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绿遗落
人都是好矛盾，好渺小的动物，在万丈红尘中，颠簸流离却终究看不清什么是淡漠，什么是在意，连一如张爱玲这般脱俗的人，亦是如此。
当父亲过世的时候，她曾徘徊在街头，只为寻找父亲带她吃过的小腊肠面包。看着涌动的人群，她才恍然知道，自己早已经原谅了他，原来自己还是爱他的。时间匆匆而过，失去的终究失去了，不管你如何懊悔，它都不会重新来过。这也是人的悲哀之处，花谢总还有红染枝头的时候，日沉终还会有艳阳高照的那天，然而，人生匆匆数十载，转眼流逝，逝去了便永不会再来。别说今生来世，那只不过是文人墨者的自我安慰，不要说因果轮回，我们试图伸出了手，只是摸不到所谓的因果，抓不到所谓的轮回，有的只是那孤单的落寞，与茫然的悲哀。
或者人生本身就是悲哀的演唱，在空寥的舞台上，风声是伴奏，雨儿是观众，在风起云动中，我们摆脱不了灵魂孤单的宿命。就算张爱玲置身世俗之外，依旧有着七情六欲，有着人性的悲欢离合。她的小说中充满着墨绿色的影子，那是她的一种思念和牵挂，她习惯遥望着墨绿的颜色，就像习惯空气在冬季里的清凉，在夏日中燥热一样，她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天，墨绿淡落，一去不返。
1957年秋，一封加急电报来自伦敦——母亲病危，马上要做手术。狂烈的风扫过繁花的枝头，一片凌乱，张爱玲在散落中摇摇欲坠，脸色比残花还要苍白，呼吸比落叶还要微弱，她完全被打晕了，她知道这个电报与其说是通知，还不如说是要求，母亲是要见她最后一面啊。可是看着口袋里的钞票，张爱玲再一次明白了金钱所代表的意义。在现实的社会里，没有人会为你没钱付出的惨烈买单，你只能默默承受，是撕心裂肺的痛，是无助尴尬的惨烈。当尖锐的刀划过心脏，开始是点点的麻木，而后是长久的疼痛。张爱玲去不了伦敦，因为她买不起一张飞机票。
人们都说追求物质享受的人是疯子，追求精神饱满的人是痴者。它们像两条不交接的河流，各自在不同的轨道奔腾着，然而它毕竟是人体中并存的东西。张爱玲是疯子，因为她爱钱，张爱玲是痴者，因为她追求精神饱满。而现实面前，她既不能完全做个疯子，亦不能一痴到底，所以她是痛苦的。她一生飘零挣扎，风光过，落魄过，静静仰望一波墨绿的湖水，她守护于心。未想生命无常，她还是在这样不堪的情况下，遗落墨绿的清香。
黄逸梵手术后不久便与世长辞了，她留给张爱玲的是一只箱子，从遥远的伦敦漂洋过海，送到她面前。张爱玲跌坐在地毯上，夕阳的阳光从窗子斜射进来，静静拥抱住她的感伤和悲痛。她喘息着，手指颤抖，慢慢伸出来，还是打开了箱子，是满满的古董，遗物和一些照片。母亲的微笑温柔而雅致，像春季的风，有着醉人的清香。张爱玲嘴唇抽搐着，眼睛张得大大的，接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蔓延过来，一颗晶莹的泪珠滴落在苍白的脸颊上，滴落在母亲的微笑上。那一刻，张爱玲只感觉到刻骨的刺痛和遗憾。
这遗憾是一辈子都无法淡漠掉的了，就像母亲极其孤苦的一生一样。她自小无父无母，被大娘带大，小心奉承，生怕出一点的错；后来，她结婚了，没想到嫁的又是那样败落的子弟；与孪生弟弟分了家产，得到一些古董，便漂洋过海，想追寻新的生活，新的开始。然而命运不及，她虽痛恨小脚，却用小脚走过了半个地球，她虽信赖爱情，却终被爱情丢弃，珍珠港不但给世界一个大的炸弹，也打落了黄逸梵情人的生命之火，打落了黄逸梵的希望和快乐。她曾做过尼赫鲁姐姐的秘书，在马来亚侨校教过书，在英国最落魄的时候做过工厂的制皮包女工。她的生活已如此艰辛，还是给张爱玲留下了一箱子古董，那里究竟隐藏了多少的心血，多少的眼泪，多少的沧桑和无奈。
