厚的古学色彩，而弘德七子在茶陵派的乳汁里长大并不是什么难解的问题。弘正兴替之际，只有复古思想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复古派。李梦阳是弘治六年李东阳主持会试时录取的进士，和同榜的茶陵派中坚顾清、何孟春、汪俊等人一样，算是李东阳的弟子。其友顾磷记录弘治后期诗坛状况说：“初有无锡邵公宝、海陵储公巏等开启门户，自是关西李梦阳、河南何景明、姑苏徐祯卿、维扬朱先生，岳立宇内，发愤覃精，力绍正宗，其文刊脱近习，卓然以秦汉为法。”这里所说邵、储诸公是茶陵派的中坚，顾磷视之为为文学复古运动“开启门户”的人物。
李梦阳与这些名家的酬唱颇为融洽和密切。其《朝正唱和诗跋》回忆说：“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声、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郴李贻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廷实。其后又有丹阳都玄敬、徐昌谷，信阳何仲默，其在南都则顾华玉、朱升之其尤也，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储瓘、乔宇、何孟春等一般被视为茶陵派诗人，而边贡、徐祯卿、何景明一般被视为复古派诗人。李梦阳显然不清楚这种“派系”，把这些人共同视为“古学渐兴”的代表。其中，李梦阳与储瓘的关系尤为重要，《皇明词林人物考》卷三说：“时李梦阳、何景明等倡古文辞，执政者嫉才欲摈斥之。瓘以文章复古为国家元气，故于李、何极其扶植，得不倾陷。”李梦阳《答太仆储公见赠》则说：“淮海先生海鹤姿，年来何事鬓成丝。安危异日须公等，文雅于今是我师。”这个被尊为“文雅师”的储瓘，曾喟叹“科举行而古文废非一日矣！”因而成为文学复古运动坚定的庇护者。在弘、正兴替之际，茶陵派和复古派的分化是虚构的历史问题。李梦阳和李东阳的其他弟子一起唱和，相互影响，掀起相对于“时文”的古学复兴，在此过程中，文学的中心正逐渐从台阁转移到省署之中。
正德元年二月，李梦阳在送别徐祯卿的诗歌中“述一代文人之盛”，其诗曰：“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这首诗和写给储瓘的诗大约同期。在这里，李梦阳不仅把“宣德文体”编在“建安与黄初，叱咤皆风云，大历熙宁各有人，戛金敲玉何缤纷”的文学谱系里，把自己的导师杨一清和李东阳视为台阁体的嫡传，还勉励徐祯卿“大贤衣钵岂虚掷，应须尔辈扬其尘”，鼓励他追随前辈们的踪迹。徐祯卿是文学复古运动中与李、何鼎立的诗人。李梦阳在弘治十八年与徐祯卿的书信往来是复古运动最重要的思想文献，展现了复古文学原初的内涵与趋向。李梦阳在信中说：
昌谷足下，周易有言曰：“鸣鹤在阴，其予和之。”故人莫祥于同，莫不祥于异，故同声者应，同气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趋，何则？感于入也。昔者舜作“股肱”、“卿云”之歌，即其臣皋陶、岳牧等赓和歌，当是时一歌一和，足下以为奚为者耶？其后召康公从成王游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即王戚戚入也。足下亦观诸风乎？浏浏焉，其被草若木也。沨沨溶溶乎，草木之入风也。故其声輷礲轰砰，徐痰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与人歌善矣，必反而后和。何则？未入耳。今足下忘鹤鸣之训，舍虞周赓和之义弗之式，违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于皮陆数子，又强其所弗入。仆窃谓足下过矣。
