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态度是肉体上的自杀，既然生活和世界都是荒诞的，而且始终摆脱不了，那为何不自杀以完结？第二种态度是精神上逃避现实，寻求宗教的庇护，即所谓精神上的自杀。加缪所主张的是第三种态度，即坚持奋斗，努力抗争。在《西西弗的神话》那篇着名的哲理随笔中，加缪通过古希腊的神话人物——西西弗表达了这种观点。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西西弗因罪遭众神惩罚，被判处将一块巨石推向山顶。由于巨石的重量和山体的倾斜，巨石总要滚下山，于是他又得重新来，就这样永无止境。“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但西西弗却仍然投以激情，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在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时受到非人的折磨。造成这种痛苦的境地是由于他的意识，是“变得有意识的偶然时刻才是悲剧性的”。但这种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造就了他的胜利。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这幸福和荒谬是同一个大地的两个产儿，或者幸福产生于荒谬，或者荒谬的感情产生于幸福，关键还在于西西弗自己的把握。在这里，要驱逐上帝“怀着不满足的心理以及对无效痛苦的偏好进入人间”。需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知道自己是生活的主人。“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在这突然重又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在这种状态下，人的不断抗争便成了一种绝地逢生，一条通向荒谬之孪生兄弟——幸福的路。“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是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通过这种对古希腊神话的诗一般的重新解读，加缪表达了人类的荒诞性以及在这种荒诞中的一种自我坚持和永不退缩的勇气，特别是在绝望条件下的乐观、在绝境下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无怪乎加缪被称为年青一代的良心，青年人的精神导师。
心灵的家园在哪里
说起监狱，我们每个人的印象大概就是这是专门关押犯人、督促犯人进行改造的机构，高高的围墙，危险的电网、荷枪实弹的狱警、阴暗的走廊，狭小的房间等。但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处在监狱之中，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监狱”，每个人都被他人监视、被规训、被改造。现实真的是如此可怕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的一个着名论断，他告诉我们，“人”死了！
整个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监狱，具有独特价值的人就在这监狱中死去。我们来看看福柯是怎么说的。
福柯分析说，现代监狱的模式是边沁于1791年首次倡导的圆形监狱，即全景式（敞视式）监狱。它的基本结构是：监狱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监狱中心是一座了望塔。在了望塔上，监视者可以看到周围每个囚室的情况；而在囚室里因为了望塔是在高处的，犯人看不到了望塔里面的情况。这样，只需安排几个人在了望塔就能兼顾对每个囚室的监视，而犯人则因为不知道了望塔里面的情形而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的监狱结构，既可以起到有效的监视作用，也能够让监视人完全处于隐蔽而安全的境地。
福柯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监狱对人的作用，犯人在监狱中受到隔离、禁闭和行为约束，他们的行动按照统一的时间表进行，监狱有一整套控制、监视、管教、改造和惩罚的组织管理手段，由此建立起现代的纪律和训练观念。正是在这里，人不再被看做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个体，而是一个能够被驯化、调教、塑造的对象。通过这个系统的改造，人变成了一个个整齐划一、有用而驯服的“肉体”。
更严重的是，今天的医院、军营、学校、工厂和行政机构都是按照这一模式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如同一座大监狱，宽阔的街道只不过是监狱中散步的走廊和放风的庭院，人人在这种机构中都必须严格遵守已有的规定。这些规定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使得人们日益习惯和接受，以致习以为常，不再感到被约束。
在教室、街道上，处处都有摄像设备，每个人都被严密地监视着。即便这些设备也许没有运作，但每个人还是不敢尝试去“犯规”。整个现代世界就是一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圆形监狱”，每个人都在监视网络之中，被各种纪律、制度约束，最后都成了“驯服而有用的肉体”。这样，具有自己独特价值、能够感受到自己生命意义的人就不存在了，“人”在这个巨大的圆形监狱中死去了。
这就是福柯对我们精神失落、心灵无家可归问题的解答。
在自我塑造中重生
上篇讲到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中社会权力的压制无处不存，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监狱，那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个“监狱”呢？是老老实实地待在里面，还是奋起反抗呢？看福柯给我们的答案。
在福柯看来，反抗是肯定的。福柯认为，权力虽然“无所不在”，但是这并不等于权力就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必须用行动去反抗这种压迫。只是反抗需要有正确的策略，否则不合时宜的反抗不但不会改善我们的处境，反而会加深权力对我们的压制。
