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瞿秋白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35年6月18日在江西长汀公园从容就义，年仅36岁。就义前，他留下了长篇遗言——《多余的话》，其中抒发了他对爱妻的留恋之情。他说：“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秋白被捕后，杨之华一面多方奔走，设法营救，一面“悲痛欲绝，不能自持，甚至想去长汀监狱，陪着秋白一起赴难。”1936年5月10日，为了纪念瞿秋白殉难一周年，杨之华写下了《纪念我们亲爱的战友——瞿秋白同志》一文，文中她饱含深情地呼唤着瞿秋白的名字，愤怒谴责反动当局杀害瞿秋白等革命烈士的暴行。
牢中斗敌
杨之华在大革命中，协助向警予领导中共中央妇女部。1925年10月，接替向警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代部长，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当选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席。192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五届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参加了周恩来等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去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协助瞿秋白进行“反文化围剿”的斗争，同鲁迅结下友谊。1935年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任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为该会常务委员。1940年初，周恩来在莫斯科治疗手伤，回国前，同在那里养病的杨之华带着女儿独伊去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表示很想早日回国工作。周恩来亲切地宽尉她说：“华姐，不要太难过，不要太思念秋白了，这对你的身体不好，应该保重你自己的身体，你把病养好，就可以回国工作了。”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不久，组织决定杨之华带着女儿和一些同志回国，但当他们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国内正掀起反共高潮，交通封锁，去延安的路已经不通，只得暂住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招待所。
1942年9月，军阀盛世才破坏统战协议，把在新疆帮助工作的同志、住招待所的休养员、过路的同志以及家属孩子等150余人，全部拘禁起来，以后又分批投入监狱。
在这次事件中，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壮烈牺牲。杨之华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在软禁期间，利用一切机会为党工作，她还用秋白的话对大家说：“被捕在革命中是难免的，反真理的敌人不配审判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到那个时候真理要审判反真理的敌人！”她还根据白区工作的经验，常给狱中支部的同志出主意，想办法，英勇机智地同敌人作斗争。有一次，敌人阴谋搞策反，强拉一位女同志出去，她和同志们一致抵抗，不让敌人拉走。敌人很恼火，把许多同志捆绑起来拷打，她就和大家一起唱《囚徒歌》：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
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在大家的坚决斗争下，敌人害怕了，斗争取得了胜利。后来，敌人为了迫害被捕的同志，多次变换关押的监狱和地点。1943年春，敌人把妇女、孩子与男同志分成两个监狱，妇女和孩子关到西河坝。1944年秋末，妇女和孩子们又被关进了第四监狱。在这里生活条件很差，向北的小院，不见阳光，污秽不堪。吃的是一日两顿发毒而带砂泥的粗面馒头，没有菜。之华虽然身患严重肺病（肺有空洞），还是谈笑风生。敌人曾两次审讯她，每次她都愤怒斥责敌人。当敌人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时，她驳斥说：“杀人放火的是你们这些国民党匪徒，你们对中国人民犯了罪！”敌人以死恐吓她，她大义凛然地宣布：“我们从信仰共产主义那天起，早准备掉脑袋了，但是信仰永不会变！”敌人又劝诱她单独出狱，她坚定地表示：“我们无罪，一定要全部无条件释放，把我们集体送回延安！否则，我宁愿坐穿牢底，也不单独出狱。”
1945年春的一天，杨之华听说蒋经国要来“视察”监狱，她马上向党支部报告这一消息，商定对策。当蒋一进女牢，大家就集中到院子里围攻他。先由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位烈士的妻子，向他要亲人，大家都纷纷责问他，使蒋经国十分尴尬。当时，他借着在苏联时认识杨之华，想转换话题，问：“杨之华在哪里？”之华厉声说：“我在这里，你不要回避问题，必须答复，这三位同志哪里去了？我们要见他们！”蒋无话作答。接着，他又走近杨之华问道：“你怎么样呀？”之华愤怒地回说：“你看怎么样！我们这里妇女、老人、孩子、病人，被你们关起来虐待了好几年，病的病，死的死，究竟是为什么？你要回答！”蒋被问得张口结舌，只得狼狈地溜走了。
