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对曾国藩的为官之策推崇备至，认为他的官位之所以越做越大，完全出于其灵活的办事段。曾国藩一生官至总督，在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曾国藩经历了道光、咸丰、同（实际是慈禧太后）三代君王，历时34年。他成功地驾驭自己的人生，最终功成名就！
1.律人以身作则
《论语·子路》中有言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个人，无论做什么，都应该懂得言传不如身教、身体力行和身先士卒，这是为人处事之道，更是为官律人之道。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律人以身作则”之最佳典范。
培育战士，言教传身教
一个人在教育他人之前，必须先要求自己做好；一个人只要时刻严格地要求自己，即使不说话，也可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境界。
曾国藩深谙此道，为官为民，他始终一身作则，首先成为教育的榜样。
曾国藩认为“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就必须要勤奋；一个国家想要昌盛，就必须要勤奋；一个军队想要强大，也必须勤奋……在育人方面，曾国藩并没有仅仅用在口头上，而是身教为主，言传为辅。
曾国藩认为日记非常重要，于是他要求自己每日记日记，几十年来，从不间断，甚至在辞世当日，还在写日记。
曾国藩注重学习，比如，要求自己每日至少要读十页史书等。于是，他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学习，不论公务多么繁忙，即使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每日也要全权处理各种各样之沙场战事。在曾国藩的眼中，坚持一件事情就必须继续下去，哪怕任何无比坚决、繁琐的任务，也不能成为其借口。在学习之余，曾国藩的实践也非常典型。曾国藩书写的奏牍、书信、批文，全部亲力亲为，晚年之时他还写了《曾国藩全集》等多本着作，据不完全统计，曾国藩留下来的各类文字多达千万。
曾国藩坚持写家书，他的家书是古往今来最多的。据相关文献记载，曾国藩所留下的家书达到数千封。平均至少每两天写一封信，每年要书写七十多封，其中，在1861年间，曾国藩竟然写了235封之多。
曾国藩的勤奋之于军营更是明显。在军中，曾国藩仍然从事着如上的坚持，他将选择将领的标准定位为踏实苦干、勤奋坚持的人。就像他一贯的风格，曾国藩要求自己早起，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不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他一定“闻鸡起舞”，练兵督训，办理各项事务。
曾国藩对军中将士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就这样，在曾国藩的影响下，他这一祖辈几代“早起”传统家风，更是成为军营中的无声纪律，其营中所有幕僚、将领无不早起练兵，常年如一日。甚至连兵士也无一懒散、怠惰之人。
教育人，不能只通过一张嘴，更重要的身教。人们常说曾国藩带兵打仗不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会说曾国藩教育将士不行。
律人，需要以身作则，因为这样教育将士的成果更长久、芳芬。
简朴的力量无限大大
奢华能够害人，之于军队，便能够害国。放眼古今中外，因为奢华贪赃之人而伤害到一代风气，因为贪婪纵欲之人而伤害到一个国家的事例数不胜数。然而，曾国藩却克制了这样的习性，且影响到自己身边的每一个将士，甚至当时之整个政治大气象。有人说，曾国藩使晚清延长六十寿年。
曾国藩出身贫寒，因此从小他就养成了简洁朴素的好习惯，并将这些延续下去。为了以身作则，曾国藩从不积钱买田，且总是非常简朴，他总是身着其夫人所做的素装素配，布袍鞋袜；粗茶淡饭，至多一荤；日常生活也总会将零碎杂物整理，以求收集备用等等。曾国藩对待自己如此，对待自己的子女也是同样“宽容”。而且，在曾国藩为官在外之时无法亲自教导的时候，他也总是或亲口、或书信地交代自己的子女不可住在诸如北京、长沙等繁华城市，而是让他们到老家居住，且还要求饭菜不可过分丰盛，衣服不可太过华丽，门外不可悬挂“相府”、“侯府”之匾，出门要轻车简从等。
在晚清腐朽的岁月里，曾国藩始终要求自己的子女如此作为，不仅是为了让孩子们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还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教导将士们，可以作为影响百姓的榜样。在曾国藩的身边，无论家人、幕僚、将军，甚至最普通的士兵，也都人人清正、廉洁，因为人们无法不被曾国藩几十年如一日的清廉所打动、感染；在晚清靡靡之风里，百姓们也为曾国藩而看到丝丝的希望，于是老百姓在戏称曾国藩为“一品宰相”（“一品”意指曾国藩每顿饭最多只能有一个荤菜）的同时，也开始纷纷效仿宰相之清廉、节俭之风，节俭持家，朴实待人。
曾国藩常说：“持身俭，则自立自尊，不求他人；治家俭，则家业兴隆，永世不堕；为官俭，则以俭养廉，居高不败。”而他自己则是这番至理真言的样板。于是，一个曾国藩，一个曾国藩精神，一个曾国藩形象，腐朽落败的清王朝里站出了一个个清廉官员、正直将士、朴实百姓，清新脱俗的儒雅之风。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以身作则是更好的教育方式。以身作则能够使人不由地效仿，也只有以身作则，才能逼出人类劣根性之毒，比如贪婪、奢侈等。
2.以做官发财为可耻
曾国藩不仅勤于政事，还为官廉洁。对于钱财二字并不很看重，一生崇尚节俭。曾国藩从30岁起，就立誓不依靠做官发财。
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赠馈赠
