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状况在本质上不可能发生逆转，即使有一些变化，也在有限的范围内，不可能出现平起平坐的局面。基于自然因素形成的上述状况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它左右甚至决定着国家的扩张行为，影响着某一种族在其力量赖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垄断地位。另外，每个种族都需要在自己占据次要地位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点，尽管它们处于不利地位，但是这种做法可以表明在一些领域里，双方必须相互让步以求达到协调。
比如，俄国对目前它那条经由波罗的海和黑海驶向大洋的有缺陷且政治依赖性强的通道就永远不会满意。同样，欧洲的德国和英国绝不会允许俄国在利凡得并由此在苏伊士航线上处于主宰地位。不过，俄国想要实现这点的前提条件是，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从而将它被封闭在黑海内的海军基地转化为可以自由进出的坚不可摧基地。俄国舰队具有的稳固发展、扎实训练并有自由出入口的这些优势是举世无双的，假如它针对苏伊士运河，那么与海权紧密相关的商业形势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我特别强调，尽管我真心希望英国赢得目前在南非的战争，但我更希望英国通过以下的行动来弥补自己的失败和损失：将力量集中在地中海和利凡得地区，和德国共同拥有苏伊士地峡及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权，从而确保对于两国来说均是必不可少且无法被经由好望角的航线所取代的苏伊士航线的安全。
俄国对于海洋的要求在什么地方可能得到满足呢？只有两个地区，而且得到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让俄国彻底满足，因此俄国在海洋上的孤立地位不可能改变。两个地区中，一个是波斯湾，俄国可以从黑海之滨穿过波斯抵达；另一个是中国海岸，俄国已经经过西伯利亚到达该处。俄国要想得到波斯湾就必须侵略波斯或者使其让步，而且即使俄国抵达波斯湾它也不会满足，而是会以此为翘板对从俄国在东土耳其的边界最南点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进行占领。假如这些都能实现，俄国就处在了印度的侧翼，从而可以干预可能建造的从地中海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并延伸至印度的铁路。此外，尽管从波斯湾并不能像从利凡得那样对经过苏伊士通往东方的航路进行绝对控制，但是波斯湾具有侧翼上的意义，战时从那里可以施加长期性的威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俄国在波斯湾驻有一支海军，而此海军值得英国舰队及其盟友特别防备，那它们就可能放弃在黑海和中国海域的军事活动。因为英国舰队及其盟友如果将海军力量分散在两个地区，相互间进行呼应不太可能。基于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不会采取对它们带来危险的行动，这将有利于俄国。另外，反对俄国进入中国海岸是没有道理的，只会激起俄国的仇视。如果对俄国果真不进行什么抵抗，在东端，我们也将看到各个强国的汇聚，就像在争执地带的西端一样。而它们围绕的中心利益会因为中国政府的垂死状态颇具争执性。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地盘，并利用它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的必由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所在。另外，海上强国和俄国的互惠协定不应该采用正式条文的形式，应该只是一种谅解；它也不应该由人进行仲裁，应该建立在具有互让精神的现实承诺上。它需要体现这种认识，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在长江沿岸利用军事占领迫使某段水域对海上强国强行关闭。而海上强国也应该保证在和平时期不会使用海军力量阻止其他国家拥有长江的商业使用权，这种保证一方面体现在海上强国之间订立的保证协议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它们的相互监督上。在这方面，海上强国之间的合作既离不开它们对某种活动的共同反对，也与它们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而这些共同点会防止某个国家发挥不适当的影响。
在现实中，陆权集中的一个国家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拥有海权的国家，因为海上强国不止一个，而且它们的力量基地距离中国比较远。另外，海上强国注重获取利益，通常首选是商业途径，其次才会使用武力。所以，更注重促进所打交道国家的商业发展，而不是用武力征服它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它们在乎的是逐渐提升自己的影响，利用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成果来促进当地人民的发展，而不是占有他们的国家。因为这样的过程用武力（外来势力的干涉力量和当地的抵制力量）去实现是不必要的，但这却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武力将欧洲世界的地位提升到了如今的水平，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仍然有利。
总之，就现在的具体形势而言，中国和利凡得海域及亚洲东西端的形势发展离不开武力。客观形势要求条顿国家进行合作，既因为它们有着一致的物质利益，也因为它们受利益驱使的行为由同一种精神所激励，这就是本质上自由、追求影响扩大的商业交换精神。商业影响需要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实现，但不能借助海军广泛传播，因为海军的特点导致它不能在陆地广泛使用，还需要本国随时随地地支援。从这点来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和海军力量密不可分的各种利益是海上强国赖以生存的基础。海军力量仅能要求他人听取自己的意见，不能要求绝对服从，因为海军只能用来抵抗排他性的行动，或者帮助其他国家抗击征服行为。因此，海上强国应该团结一致，不是以相互约束的同盟方式，而是心心相印的自觉行为。
从目前的对峙情况来看，军事实力依然决定着亚洲地区未来的发展，一直到敌对被协调取代。前面我们已多次提到，战略形势基于的地缘状况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和方向。再次重申，中国是现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仅因为它幅员辽阔又处于动荡中，还因为中国四周的陆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区，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未来的市场价值是政治与军事争论的核心。此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长远眼光，还要考虑到欧洲文明对亚洲的未来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在精神上与我们相比谁优谁劣呢？
由于各个强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各自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俄国和日本除外。于是我们将这些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以陆运为主要交通渠道，另一类是以海运为主的国家。海上航线不仅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交通便利，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贸易路线。海运航线中有两条航线非常重要：一条是从欧洲经过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条则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将给后者带来重要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起来。