人的一生真的好可悲，忙忙碌碌中，我们不知道究竟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最终又可以得到什么。我们就像大海里漂泊的枯木，随着浪花起起伏伏，没有依，没有靠，只能任由命运的巨手来戏弄。这是人类的悲哀，还是人类本身就很渺小，根本担负不起“掌握”二字，只能在卑微中去做反抗，就像下雨时我们会打伞一样，低头看着湿了的鞋子苦笑。水色不单单会湿了鞋子，还会潮湿了心，那里被现实挤压太久，满满的沉重和苦涩，很多人会选择漠视，因为打开了会更痛，更无助。
1958年10月中旬，由胡适作保，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亨顿·哈特福基金会为期半年的居住资格，那里可以俯览整个浩瀚的太平洋。张爱玲不喜欢社交，但是她骨子里就是都市人，她始终愿意生活在城市里，就像那句古话所说“大隐隐于市”，枕着城市的喧哗声入睡，她会安静，安全。
半年期满后，他们再次搬迁，这次他们来到了旧金山，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风中都带着清淡的海鲜味，张爱玲喜欢这里，并计划写一部关于以西安事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名为《少帅》。她想去台湾收集材料，最好能采访少帅张学良本人，她还想去香港探望宋淇，追寻更理想的写作题目。她渴望成功，渴望风光，被万人仰视。她23岁就出名，她喜欢那样的生活。那样亮丽洒脱的生活里，不会有因为一张飞机票而造成无法见母亲最后一面的遗憾，不会有赖雅背痛而不能送到医院的尴尬。钱不是万能的，但连起码健康的生活都保证不了，那么她只能说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了。
1960年7月，张爱玲在赖雅和他的好友培根的见证下，正式取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这年，她满40岁，一个成熟的女人，举手投足之间都是一道绚丽的风景。而这一年炎樱结婚了，嫁的不错，年初来信说要去日本，经过旧金山会来探望她。张爱玲盼望了好久，结果炎樱爽约了。直到1961年3月，她们才见了，而那一次又是她们之间最后一次卷席长谈。
她们见面的情景，从张爱玲早已完成却迁延不肯发表的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大约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恩娟是炎樱的投影，赵珏是张爱玲的化身，书中写道，她们从小到大是密友，然而如今贫富悬殊，恩娟对赵珏的说话总有一种敷衍的态度，似乎不信任。张爱玲在小说里愤愤地发出“人穷了就随便说句话都要找铺保”的感叹，一针见血，犀利地写出了俗世中最丑陋的一面。
人生就是被一串的偶然和必然组成着，偶然的一次见面，成了终身的好友，而必然的距离，又叫人轻轻转身，往自己的方向奔赴，没有停留，没有徘徊。人都是自私而真实的动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生活。朋友，亲人，都是生活的点缀，最终都会失去。
在张爱玲的一生中，她的失去似乎比别人来得都多。从小带着显赫的贵族头衔，却从来没有感觉过家庭的温暖。长大了，真心地爱上了一个人，结果最后在不堪中结束，被冠上汉奸的帽子和其评说的“心毒手辣”。到了美国，本来想找个依靠的肩膀，结果成了拐杖，失去了自己呼吸的权力。她一生奔波忙碌，为着自己，也为着别人，冷血在这里成了生存的一种武器，谁都不能说错了，只能说在这个凡尘俗世中，无奈是我们的悲哀。