1849年，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说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
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不仅用这些话来激励家人，自己也身体力行，说到做到。在为官期间，他为人低调，很少参加尽量避免官场上那些无谓的应酬，同时，对于别人的馈赠他总是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从不轻易接受馈赠。
当时在朝廷做官从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财物。清朝官员薪金十分有限，接受别人的馈赠似乎已成为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每个人对此都心中有数。据说纪晓岚在担任侍郎的时候花钱如流水挥霍无度，只能依靠他人的馈赠才能过年。一次，过年时有人忘记给去纪晓岚送礼，纪晓岚就主动上门索要登门强索，一时在京师朝野成为人们的笑料被传为笑谈。在当时，馈赠的对象在京内为户部尚书及肥缺部门的首长，在京外的对象是督抚和盐使关税首长等。曾国藩十分理性，他将这种馈赠称之为“钓饵”，升官后必须要加倍“奉还”，不贪污受贿又怎么能还得起呢？自然是还不起的。
由于上述原因，曾国藩概不接受馈赠。所以他在担任侍郎的时候，仅靠一年400两白银的俸禄勉强维持生活，节俭度日。后来，尽管曾国藩做了总督巡抚，仍然不改初衷，所穿的衣服比在京城时还要俭朴。他说：“从冬至夏，常有十几万敌军环绕在祁门的前后左右，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几乎没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没有美食，夜晚常做恶梦。军饷拖欠达五六个月之久，士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过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来我不敢往家里多寄银钱，也不敢给宗族乡党一些润泽，这并不是虚伪矫情，一则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士兵穷窘异常，二则是想到从高祖父、曾祖父以来，我家世代寒素，我虽然享受了祖上的荫德，但我不想享受过多，以便为自己存惜福之心，为家族留不尽之泽。”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自幼劳苦，极易受到金钱的诱惑，然而他却能淡然面对，不用职权为自己、为子孙谋取暴利，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这种毅力和识见，实在是不容易的。
为官清廉藩的曾国藩
曾国藩意识到，人的一生淡泊名利必将得到心灵最大的自由。他曾送给沅弟一枚印章，被称为“劳谦君子”，它的意思就是，对处于名利场中的人，要像农人那样费心耕种，像商人那样努力追求财富，像撑船的篙工在河滩上奋勇搏击，要从辛苦劳作中把淡泊体现出来。
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保留淡泊的心志。即在忘我劳作中达到淡泊。
中年时期，曾国藩位居高官，家人并非因他而富足。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曾国藩曾写信给儿子纪鸿，他说“我虽位居将相，但所有衣物，不值三百两银子。愿你们能维持俭朴的作风，也是珍惜幸福的方法。”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曾国藩写给其弟一封信，尤为恳切地说道：“我在外面做官没往家中寄去银两，实在是因为在出仕之初，默立下此誓言。”他又在发给州县的信里，用“不要钱，不怕死”表明志向，“我不想破坏自己的志向。但是父亲在家，贫困窘迫，设法生活，我至今都感到痛心”。
曾国藩为官清廉，在军中享受甚少，的确能做到大公无私，以国家利益为重。与历代那些贪图享受，公饱私囊，注重个人生活舒适和享受的人相比，曾国藩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3.久居高位，历练品格
凡是做官的人，尤其是做高官的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结局。然而，诸多时候却往往事与愿违。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有一个好结局呢？曾国藩有自己身居高位的体验，他认为，在平时就要领会高位之道，自戒弊端。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高官之败。
视自身修为为
曾国藩幼时饱读诗书，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染，后又经过严格的科举选拔，终成一代封建知识分子的典范。也正是由于此，曾国藩看重儒学，儒学中言“修身、治国、平天下”成为人一生追求的理想。曾国藩还将其视为自身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
在曾国藩看来，宋明之后，封建正统士大夫通常把修身治国、平天下置于两个对立面，相互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最后，不但使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依靠和宏伟目标，反而导致其无法完成拯救世大业；即使满腹经纶，也不能为天下人办实事。这样就把“传教”