不久，敌人企图利用叛徒来动摇大家的意志。狱方通知杨之华到养病室住，但她不愿意离开大家。党支部考虑她病情严重，同意让她去养病室。但到了那里，当天就有一个姓黄的叛徒带着他的妻子对她说：“我已不是共产党员了……”，杨之华一听他就是叛徒，斥责道：“可耻叛徒，我们之间没有话可说，快滚开。”这对叛徒夫妇无计可施，只能每天监视她的行动。但杨之华却利用养病室的条件，了解外面的情况，传递消息。敌人的阴谋落了空，就又把发着高烧的杨之华捆绑起来，押回女监。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党中央再三同国民党交涉营救下，周恩来又亲自同张治中谈判后，杨之华和被关押的男女老小129人，于1946年7月获释，他们在国民党监狱里度过了3年零9个月后，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党中央的怀抱。
出狱后，杨之华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1948年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
冤狱丹心
新中国建立后，杨之华历任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副主席，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女工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常委等职。1956年曾带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女工会议。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杭州华丰造纸厂的“四清”运动还没结束，在该厂蹲点的杨之华奉命回到机关。
杨之华的后半生，毅然承担起“以秋白精神研究和宣传秋白的职责”，可就是因为她搜集瞿秋白的历史资料，回机关后开始奉命无休止地写检查，紧接着被大会揪斗，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其“罪名”是为“叛徒”瞿秋白歌功颂德。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对一大批革命干部下毒手。康生直接指挥对杨之华的迫害。他先是蒙蔽和指使政法学院的一些学生召开“声讨大叛徒瞿秋白大会”，对她进行污辱和殴打。接着又给她加上“叛徒”、“里通外国”等罪名。看管人员竟大发雷霆，大声嚷道：“什么，你不想当官做老爷！国民党！”之华气愤之极，驳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想把我推到国民党那里去是推不过去的。”不久，将她押入监狱，开始了她长达5年的苦狱生涯。同时，在“老子反动儿混蛋”理论下，无辜的孩子们受到株连，独伊的女儿晓云和她妹妹之英的女儿幼英被扫地出门，生活费也没着落。
杨之华是位外柔内刚的杰出女性，面对敌人的审讯，她写下了“一个人为革命而死无怨”的铿锵誓言，在签名时，她又改为“一个人为革命为真理死而无怨”。其含义变得更为深刻。因此，她虽严遭折磨摧残，始终正气凛然，坚持为革命为真理而斗争。她坚信远大的革命理想一定要实现，坚信真理必定战胜邪恶，坚信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为此，她一再写申诉书，声明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要求出狱继续为党工作。然而，她的申诉书全被扣压了。周总理多次指明，新疆狱中的同志没有问题，但也被置之不理。
在关押期间，每天放风一次，每次半小时，杨之华走不动路，在她的坚持要求下，改为一日两次，每次15分钟。她穿的任何东西不能系带子，连鞋带也没有，也许是怕她自尽。每月只有几元钱的生活费，她也要节省一部分交纳党费。
五年中，家中得不到杨之华的任何消息，生死不明，经过多次给周总理写信，直到1973年1月，晓云和幼英才第一次获准去探望外婆、姨姆，可这时，年已73岁的杨之华已重病缠身，被转到一个郊区的医院里。
她的病情日趋恶化，生活不能自理了，但审查还没有尽头。同年6月，她带着一个假名字（狱中代号）转到了一所专门给犯人看病的“医院”。她多次要求“保外就医”或让妹妹之英来护理，专案组都不同意。
9月，独伊获准探望妈妈。当她知道妈妈已患了骨癌，瘫痪在床，无人照料，心疼至极。此时，之华看到分别6年多的女儿，想到当年同女儿一起在新疆监狱里一道与敌人作斗争的情景，对照这些年受诬陷迫害的处境，感慨万千。当女儿给她端来一盆洗脚水时，她说：“啊，多舒服呀！我已经有多少日子没有洗澡了”。“我有五年没用梳子梳头了，他们把梳子也没收了，我只好用手指拢头发。”此时，独伊要求到病房护理妈妈，专案组不准，只允许10天探望一次。独伊要求让妈妈去别的医院检查病情，也遭拒绝。
残冬时节，之华病情恶化，临终前三天，专案组宣布对她“解除监护”，转到北大医院。这时，她才有了自己的名字，之英也可去探望姐姐了。
临终前一天，之华全身疼痛，吃药打针全然不起作用。12月19日，胡愈之和沈兹九夫妇来探望她。当专案组人员在场时，她强打起精神说：“我的问题，相信党一定会替我解决的。”这天，王蕴如接到独伊“可以探望之华”的通知，也赶到医院探望。