张爱玲把小说寄给了夏志清，但又嘱托他不要着急发表，这一搁便成了遗作。张爱玲的小说太多是依据真实生活而升华的，她自己的，朋友的，家人的，亲戚的，看到的，听到的，她都收集到里面，并且在《自己的文章》里声明要表现真实的人生。然而许多人都认为，张爱玲是浪漫的，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写着最凄厉的情感，最丑陋的人性，却又在点滴间，不经意写着人间的温暖。像夕阳中，一个为生活忙碌而一身单薄的男子，骑着单车，带着母亲，行驶在幽静的街巷间，轻轻的，暖暖的，带着叫人会心想笑的清雅。
张爱玲的小说和她的人一样充满着矛盾和绮丽，是凡尘俗世中飘渺的烟雾，一丝一缕，带着雨意的轻灵。风吹过，带起她的衣襟，阳光照射，轻轻漫步，折射七彩的光环，醉人而耐人寻味。
而这次与炎樱的见面显然给了张爱玲很大的刺激，使她终于下定了回香港的决心，她要回去找自己丢失的威风，重振山河。
张爱玲的这一决定使赖雅大为吃惊和不安。赖雅老矣，他每天看见一个别致而又有才华的中国女人在身边忙碌着，便逐渐成为他最大的安慰。这种稳定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了，多少年的漂泊生活他也疲倦了，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只是看着他心上的人儿，看着他崇敬了一生的文学书卷，余生足矣。
在这种沮丧的情绪里，赖雅大病一场，整个身体都刺痛不已，辗转难眠。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死亡一样的重击，心脏被重创，身体在发抖，闭上眼，有如长眠，不再醒来。”
张爱玲十分内疚和为难，彻夜守护和照料着赖雅。赖雅虽然难过，但不想拖累张爱玲，亦不想她失去自己的梦想，于是写信给女儿霏丝。几天后，霏丝回信，说赖雅可以住到华盛顿她家附近，这总算安了张爱玲的心，她可以大胆地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生活窘迫
有人说，祖国就是一个人的家，不管你曾经对它多么失望，不管你在外飘荡多少年，甚至无知地入驻了别的国籍，但家终究是家，它从不曾将你抛弃，将你拒之门外。
10月，张爱玲离开旧金山，飞往台湾。终于回到了她阔别六年的祖国怀抱里， 那是张爱玲第一次去台湾，触目的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同宗，真是恍然如梦。
张爱玲此次来是她从前在香港美新处做翻译时的老上司——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的安排。他将张爱玲接至自己在台北阳明山公园附近的大别墅中，香车豪宅，仆从如云，张爱玲再一次被贫富悬殊这个敏感的东西刺激到了。夜色中，凭窗远眺，月明如水，原来有钱人的生活这般惬意。当他们对酒高歌的时候，绝对看不到黑暗小巷里，有人为一块馒头而大打出手。而如今自己身在富贵场所，就要抓紧一切机会，找到永久留下的那个位子。
每个人生来骨子里就带有欲望，渴望成功，渴望名利，渴望被万人仰望和重视，这并没有错，只要你追求的方式合情合法就好。但是，这个世界亦有它可笑的地方，就是你得来的东西不合情合法，但你已经站在了高高的顶端，盲目的人还是会仰视你，甚至卑躬屈膝。然而当法理难容，你从高处滑落，那曾经给你提鞋的人，已经狠狠一脚踏在你的背脊上，发泄了以往被你压抑的苦楚。可悲吗？不是！可笑吗？亦不是！其实人生就是一个疯狂的舞台，什么疯狂离奇的事都会发生，只要你能站稳脚跟，在心里隐藏一朵圣洁的花，那么你绝不会是这个先卑躬屈膝后扬眉吐气的人，不会是这个在高处恣意挥霍，跌倒后被人唾弃的人。
次日正午，麦卡锡又在国际戏院对面的大东圆酒楼设宴，为张爱玲接风，陪客有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王祯和等，都是文坛上声名鹊起的名人，他们都很喜欢张爱玲。