与“做事”对立起来。追根究底，曾国藩认为其主要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过于简单化，将它完全孤立起来，从而使其无法运用于实践中，更不可能将“修身”与“治国”、“平天下”很好地结合。
因此，曾国藩主张，自身的修为必须与当前的环境密切地结合起来。无论做什么，读书也好，做学问也好，为人处世，带领军队，为官从政，都是自身修为的重大体现。要使它们有机结合，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将自身的修养放入广大的精神世界里，不断提高，锻炼自己。
曾国藩把“真诚”当成医清朝政府的良药，咸丰十年，他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
在曾国藩的道德修养中，“慎独”，也就是“诚”影响着其人生的方方面面。常人总把学问与事功看作两件事，曾国藩却不同，他认为，将事功学问打成一片，于操习记诵词章之外，更要讲求诚正修齐之道，他把《大学》三大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份内之事。
他说：“如果只把这些东西作表面的理解，不放在心上，不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事，虽然能做文章，能写诗词，只算得上是会认字的猪倌，不能将他称为明道理有用的人，如果不能将所学用于实践，做官为民，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放猪倌有什么不同呢？”这番道理阐释的多么明白啊！他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就是把学问与成功，凑成合拍的节奏。
历炼自己的三个要点点
在做人与为官上，曾国藩总结出以下历炼自己的三个要点。
第一个修炼的要点：诚心正意。曾国藩说：“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曾国藩决定一辈子同自己内心决心一辈子同自己心中的贼做斗争。”他还说：“功可强立，名可强成。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些话都表明曾国藩的诚心正意。
第二个要点：好习惯。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曾国藩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规矩，并认真执行，从没有一丝怠惰。在生活学习上，曾国藩给自己定了一系列的规矩，而且一执行就是一辈子。比如，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读史：
“丙申年讲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曾国藩除了严格要求自己，还强制家人共同营造气氛：“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日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这些习惯曾国藩一执行就是一辈子。
第三个要点：好心境。人们如果过度追求名利，心境就会变得异常浮躁。长期的“抑然”
和对名利的向往，会让人疯狂。曾国藩为了使自己不为名利所驱，经常对自己进行倚靠心理暗示活下来，他在心中反复念叨：“花末全开月未圆”，“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恬静书味”，“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除了在精神上约束自己，曾国藩还有依靠物质的帮助：“阅陶诗全部，取其太闲适者记出，将钞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在建筑工人的枕头下面，压着《人体艺术摄影精选》。到了功成名就的时候，就可以张牙舞爪，这种心理暗示已深刻根植于心根深蒂固。灭了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马上上折给朝廷，请求遣散自销湘军，自树对手淮军，两年后，五十五岁的曾国藩，上疏请求解除一切职务，注销爵位，提前退休退隐回乡。
4.常存敬畏之心，戒骄戒躁
曾国藩把“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曾国藩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时说道：“我看历代的那些着名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
不论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其不知道顾忌。
身处官场，一定要有惧所畏惧
曾国藩在担任两江总督时，曾经有个幕僚叫李鸿裔，四川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非常器重很钟爱他，把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有“特权”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三圣七贤”，既是天下有名之人，又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仰慕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召进来。然而只是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并不为他们分配具体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