夫诗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贵宛不贵硷，贵质不责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庄谈简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韩孟皮陆之徒为诗始连联斗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也。彼睹冠冕佩玉有不缩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耻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汉魏最近古。乡使繁巧崄靡之习，诚贵于情质宛洽，而庄设简侈浮孚意义殊无大高下，汉魏诸子不先为之邪。徐祯卿希望他们像“皮、陆”一样酬唱，却遭到李梦阳当头“棒喝”。李梦阳贬抑元白、韩孟、皮陆之徒，把舜与皋陶、成王与召康的赓和作为诗歌写作的不朽盛事，所以也把仁宣与三杨的“宣德文体”视为文学的不刊正宗。显然，弘治君臣的开明政治鼓舞着年轻诗人，他蔑视“连联斗押”、累累千言的文字游戏，希望文学能够在开明政治中成为皇帝的新装。像他对徐祯卿的勉励一样，传统士人无法释怀“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无法拒绝扮演“皋陶”、“召康”的角色，而“文章与事业”合而兼之的杨士奇和李东阳为他们的共同理想增添了切近的想象。
李梦阳这封信展现了与李东阳《麓堂诗话》相同的主题：诗歌与音乐的亲缘关系及其“宣志道和”与“感发”作用。他所谓的“鹤鸣之训”、“虞周赓和之义”和“孔子反和之旨”，至少包含两层意蕴：一是王道政治的仁义内涵；一是“同声者应”的精神感发。鹤鸣之训，“感于人也”；虞周赓和之义，“王戚戚人也”；而孔子“反而后和”，原因是“未入耳”。李东阳和李梦阳显然都会认同，感发人心的道德情感力量是诗歌的本质，但李梦阳在道德寓意和复古理想上比李东阳体会得更为深切、走得更远。
如果说，李东阳的“人声和则乐声和”里蕴涵的和谐意趣有粉饰太平的浅薄，那么，李梦阳“宣志道和”说则充满下层士大夫的道德力量和批判精神。其《林公诗序》说：“夫人动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声，声斯律，律和而应，声永而节，言弗睽志，发之以章，而后诗生焉。故诗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而未必健气，平言者未必平调，冲言者未必冲诗，隐言者未必隐情，谛情探调研思察气，以是观心，无廋人矣。故曰：诗者，人之鉴矣。”诗人的全幅生命映现在诗歌的镜子中，细绎诗中涌动的情、调、思、气，可以直击诗人鲜活的灵魂。孔子说：“吾无隐乎尔。”以为“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则据此演绎了“知言”之说，认为一切诐辞、淫辞、邪辞、遁辞，都是德性“蔽陷穷离”的表现。李梦阳细绎孔孟之言，强调“诗非徒言”，“言弗睽志”，认为离开了生命本真的言说，诗歌的魅力是不可解的。
李梦阳对古与今的区分首先是对“情质宛洽”与“繁巧睑靡”的区分，两者实质上是德性的区别。一切“巧言令色”都是对德性的背叛，文学书写当如汉魏古诗一样“情质宛洽”，返璞归真，而不是在堆砌语言的游戏中迷失生命的谛义。李梦阳和李东阳一样捍卫着诗歌“宣志道和”的艺术本原，但他以激昂的道德热忱，反对“繁巧睑靡”，提倡“情质宛洽”，把一切“诐”辞、“侈”辞和“浮”辞从写作中扫荡出去。其艺术典范的抉择同时也是一种道德抉择，这种旗帜鲜明的斗争精神是李东阳诗学里所没有的。
复古派分化出来并且取代茶陵派是正德政治变局的产儿。周之夔《弃草文集》说：“文正汲引后进，名士最多，及其门最著者李献吉，一代词家又首疏诛瑾者。”在李东阳众多“门人”里，作为弘治后期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士人，李梦阳敏锐地察觉到盛世的危机而忧心忡忡。他朝气蓬勃而洋溢着“虽然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正义感，期望在这“明君英主”的时代奋发有为。弘治十八年，孝宗征诏“谠言”，李梦阳捧读感泣，与边贡和王守仁商议后，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之弊，以语侵“贵戚骄恣”，下诏狱。最后，因为孝宗皇帝的保护，仅罚俸三月。刘大夏说：“近有旨释李梦阳，中外欢呼，圣德如天。”三月以后，孝宗病逝。弘治时期，君主是道德的楷模，内阁是事业与文学的渊薮，这种凝聚力在正德以后政治现实面前开始崩溃，“圣德如天”的境遇再也难以奢求。