在台湾短短的几日，张爱玲游览得比较开心。然而命运就是那么一个爱戏弄人的小孩子，你开心的时候，他会制造点小麻烦，叫你忘却了微笑。你越害怕的时候，他就越会戏弄你，偏偏叫你遇到怕的事情。张爱玲刚离开台北，便听到了对她来说万分为难的消息，赖雅又一次中风了。
像一阵冰冷的风吹过心头，张爱玲几乎没有被人发现地叹了口气。生活的窘困从美国坐飞机一直追到了台湾，就像当头一棒，明确提醒着张爱玲，就算她在华人界里受到热烈欢迎，也摆脱不了美国的潦倒和落魄。她就是灰姑娘，十二点钟响，便被打回原形。
赖雅病重了。张爱玲明白，这是赖雅在呼唤她，在这么多年朝夕相处中，他已经习惯依赖她了，她就是他的拐杖，拐杖没了，他又如何能站立，虽然他才是该保护女人，该顶天立地的男人。
张爱玲与麦卡锡通完电话，就连夜赶回台北。一路的奔波已使张爱玲本来就疲倦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心中的担忧，张爱玲在一夜之间便老去了几岁。
到了台北，听到麦卡锡的介绍，张爱玲才搞清楚了赖雅的病情。原来他在去华盛顿的途中便病倒了，还是他的女儿霏丝赶去，将他接到了华盛顿附近的医院里治疗。霏丝将这一消息很快就通知给了麦卡锡。
张爱玲听了神情黯然。摆在她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回去，安心地照顾赖雅，做回潦落的自己，还有一条，就是留下，抓住机会，寻找成功，待有了资本再回去，那起码能担负起了医药费。思索着看看口袋里的钱，连角票都算上，还只够买到加州的飞机票。那么以后呢，漫长的康复治疗期怎么办呢？她回去了，能够改变什么吗？何况她这次回来不是白跑了？张爱玲沉默了良久，还是对麦卡锡说，她暂时不能回去，她要到香港去，她必须在那里找到更多的剧本来写，以赚来较多的稿酬应付他们的需要。
麦卡锡看着张爱玲哀苦却坚定的眼神，沉默地点点头。在那一刻没有人能说张爱玲冷酷，只能说她是用理智屈驾生活的人。在这个繁华尘世里，有人用理智左右人生，有人用欲望戏弄命运，有人用情感掌握因果，然而凡尘变化，我们不能事事如愿，但起码能做到无愧于心。
张爱玲去了香港，在那里她呆了5个月，就像杏花开在枝头，虽似美好却依旧得不到上天的垂怜。雨意点点，凄风索索，那是失望和心力交瘁的5个月。这5个月里，她租了一间再小不过的公寓房。靠好朋友宋淇帮忙，张爱玲接到了撰写一部电影剧本的活计——《红楼梦》。那是张爱玲钟爱的小说，如今要用来赚钱，她只能给予一丝苦笑。
这个剧本只有写完才能拿到稿酬，为此张爱玲日夜兼程，想尽快赶出来，并把自己的生活压缩得十分拮据，就连买一双较大的拖鞋也要等到圣诞节降价的时候才能买。
苦涩的酸水像漾满缸的水，控制不住地往外宣泄。张爱玲无助地走到窗边，她好累好累，她真想就这样停止下来，天塌也好，地陷也好，她什么都不管了，就这样安静地待着。抬起头，透过黑蒙蒙的夜空，张爱玲好像看到了大西洋彼岸与她同样才华横溢却命运不济的大剧作家，他年老体衰，正等着她回去照顾。
可谁又能照顾她呢？她在香港，为了明天的生活来源愁断心肠。由于连夜改写剧本，张爱玲的眼睛也开始流血，她透过不断渗出血水的眼睛看着香港夜空中的星星和月亮，血水融进了夜空，染红了星星，染红了月亮，点点血色，丝丝凄苦，张爱玲的灵魂孤独地飘荡在其中，起起落落，无依无靠。
2月初，《红楼梦》上下集剧本终于完成，她忙不歇地将剧本交给宋淇，然而宋淇却说他自己也做不了主，因为对《红楼梦》太熟悉了，评论时难免主观，要给老板们看过才能定下来。这样一来，张爱玲必须要再等些日子，宋淇为了不让她白等，建议她写下一个剧本，可以多得八百美元，相当于他们在旧金山四个月的生活费，张爱玲只能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