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雅不孤独，
孤独的是那个正渐渐消失在远方的背影，
还有他无法停止的脚步。
6月11日早上起来，发现脚已经水肿得不能穿鞋。
上午去看医生，医生说可能是冻伤，也可能是别的伤，不好确诊。陈总让我在于田休养一段时间，等脚好了再走，住他们的宿舍，还管吃。
我的情况也没有办法再走，就只好在于田住下。
我不知道会在于田住多久，也不知道治脚会花多少钱，我卡上仅剩几百块。我想起了库而勒人，因为他承诺送我回邦达错，所以我才送他出羌塘，但是他没有履行诺言。那我送他出去后，返回界山达坂所花的三百块钱的车费，他是不是理所当然应该还给我？
于是我发短信给库尔勒人，告诉他我是谁谁谁，我现在有困难，不求他帮我，只希望他把我坐车返回界山达坂的三百块钱车费还给我。
我把我的姓名、银行卡号也一起发了过去。当然，我的态度还是很客气，口气也是很委婉。接连发了三个短信，都如石沉大海。
第三天，我终于忍不住打电话过去，没接。过了很久，他忽然把电话打了过来，一副恍然大悟的口气，客套地寒暄了几句后，说他在医院，晚点儿打给我，只字没提钱的事。
后来，我们就再也没联系，他更没有主动提那三百块钱。一个礼拜后，脚伤已经好得差不多，我准备回四川。
我又想起了库尔勒人，因为我要去库尔勒坐火车。
我想让库尔勒人提前帮我买一张从库尔勒到宝鸡的火车卧铺票，等我赶到库尔勒再买，肯定买不到座位。
我也多了个心眼，我想如果他帮我买了火车票，他一定不好意思跟我要钱，一张卧铺，二百九十多，也就正好以此抵那三百块钱车费。
这回他接了电话，我说让他帮我买张库尔勒到宝鸡的卧铺，他说没问题。没过几分钟，他打电话过来说：买火车票需要身份证。
这个我比他更清楚，但是，凭身份证复印件也能买到火车票。在很多代售点，仅凭身份证号码都可以买到。
我给他说我传真身份证复印件过去，他坚持说必须要用原件。
我最后还是把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发给了他，如果他有心，就一定能买到火车票，比如网上购票。
当然，指望库尔勒人买票肯定是空想。于田上网诸多不便，几次网上购票失败后，心一横，干脆到了库存尔勒再买，大不了买张无座票。
回家的路似乎非常不顺。
银行卡早已见底，口袋里装着五百块现金，我盘算着如何用这500块钱回家。
于田到库尔勒，坐大巴210块；库尔勒到宝鸡，火车硬座大概160块，这是便宜的那趟车，贵的就硬座也要300来块；从宝鸡到家，大概80块。合计450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还能剩下50块，路上买些吃的。
其实只要开口，任何一个朋友都会汇几百块钱给我，解决燃眉之急。但跟朋友借回家的路费，我有点儿开不了这个口。
下午5点的班车。陈总，同事老杨，小李子，他们一起到于田汽车站为我送行。
还没上车，麻烦事就来了。把自行车往大巴上装的时候，被司机拦了下来，说要收五十块钱运费。我急了，我就剩五十块可以花的钱，这不是要我命吗？
我死皮赖脸的和司机讨价还价，由于语言障碍，交流不畅，磨了半天嘴皮子，司机说那就给四十。也许陈总猜出了我的窘境，帮我付了那四十块钱。如果不是陈总解围，我不知道这事会如何收场。
大巴凌晨4点多到达库尔勒，我骑着自行车赶到火车站。到售票窗口一问，说去宝鸡没有硬座票了，只有无座票。
我让售票窗口那个打着哈欠的MM再帮我看一下，万一有退票呢。一看，果然有一张，而且是那列便宜火车的票，160块。
像平时一样，我在站前广场把自行车全部拆散，用绳子扎起来，体积缩到了最小。进站过安检，被一个又黑又胖的女人拦了下来。说自行车必须托运，不准随身带上车。我好话说了几箩筐，仍然不让带。
我哪有钱去办托运啊？真的把我逼急了。
我高声质问工作人员：我的这件行李是超高了还是超宽了还是超重了？还是违禁了？凭什么不让带上车？有哪一条规定我不能带上车？我摆出一别情绪激动的样子，安检处马上围过来很多人。
见到这样的“泼夫”，工作人员只好作罢，手一挥：进去吧！
好不容易上了火车，我心想这下应该安生了吧，结果不然。屁股没坐热，列车员来找我了，说有人找。我心想火车上的人找我，必定没好事。
来到车厢连接处，一个工作人员指着自行车问我：是你的车吧？我说是。我上车的时候，是列车员让我把自行车放那里的，所以列车员一下子就找到了我。
工作人员那表情，很复杂。
像是爱贪小便宜的人捡到了别人的钱包，又像小人看到别人遭难而幸灾乐祸，更像一个抓到小偷的警察。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副面孔。这人冷冷地说：“跟我来一下”。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让我到7号车厢把行李票补了。
我脑袋又嗡嗡的响。天呀，又要让我掏钱。
