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戒傲戒狂，谦虚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所谓困境，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我们被束住羽翅、捆住手脚，难以自由伸展，甚至危险重重却又无计可施、无可奈何的处境。
古话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其实困境也是一样。要想不入困境，让自己永远在顺境中，永远自由自在，平安顺畅，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预防，不让自己落入困境，这才是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
有很多困境和危险都是因为太骄傲、太狂妄造成的。纵观历史，那些惹祸上身的人大多如此，而横观身边，又有几个身陷困境的人不是呢？曾国藩很明白这样的道理，也看多了这样的事情。不说别人，就说左宗棠，要不是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又何至于狂妄到要一个四品总兵非向他一个师爷行礼呢？殊不知这一狂，差一点就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甚至差一点丢了性命。
曾国藩行事一向稳慎，为人也谦逊低调，所以在这方面，从来没有惹过灾祸，没有让自己被狂傲所困。这对于声名显隆、位高权重的当权者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后人似乎都只重视他为官、处世、治家方面的大成就，对于他本身的能力关注甚少，实际上曾国藩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但他一生从未以此为资，炫耀过半分。也从来不曾因此而自诩自傲过。很多时候都是隐而不露，藏而不显的。
曾国藩在京师师从理学巨擘唐鉴和倭仁，这二人都是有名的理学家，研究古文、精通训诂，是桐城派之后自成一家的文学家。曾国藩从他们那里不仅学到了文章学问，更学会了自律自强和静心忘我，不仅学业精进，而修身功夫更是一流。因而当年就已经名满京城，极受尊崇。
曾国藩还特别擅长楹联，还开创了楹联新风，尤以挽联着称，是楹联高手。在京城时他也以写挽联闻名。他的挽联不仅工整有韵，而且对人物的评价精当，非常有名。当时湖南同乡中传说，凡有同乡亡故，江忠源必定帮忙扶丧，曾国藩必送挽联以祭。在曾国藩文集中，收录的挽联之多、之精，都是当时无人可比的。
曾国藩早年研究理学，以文章学问着称当时，但后期带兵之后，他又从头学起，精研兵法，并且在多年的实践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对于带兵、用兵、领兵、练兵、治兵，都深有领悟，并且他的治兵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比如蔡锷当年，练兵治兵全从曾胡而来，蔡锷深入研究了曾国藩和胡林翼的兵法，专门编写了一本《曾胡治兵语录》作为自己练兵的基础。毛泽东当年带红军，亦将曾国藩带兵的精华融入其中，连着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从曾国藩给湘军所作的《爱民歌》而来。可见曾国藩军事思想影响之深。
曾国藩还是书法高手。他与“清代第一”的书法家何绍基交往笃厚，相互切磋，精进迅猛。
他嗜好围棋，棋术高超，而且终生爱棋、下棋，即便兵事危急，也经年不辍。临终前还围棋三局。他的棋艺也非常高妙，少有对手，堪称一流国手。
他对于相人知人，研究颇深，写过《冰鉴》一书，被奉为识人圭臬。
可以说，从人才的角度来看，曾国藩是一个文武全才。而且不论他所具备的什么样的专长和才艺，都能笑傲当时，堪称大家。这些在别人身上或许就是骄傲的资本，就能追名逐利、借以上位，但曾国藩没有，他从来没有因此而狂妄过、骄傲过。他将一切学养情趣都用到了凝聚人心以赴国难的方向上。他的所有才能、专长都潜藏了起来，从不用这些东西去表现自己争名争利，或换取别人的承认、追崇。他说：“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他把他的这些才艺和智慧，全部用到了该用的地方。他的文采、书法用在了奏折、公函、命令上，他的兵法用在了对付太平军上，他的识人用人的这一套高深的相术，他把它用在了为湘军、为国家挑选人才上。
但是，他自己不显摆，并不标志着别人不知道。在当时，曾国藩可能不曾因为文章、诗词或是其他的才能成名，而是以他的无人可比的事功扬名天下。但是，《曾文正公全集》中那些闪耀着智慧和才华的诗句，那些一字千钧的奏折，那些激荡人心的檄文，都为世人所敬仰和尊崇。
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但行事为人十分谦虚，后人评价为一种“谦德”，是真正的大智若愚。正是这种谦虚待人、静以处事的大智能，为他免却了许多危难和困境。
曾国藩很早就明白“傲为凶德”，因此力戒自己的傲气，从来不逞口舌之利。而且每当自己稍有傲气时也会及时反省，及时改正。比如他初到京城时，也会与人争辩，一争高低，“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更好夸夸其谈，以抬高自己。但后来他意识到这样不好，因傲气凌人、言语尖刻而导致多处不顺遂，从而非常重视去除身上的傲气，只以谦逊示人，因而赢得了极好的人缘。