广义上讲，交通是政治决策和军事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从古至今，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就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只要海军存在一天，这种状况就不会改变。由于海运在距离及运量方面有着陆运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海运也比较方便，所以海洋就成为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而“商业”这个词让人联想到海洋，因为一直以来海上商业创造的利润就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财富则是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象征。所以，就像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那样，海运通过保证自身利益或者扰乱对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活力。上述状况给了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可以抵消陆上强国在亚洲地理上和物力上所具有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别处施压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用此法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但是，如果海上强国都效仿美国，战时丝毫不动敌方的商业，并让出海上的交通控制权，那么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在一地施压以解救另一地的重要方法。这样的退让假如发生在亚洲交锋胜负攸关的今天，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德国、英国和美国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得的关键利益就位于它们和东方交通线上最易受到攻击的地方。为此德、英需要运用军事力量给予当地充分的防护，而以亚丁及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点保护对象。此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不能损害当地人民的利益，还要防范他们可能会有的各种反抗行为。
上述影响的加强来源于有利于所有国家进步的商业发展，有关国家可以凭借财力支持商业发展，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将苏伊士运河作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牢记此点，尤其是英国，它在印度的巨大利益随时可能需要苏伊士运河这条捷径，不管为了商业还是军事。德国在远东的利益是真实存在的，尽管这利益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的有所不同。不可否认的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加决定性控制，就像几个世纪之前奥斯曼土耳其人做的那样。在帆船时代，丧失控制权不代表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但今天绝非如此。所以，法国和俄国可能联合起来夺取地中海控制权的行为，引起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高度关注。虽然美国的行为还没有涉及地中海的控制权问题，但是这并不表明美国对此毫不在意。因为地中海的控制权关系到一些国家与东方联络上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在利益、特性方面与我们是一致的，那它们在上述地区的政策和我们也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认清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就不难理解。打个有关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顺风，水手只要正舵向前航行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了逆风和海流，水手在注意航向的同时还要时刻谨记最终的航行目标。虽然现实中的情况比航海复杂得多，但是政治家一定要学会处理它们，而且在处理问题时绝对要认清当前的具体形势，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起来考虑，绝不能顾此失彼。政治活动就如同航海，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航向；而忽视了航海资料，同样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结合亚洲未来的发展形势来考虑与苏伊士运河及利凡得有所关联的各种复杂局势。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很少关心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我们讨厌研究其他国家的政治，甚至不想承认它的存在，结果常常受到突如其来的危害。比如最近发生的菲律宾被侵占的事件就使美国民众吃惊不已，但我们相信，当人们渐渐习惯了西班牙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肯定会发生变化。就像大多数的美国人经历了旧观念破除、新观念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进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时比较容易，因为人们急于摆脱心理矛盾，随后就进入单调乏味的心理斗争阶段，这时许多人往往又退回到原始状态中去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要防止它，就必须认清现实，从中找到利益所在和奋斗目标，而它们是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动力。
本文基于的一个被大众认可的前提条件是，在19世纪末的大范围内的扩张运动中，太平洋地区尤以东亚为主，成为所有国家近远期利益的焦点。因为在欧美地区，领土上不会再有大的变化；但其他地区的局势尚未确定，自然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某一地区的现实意义并非指它的自身价值而是它与上述焦点地区在交通上的联系。例如，金矿资源只能使南非在短时期内具有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会随金矿资源的枯竭而不复存在；但南非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它就具有长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与此相同，苏伊士地峡、利凡得和波斯的重要性是无法改变的。不过，前文已有所提及，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将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进行控制。
这些地区的独特价值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在亚洲问题中体现的世界整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行事的同时还要兼顾其他国家的权利，这种权利既要用因时而变的眼光来衡量，也要参考不能用人类法则完美表达的永恒存在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架下，情感力量需要找到合适的位置，因为它要在理智思维的引导下发挥作用。不过，一个国家通过与他国合作来增强自身力量更能体现出它的聪明才智。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利益的一致性，如果这种一致性在国家特征和传统方面也有体现，就有助于形成共同的理想，而持久、和谐的合作就会有美好的前景，因为从息息相关的情感中产生的利益具有更少的私利性。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不必结盟，以被感情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虽然美国和德、英的利益不完全相同，但也十分相似。如果能够有正确的认识，这三个国家就应该明白，虽然是有着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绝不应该变成敌人。因此，美国应站在德、英这一边，为了共同的利益去帮助它们扩大影响。因为英、德与东方的交通对我们美国没有直接的影响，又处于我们日常活动还未涉及的地区，所以很难引起我们的关注，因而更多的理解就十分必要了。如果美国能有这种认识，那么，它和英、德之间自然也会互相照应。
反过来，美国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英德两国的同样的理解和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三国都有自己的方向和要求，它们也有足够的默契，在利益重合的时候一致行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前者就政治而言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对于美国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双方都能顾及对方的需要，并给予适当的帮助，就像英国在美西战争时，始终不支持组成反美联合那样。当共同利益需要时，我们要正确判断形势采取适当的行动。不过，任何一个国家决不能干涉其他国家的分内之事，因为不适当的行为往往会使最好的合作伙伴反目成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