福柯将反抗分为短暂的和长期的两种。前者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宁死不屈，一切政权与机构在此也就达到了它们的临界。在那里生命不足惜，权力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面对绞刑架和机关枪，人民揭竿而起，权力也就不能再继续统治人民。然而福柯指出，这种反抗为时太短，它如同闪电，转瞬即逝，虽然一度涌起轰轰烈烈的反抗热潮，但热度很快就丧失了。只有长久的而不是短时的反抗对自由才具有重要影响。
在实践上，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反抗区分：一种是暴力革命，一种是温和改良。
在福柯看来，对现代权力统治的反抗应该采取后者，也就是温和改良的方式。这主要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策动现代社会的弱势群体（包括囚犯、精神分裂者、同性恋者等，还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少数族裔等）造反，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使那被边缘化和压制了的声音从话语的缝隙和断裂处迸发出来，从霸权话语中解救出差异和断裂。其次是寻求个性，极力摆脱规训权力的束缚，使个体在斗争中重塑自己的灵魂，不被规训权力同一化。
第二种方式也就是福柯竭力提倡，同时也用自己一生去实践的“生存美学”。按照福柯的看法，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出来的。发现是去找到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而发明却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人本身就没有任何不可改变的规则、准则或规范，也就不存在什么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本质。他坚持认为，一个理想的人“并非那种努力去发现他自己、他的秘密的‘真实’的人，而是那种力图发明他自己的人”，是那种不受传统道德羁绊约束的人。这对于人们追求个性和人格独立都发挥了实质性的影响。在权力无所不在，整个社会都被各种规则、规矩和纪律笼罩的境况下，我们更需要勇敢地破除各种束缚，按自己的本性生活，在塑造出真正自我的过程中冲破“圆形监狱”，获得重生。
福柯的权力学说和反抗理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怎么都行
《反对方法》一书，是根据费耶阿本德的论文《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写成的。书中对他之前流行的许多科学哲学流派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他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科学并不按某种固定的模式发展，因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未知实体，科学家必须对选择保持开放，不能预先对自己作任何限制，所以，许多科学哲学流派所划定的科学发展的原则都是一种桎梏，都是阻碍科学发展的绊脚石，而不是其他。他说“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所以，应该把一切“普遍性规则”和“僵化的传统”都当做“中国妇女的缠脚布”，彻底抛弃。尽管他一再反对提出任何方法以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但是又不得不提出一种方法论来，一方面，他说：“无碍于科学进步的唯一原则是：怎么都行”，提出了着名的“怎么都行”原则。另一方面，他又说“‘怎么都行’没有表达我的任何信念，它是我对理性主义者的尴尬处境所进行的诙谐概括。”
费耶阿本德不仅在理论上推广无政府主义认识论，而且还把这种认识论推广和应用到对科学、教育和社会的分析中去，从而得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结论。他指出：“科学仅仅是人发明来应付其环境的众多工具之一种。它不是唯一的工具，它不是不会出错的，它已经变得太强大、太进攻而又太危险了，不能听凭它自作主张。”因此，他建议把科学规定为一种有意义的但绝不是排他的知识，它有许多优点，也有不少弊端。费耶阿本德从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出发，推崇一种理想的自由社会。在思想文化上，自由社会就是一个反规则主义、反理性主义的社会，它没有任何普遍的规则或原则作为信条。他写道：“自由社会不能以任何特殊的信条为基础，例如，它不能以理性主义为基础或以人道主义的考虑为基础。”因此，自由社会是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我把自由社会规定为所有传统在其中都有平等权利和接近权力中心的平等机会的社会。”费耶阿本德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不仅反对“科学主义”，而且也反对“科学”。其实他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科学，而是反对在现代社会中成为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自由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保护性结构，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像铁栏杆那样起作用，而不像信念那样起作用。”费耶阿本德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一个最高标准，即在何种程度上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增加了？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今天的科学，我们就可以避免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而真正成为它们的主人。
人的生存和发展