按照清朝的制度，四品以下的官员坐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可以坐八人抬的绿呢轿，而曾国藩一直升到二品官都依然坐着蓝呢轿，这样的谦虚让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和信任。毫无疑问，一个谦虚低调的人是更容易被人接纳、被人喜欢的，这样无形之中减少了很多同僚的嫉妒，上司的打压，小人的陷害，为自己避开了许多的危险，避免了许多的危难。
他在家书中也一再提到谦虚谨慎的重要性，一再提醒兄弟们要以谦虚谨慎为重。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所以他对兄弟们严格要求，不允许其因自身的显赫地位而怀有傲气，做到恭谨处世，稳妥为人，才能福泽绵长，家运长久。
攻克天京之后，天下第一大功被他们兄弟夺得，慈禧太后为笼络曾国藩，下令优奖，不仅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巡抚、提督以下均归节制，授协办大学士，并加太子少保衔，全权指挥平定太平天国大计，而其弟曾国荃赏头品顶戴，升为浙江按察使，赏穿黄马褂。但是，曾国藩接到任命封赏谕旨时，不喜反忧。他担心的是“功高震主”“兔死狗烹”，如果不懂得“自概”，很可能被朝廷来“概”，那样的话，危险就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他们根本无能避开，很有可能是像肃顺、像怡亲王、像顾命八大臣那样横尸街头，满门抄斩！曾国藩想想都觉得害怕，于是不等皇帝来“概”，他先“自概”，不仅请辞“节制四省”，又以退为进，劝第一个打进天京城、攻下天京的弟弟曾国荃以病开缺回乡，随后又主动请奏裁撤湘军，自剪羽翼，终于消除了朝廷最大的担心，也使自己避开了极有可能无力避开的一场导致家破人亡的大祸！
真正聪明的人，总会在危机到来之前就避开危机，在陷入困境前就想方设法破解困局。曾国藩看惯了世事的复杂多变，历尽了官场的险象环生，要在波诡云谲中保全自己，只能无时无刻不小心翼翼，对任何事情都慎之又慎。否则，极有可能被有野心耍权谋的人拖入旋涡之中，无法自拔。这样才能远离祸患，永葆平安。
2.未雨绸缪，才能远离困境和祸患
最能体现曾国藩能够防患于未然、在祸患到来之前预先想方避开祸端的，莫过于他擅作主张，诛杀太平天国优秀大将忠王李秀成一事。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天京，李秀成于当夜率千余名将士，护卫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处突围，并把胯下好马让给刚刚继位的十六岁的幼天王，自己拼死力往外冲荡。湘军壕垒层层，突围时君臣相失，夜里厮杀，最终相互走散。天明时分，人困马乏的李秀成潜到城郊一处破庙中暂避时，被当地农民发现，而缚送清营。威震天下、与湘军大战十年之久的一代猛将李秀成就这样落入曾国藩手中。
曾国荃听说忠王李秀成押到，又喜又怒。喜的是终于抓住这位太平军最重要军事统领，怒的是这么多年来湘军数万人命丧此人之手，甚至自己的兄弟曾国华之死也是拜这位忠王之赐，曾国荃情难自抑，忍不住手持尖刀，割下浑身捆绑铁链的李秀成肩头的一块肉来，顿时鲜血淋漓，李秀成一声不吭。曾国荃还不解恨，又用刀在其身上乱捅。李秀成面不改色，反倒笑话曾国荃：“曾老九，打仗各为其主，你这样做又是何必呢？”
这话让曾国荃失了兴趣，于是令人特制一木囚牢，把李秀成死死关在其中。
五天后，曾国藩赶至天京，亲自审讯李秀成。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不仅不让他坐笼子，还给予了他应有的尊重，绝不似曾国荃的粗暴。他几次面讯李秀成，都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副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秀成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
曾国藩的攻心策略果然收到了效果，李秀成自愿书写供词。7月29日，李秀成在木笼中开始写自述式的供词，详细回顾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详情、“天京事变”前后的过程、太平军六解天京之围的情况，还叙述了自己带兵在上海等地与清军交战的情况；同时为太平天国的军政民政政策和制度作辩解；详细分析了太平天国的成功“十要”和失败“十误”，最后表达他自己要为曾国藩收服太平军余部的愿望。
洋洋七万字，李秀成只用了九天时间，平均每天七千多字的速度，这对于一个只读过三年私塾的人来说，相当不容易。曾国藩也感叹其记忆力超人、才华出众、处事精明、用兵神妙、忠心耿耿等方面，都是世所罕见的，一时也生过爱才惜才之心。但曾国藩看到他的供词后，心中却害怕到了极点。因为李秀成在供词中所述与曾国荃所汇报的有很多不同，与自己上奏给朝廷的也有诸多对不上口的地方。