来到7号车厢，另外一个工作人员有模有样地开始查表、开单、计算，最后面无表情地说：交126块。什么玩意儿！在车站办理托运也用不了这么多钱。我口袋里现一共只有130块钱，鸟人好像知道我口袋里有多少钱似的。
我面无表情地说：我没钱！
让我过来补票的那个工作人员像审视外星人一样，上下打量了我一遍：“没钱？谁相信！”我没理他。这人有点气急败坏，拽着我衣服说：“走走走，找列车长去！”
列车长在餐车。见着列车长，这人就开始嚷嚷：“你看他，穿成这样，他说他没钱，你信吗？”边说边当着那么多人开始扯我衣领，要给人展示我穿的什么样。
“坐得起车，买不起票，你就是个无赖！”他有些慷慨激昂。
我一句话也没说，用力一抬手，把这个工作人员的手从我衣领上挡了下去。
列车长也是一副最高首长的面孔，问我：“该补多少钱啊？你有多少钱啊？”
我说需要补一百二十六，我有一百三十块，但要留八十块去宝鸡买车票。
列车长问：“你觉得让你补票应不应该？”我说应该，但我没那么多钱。
列车长说道：“你也觉得你应该补票，没钱那是你自己的事。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呢？”我默不作声。
列车长把那个工作人员叫过来说：“你去让×××重新算一下，看能不能少点儿。”
那个工作人员白了我一眼后去7号车厢了。过了一会儿，拿着一张单子过来，给列车长说：“按×级算的，没法再少了，一共81块。”
列车长看了看我说：“给你两个选择：一、交上这81块钱；二、将餐车的卫生承包了，用你的劳动换取这81块钱的行李费。”
我选择了交81块钱，以此换取我的自尊。
我又想起了库尔勒人，我发短信给他，告诉他我现在的处境，让他凭自己的良心，一百二百都行。
结果还是一样，直到我回到家中，他都没有任何反应。
后来闲聊中，我与邻座的乘客说起了我的旅行，说起了在火车上发生的事。
对面一位不知名的中年男子掏出钱包，抽出一张50块，说让我到了宝鸡买车票。
我没有推让，收下了。另一位老大爷也拿出50块钱，非要给我，我没要。
我忽然想起王姐，想起王姐的衣服，其实这是一件再也正常不过的小事。但在那时那地，就显得那么弥足珍贵。
除了感动于王姐的雪中送炭外，也感慨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冷漠。添在锦上的花也许可以、也容易得到回报，但是送进雪里的炭，可能只会化为灰烬而了之。
面前这两位素不相识，或者说只有一面之交的人，他们也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但他们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而施以援手，这一刻，他们就是高尚的。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人际关系十分复杂的社会中，我们在不断的帮助别人，同时也在不断地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也在帮助者和被帮助者的角色中不断的转换。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助人为乐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因为这个人付出自己的劳动或者金钱帮助别人时，也希望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
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也是积极和正面的社会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在为了帮助别人而付出之后，得不到快乐，甚至招来是非。我想，助人为乐的人就人越来越少，因为他们不愿意也不敢再帮助别人。我们也将会看到一个越来越冷漠的世界。
当人们都不再助人为乐的时候，还会有谁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
磕磕绊绊，曲曲折折，终于在6月21日晚安全回家，这次旅程到此结束。
回家第三日，自行车丢失，没有太难过。也许我们的缘分已散尽，生离死别，悲欢离合，无论愿意与否，我们都要去面对。6月9日那张照片，真的成了永久的纪念。谢谢你曾陪我走过雪山草原，戈壁荒漠。
在此感谢那些在路上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真心的感谢。
克里雅不孤独，孤独的是那个正渐渐消失在远方的背影，还有他无法停止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