关于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立足于科学的实践观，吸取以往人学思想精华，深邃地加以阐释，指出：“人的存在即表现”，“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一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他还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是生命活动的性质”。实践是人有意识地探索和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它确证了人的自由自觉劳动的类本质，确证人存在的独特方式。人在生存实践中不断生产出矛盾，解决矛盾，再生产出矛盾，再解决矛盾，这种形式循环往复、无限发展，推动着社会进步和人存在方式的发展，其实质是人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方式是实践，具体点就是劳动或生产，这是人生存的前提，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特征。自然生存是人类的最初生存方式，人类主要依赖生物资源生存。原始经济与农业经济是自然生命的经济。采集植物和捕猎动物是人类最早的谋生手段。这些动植物是自然繁殖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人制造出来的。农业畜牧业生产是对生物繁殖生长的模仿，其基本规律是生物学规律。因此这些生产具有自发的生态性，这种生态性同样也渗透在生活之中。原始生态性生产与生态性生活，表明自然生存本质上是生态生存，它同人的自然生命、自然本质或原始性是一致的。自然生存实质上是生物生存。人在自然生存中，实际上只能像动物一样生存。人要真正以人的角色生存，就要超越自然生存，转向技术生存，技术生存主要是依赖技术物生存，依赖对自然的技术改造生存。工业生产是初期技术生存的生产形式，工业产品是机器制造出来的人造物。农业文明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明，工业文明是用机器（或用技术）制造出来的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必然是结合在一起的，以共同活动的方式进行社会生产和文明创造。
在保证了基本生存的前提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追求更好的生活，这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所谓“全面”，概括起来有个性、能力、素质、需要和人格等；发展当然就是不断取得进步；自由则是外部可能性空间的不断拓展，具体地说就是可供人们选择的生产、生活的方式不断增加从而丰富多样；人自身自主选择能力的增强，具体地说就是人所掌握的知识、技能的增长和提高。这些加起来就是人的生活方面的因素。
在真正的集体中实现自由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了“真实的集体”的概念，同时指出个人的自由只有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通过联合来实现。他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要正确理解这段话首先要正确理解“真实的集体”这个概念。我们首先来看马克思说的“真实的集体”指的是什么。
我们一直把集体主义视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倡和坚持集体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仍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对于集体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至今仍然有着某些绝对化、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其突出表现在，看待个人和集体利益的相互关系时，往往把集体主义理解为一种绝对的、单向的、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无条件的简单“服从”关系，并以此来解决个人和集体的矛盾，未注意到两者间内在统一互补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忽视或否认两者在理性自觉基础上的共同目的性和价值同位共生关系。实际上，马克思早就区分了两种集体，根据集体是否外在独立于个人形成了两种性质不同的集体——“虚假的集体”和“真实的集体”。前者由个人所构成的集体只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与个人对立起来，它对于被支配的阶级和个人来说不具有真实性合理性，因而它不能从根本上普遍地对抗个人利益和价值追求；而所谓“真实的集体”，依据马克思的看法，就是每一个人共同形成的“自己的联合”，并在这种联合中各个个人能够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
“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从而实现了个人与集体的和谐统一，成为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手段和条件。其最高形式、最完备形态就是到共产主义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现实中经常有人把集体当做自由的障碍，认为在集体中会使自由受到束缚，这种观点是把个人看成了一个抽象的、孤立的个体，错误地认为个人独立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自由。事实上，人作为一个社会性存在，不仅最简单的生存问题不能不依赖他人，而且精神的满足也必须以社会为条件。个人必须在与他人的合作中生存、生活，一个个体孤立地存在，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独来独往，表面上看是自由的，因为他不受任何他人的干涉。但实际上他是最不自由的，因为他没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去进行生产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现实地实现自己的自由。马克思对于自由和集体、联合的论述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索，并从中找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