正德元年冬十月，李梦阳为户部尚书韩文代拟谏书，要求法办“八虎”，“明正典刑”。正德帝亲昵近俸，游戏万机，韩文“每朝退对属吏言辄泣泪数行下”。时任户部主事的李梦阳奋然直言：“共国休戚，徒泣何益”，“比谏臣有章人，交论诸阉，下之阁矣。夫三老者，顾命臣也。闻持谏官章甚力，公诚及此时率诸大臣殊死争。阁老以诸大臣争也，持必更易力易为辞，事或可济也。”于是，韩文“密叩三老，三老许之；而倡诸大臣，诸大臣又无不踊跃喜者。”这次针对宦官的进谏是韩文、李梦阳和李东阳等“三老”的共谋。疏上。一日之间，形势屡变。次日夜，正德帝“召刘瑾等人司礼而收王岳、范荣，诏窜南京，寻杀二人于途。已又连斥刘、谢二老，顾独恳留李，而韩公辈讻讻咸拔茅散矣。”这是正德政局的拐点，被“恳留”的李东阳成为士大夫诟谇的焦点，“气节之士多非之”。而李梦阳却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
这年仲春二月，李梦阳在送别徐祯卿时还朝气蓬勃地说：“大贤衣钵岂虚掷，应须尔辈扬其尘。休令黼黻怨岑寂，要与琬琰增嶙峋。”要继承杨士奇与李东阳的衣钵，为开明盛世，锦上添花。到了初冬十月，他就不得不送走一批阁臣要员，不免感到不一样的时代里不一样的“岑寂”。其《去妇词》说：“孔雀南飞雁北翔，含颦揽涕下君堂。绣幕空留并菡菖，罗祛尚带双鸳鸯。菡蓄鸳鸯谁不羡，人生一别何由见。”庙堂绣幕里盛开的是并蒂莲子，栖息的是双宿鸳鸯。但是曲终人散，臣妾将去，不能再与君共享这人世的繁华。李梦阳在晚年写定的《凌溪先生墓志铭》里说：“时顾华玉磷、刘元瑞麟、徐昌谷祯卿，号江东三才。凌溪乃与并奋竞骋吴楚之间，歙为俊国，一时笃古之士争慕响臻，乐与之交。而执政者顾不之喜，恶抑之。北人朴耻乏黼黻，以经学自文曰：‘后生不务实，即诗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袭常，方工雕浮靡丽之词，取媚时眼，见凌溪等古文词，愈恶抑之曰：‘是卖平天冠者。’于是凡号称文学士，率不获列于清衔。”李梦阳不指名地斥责“柄文者”，显示其与李东阳的文学之路分道扬镳。李梦阳因这次进谏事件而为其文学复古运动获得令誉，而李东阳在嘉靖以来很多年的文学史里影响甚微。这种历史沉浮不仅和其文学思想与文学实绩相关，也与其道德评骘有着显然的联系。
正德二年二月，李梦阳放归田里。同月，他的好友王守仁也因上疏营救谏臣曾铣下狱，廷杖四十，既绝复苏，远谪贵州龙场。王守仁曾是李梦阳“古学复兴”的唱和者，也是其弘治十八年李梦阳上疏的谋划者之一，在贬谪以前也属于“气节之士”。他和李梦阳一样对盛世中隐藏的危机充满忧心。复古运动首先是一场道德与文化的自救运动，其根源深植于明代社会的道德危机之中。储瓘曾一针见血指出：“文章复古为国家元气。”李梦阳在《上孝宗皇帝书稿》首言“元气”问题：“元气之病者何也，所谓有其机而无其形，譬患内耗，伏未及发，自谓之安，乃病在元气。臣窃观当今士气颇似之。”“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见人张拱深揖，口呐呐不吐词，则目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圆巧而委曲，则以为善处，是以转相则效，翕然风靡，为士者，口无公是非，后进承讹，踵蔽不复知有言行之实矣。”文学复古运动的起源就是从三代汉魏的诗文里汲取振奋士气的文化因子，以拯救靡然委顿的士风。在这一点上，李开先斥责李东阳为政“诗文取絮烂者，人材取软滑者”，显然理解到了复古运动的深意。王守仁在弘治十二年的《陈言边务疏》里思考了相同的问题。他说：“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奸；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天地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两人论政口吻如出一辙，难免有互相影响的因素。其问题意识确然为同一源头上衍生出来的。唤起“无地正大刚直之气”，重建道德文化秩序是李梦阳与王守共同的历史责任，但是他们却开辟出不同的人文方向。王守仁在正德二年二月上疏后，也遭到刘瑾的敌视和打击。但是苦难是志士真正的财富，王守仁带着重建士风的问题，在龙场驿澄心进道，遍征五经，“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在随后的日子里精进不懈，成为正嘉之际乃至明代无与伦比的儒学重镇与道德楷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