如李秀成供述中称：“天京城里有圣库一座，系天王的私藏，另王长兄、次兄各有宝库一座，传说里面有稀世珍宝，但我未见过。”本来天京未破之前，人们就在传说金陵被“长毛”建成了一个小天堂，里面金银如海，财货如山。因此引起了许多人垂涎，很多人想夺攻城首功，也是为了这如山如海的财货。如今破城的是曾国荃的湘军，却报告说根本没有财货，这与李秀成所供完全不相符。这要是朝廷追问下来，或是哪个朝臣不服，提出来追查，都会惹来大祸，这可绝不能让李秀成说出去，曾国藩提笔删除了这句。
对于自己的被俘，李秀成供词说：“心有私忌，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是以被两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而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报捷折里写的是：“伪忠王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萧孚泗亲自搜出。”倘若李秀成这几句供词让朝廷知道了，不仅萧孚泗的功劳没有了，自己也犯了欺骗朝廷、贪功为己的大罪！曾国藩将“是以被两个奸民获拿”九个字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最让曾国藩惊心的是，李秀成竟然供说：“罪将谢中堂大人不杀厚恩，愿招集大江南北数十万旧部归中堂统率，为光复我汉家河山效力。”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怎么可能让朝廷知道？本来朝廷面对强大的湘军就已经防之不及，哪还受得了再加上太平军的数十万大军？曾国藩用剪刀狠狠地剪下来，放在灯火上烧了。
曾国藩仔细研究了李秀成的自述，凡对李秀成供述中不合适的句子或段落，全数删除或修改，达五千字之多。包括李秀成自述中对他曾氏兄弟的“赞许”之词，如说曾国藩“久悉中堂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瑶”，“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自叹“一身屈错，未遇明良”等；对于李秀成描述战争细节时显现湘军无能的句子以及李秀成总结太平天国教训的“天朝十误”及李秀成自述中讲自己被捕过程的事实完全删改，由村民出卖改为由湘军逮捕，又把洪天王“病死”改为“服毒身亡”，其根本目的，就是想与此前自己上奏的事实相吻合，不落人口实，授人以柄，不让自己陷入被动。
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决心要杀掉李秀成了。绝不能献俘，让李秀成进京。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及早将他就地正法，以便灭口。李秀成的供词中已有许多不能为朝廷所知的内容，如果押他进京面圣，不知道还会说出多少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甚至湘军不利的供状来，那岂不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把自己送入困境吗？
于是，曾国藩上奏朝廷，说了一堆要将李秀成就地正法的理由：
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即洋人戈登、雅妥玛等来贺者，亦以忠逆解京为快。臣窃以为圣朝天威，灭此小丑，除僭号之洪秀全外，其余皆可不必献俘，陈玉成、石达开既有成例可援。且自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恕，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翻恐逃显戮而贻巨患。臣与臣弟国荃熟商，意见相同。又李逆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匿民房，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而杀之，投诸水中，若代李逆发私愤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长跪请安。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既决计就地正法，以绝后患，遂于初六日行刑。其洪仁达一犯，系洪秀全之胞兄，与其长兄洪仁发，皆暴虐恣横，多行不义，为李秀成所深恨，且如醉如疾，口称天父不绝，无供可录，因其抱病甚重，已于初四日先处死矣。
八月七日，不等朝廷颁旨，曾国藩匆匆在李秀成写完自供的当晚，就把李秀成押赴刑场斩首。
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将他处死。李秀成到死也没有失却大将风度，而是怡然曰：“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虽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是写了十首半文半白的绝命词。曾国藩下令：“免凌迟。其首传示各省，而棺殓其躯，亦幸矣。”没有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
曾国藩之所以要急匆匆地不等朝廷下令就擅杀李秀成，来了个“先斩后奏”，正是他一贯的小心谨慎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