杨之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一次又一次地提起瞿秋白的挚友鲁迅，提起白区时期的斗争生活，并深深表达对秋白的思念和真情。她还作了3首诗，一首怀念鲁迅，一首纪念白区的生活，一首纪念在新疆狱中的斗争。可惜当时无纸无笔，无法记录下来。她留给独伊最后的话是：“我和独伊是母女加同志”，“独伊，你和小女（晓云）要永远乐观！永远跟着党干革命，要迎接更大的考验！”12月20日凌晨3点，之华含冤去世，终生73岁。
杨之华一生，对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坚持不渝，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伴侣忠贞不渝，巍巍丰碑，光照后人。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田景昆、郑晓燕、徐玉珍等：《中国妇女领袖传·杨之华》，海洋出版社。
（2）方全林：《瞿秋白：学者兼革命家》，上海教育出版社。
无愧“东方女飞将”——秋瑾女王灿芝
王灿芝（1901~1967），名桂芳，字灿芝，清民主革命家秋瑾的女儿。曾任“竞雄女校”校长，后负芨赴美，学习航空专业，我国第一位留学外国学习飞机制造的女航空家，我国首批女飞行员，第一位航空女教官。1951年去港，1953年入台湾。终年67岁。1926年辑《秋侠遗诗》并出版。著有《秋瑾革命传》等。
王灿芝7岁时，母亲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9岁时，又失去了父亲王廷钧。灿芝自幼聪颖，性格坚毅，刻苦读书。15岁时，即学文有成，文章写得很好，又极爱书法。其书笔势奔放，毫无闺秀纤弱之气。她特别喜欢武术，曾拜名师学习太极、形意、八卦诸拳，以及青萍剑，功力很深。郑逸梅先生在《秋瑾女儿王灿芝》一文中记载了上海的一次雅集：“灿芝翩然莅止，容态娴雅，但眉宇间有英气”，众人请灿芝舞剑，一时找不到剑器，便借了一支手杖替代，她腾挪上下，左右回旋，正如古人所言：“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舞完后，她脸不改色心不跳，气不喘汗不出，令人叹服。
王灿芝继承了母亲任侠尚义的性格，豪侠慷慨，别号“小侠”，后为继承母亲遗志更姓秋。她常书其母诗句“为人须作人中雄”自励。仗义行侠，急人之急，友人姜容樵创办尚武进德会，数月后负债累累，她悉后，变卖了母亲留给她的珍贵玉镯，为其还债。
王灿芝中学毕业后，再赴上海求学，1925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1927年，她应母亲挚友徐寄尘女士之邀，出任孙中山纪念其母所命名的“竞雄女校”校长，诸事亲躬，誉满一时。
翌年，王灿芝负笈赴美，远渡重洋，入美国纽学大学航空专科，学习飞机制造及航空学。就学期间，以“俾他日贡献祖国，亦令西人知吾国女子犹能如此，可见男子想更英勇，庶可稍减其轻蔑之心”的心愿，用顽强的精神系统学习飞机工程、驾驶学、航空教育、无线电等课程，并常到寇狄斯等著名飞机公司参观学习。学习成绩突出，美国人赞其为“东方女飞将”。1930年5月，她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回国，成为我国航空史上首批女飞行员。当时，上海《申报》曾报道说：“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家、秋瑾烈士之女王桂芳女士，业已学成回国，由美国抵上海。”当时中国不允许女子开飞机，她改行后，先后在国民政府航空署教育科、军政部下属的航空学校任教授及编译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灿芝深感东北同胞受敌机轰炸之苦，欲再次赴美研究空战之奥，以图报效民族大业。此时，她的一位老师劝阻她说：“年逾花信，尚未成家，非远涉重洋之时，乃劝以俟终身有托，再谋国是”。她接受了老师的这一劝告，遂于1933年与广东黄公柱（汉阳兵工厂厂长）缔结良缘。婚后，夫妻志同道合，长期居在上海。新中国建立初，在上海财税局工作。一边效力社会，一边搜寻秋瑾烈士的诗文，编订遗集。
有一首《自况》诗传世，充分反映了其忧国忧民的心声：
涸迹尘寰若许年，壮怀每欲着先鞭。
只因浊世无慧眼，且把澄醪问青天。
救国但凭忠义胆，思亲废读寥蔑篇。
平生历尽秋云态，音愈嶙响志愈坚。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秋瑾研究会：《秋瑾史集·王灿芝小传》，华文出版社。
（2）孟繁科：《中国妇女之最》，中国旅游出版社。
（3）时影：《民国名媛》，团结出版社。
仗义毁家爱国情——抗日英雄沈佩兰
沈佩兰（1903~1954），小名赛娥，清绍兴府萧山县云石乡沈村人，终生以教书为业，是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女子。
沈佩兰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一直在家乡办学。佩兰幼承父教，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且知书达理，18岁那年嫁到朱村桥乡塘坞村。村里文盲居多，她继承父业，在家开私塾3年，免费招收贫苦家庭的孩子20多人就读。后受聘至姜家坞执教1年，并至孝丰为家塾教师2年。1934年，塘坞创办了小学，她回到村中任义务教师。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妄图亡我国家，灭我种族，疯狂地向我国发动全面进攻，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