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夏尔·戴高乐
国别：法国
身份：法国前总统
刺客：秘密军组织
案情回放：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戴高乐经历了多次由“秘密军组织”实施的暗杀活动，有几次差点命丧黄泉，但最终都安全脱险。
案终陈词：戴高乐，这位传奇般的英雄人物，是法国历史上继拿破仑之后的又一伟人。他凭借坚忍不拔的性格、坚定的爱国情怀和过人的军事天赋，最终成为锋芒毕露的军人政治家和法国的守护神。尽管多次遭到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极右政客所组织的暗杀，然而吉人自有天相，他每次都幸免于难，这不得不说是上天对他拯救法兰西的奖赏。
一虎口脱险
戴高乐一生曾遭遇过多次暗杀，尤其是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几次遇刺事件，戴高乐都差点儿命丧刺客之手，可谓惊心动魄。连戴高乐自己形容这几次暗杀时，都称自己是虎口脱险，连说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
针对戴高乐的暗杀行动均是“秘密军组织”策划并实施的。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戴高乐冲破重重阻力，果断地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政治问题。那些顽固坚持“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殖民军官、极右政客和形形色色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相继策动街头暴乱、军事政变，试图搞垮戴高乐，最后都惨遭失败。后来这些人联合组成了“秘密军组织”，在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进行大规模的爆炸、暗杀活动，以期阻挠和破坏戴高乐实施阿尔及利亚独立政策。到了最后，该组织最疯狂的计划就是直接对戴高乐下毒手。
第一次轰动一时的谋杀发生在巴黎塞纳河桥畔。
1961年9月18日晚8点15分，戴高乐照例离开爱丽舍宫前往科隆贝的乡间寓所度周末。戴高乐一行车队由5辆汽车组成，总统专车内坐着戴高乐和夫人以及副官泰塞尔上校，另外4辆坐着随行的警卫。由巴黎到科隆贝的行车路线主要有4条，为了安全起见，一般会临到出发前才能确定走哪条路线。不过，由于戴高乐的时间安排很有规律，这样一来暗杀分子就很容易能推算出他的具体行程安排，包括每月4次去科隆贝的具体时间和他的行车路线。
那一天，浩浩荡荡的车队行使在19号国家公路上，在越过塞纳河桥约600米处时，在一个沙堆旁突然发生了强烈的爆炸，公路上顿时升起一道高高的火网，戴高乐的总统专车遭受到了一股像龙卷风似的火焰的袭击。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司机大吃一惊，火光照得他两眼发花，不过关键时刻他仍镇定沉着，一下猛踩油门冲过了火网。车队在几百米外停了下来。总统专车的右前灯严重损坏，但戴高乐安然无恙。他从容地走下车来，询问是否有人受伤，然后轻蔑地摇摇头说：“一群十足的笨蛋！”然后和夫人换乘另一辆车重新上路了。
后来经警方查证，炸弹是由“秘密军组织”的一个爆破专家制作的，是一个装有45公斤塑性炸药的丁烷瓶子，由电动装置引爆，爆炸时瓶子的碎片可以击中百米内的任何人，释放出来的火焰可以把汽车烧毁。炸弹就埋在那个沙堆里，引爆用的引线一直拉到400米外的树林里。警方认为，这次暗杀行动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引爆装置安装不当，另外，制作炸药的人没有把炸药片揉匀，导致只引爆了三五公斤的炸药，其余的全被喷洒出来，这样一来，炸弹爆炸后所产生的爆炸威力就被大大减弱了。
戴高乐就这样躲过了一劫。
1962年5月4日，“秘密军组织”首领萨朗派驻法国的全权代表安德烈·卡纳被捕后，原先整体的“秘密军组织”开始趋于分解，形形色色的联络网和行动小组越来越各自为战。实施暗杀戴高乐的计划也往往由各个行动小组分散进行，其中最为活跃的就是巴斯蒂安·蒂里为首的别动队。此人神出鬼没，策划了一系列暗杀戴高乐的行动，被警方视为最危险的对手。
5月17日，戴高乐去法国中部巡视，“秘密军组织”别动队密谋在戴高乐结束巡视从利摩日返回巴黎的途中炸掉总统专列。他们意图把装有雷管的丁烷气体瓶放在铁轨下面，等专列经过的时候引爆。按照他们的设想，届时会有10个气体瓶同时爆炸，爆炸的威力会造成火车脱轨。他们甚至还考虑好了，如果总统命大没能在爆炸中丧命，那埋伏在附近的杀手也可以趁火车脱轨的混乱之机杀掉戴高乐。
5月23日，总统专列从铁路安全经过却没有发生爆炸。这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后来一些养路工确实在铁轨沿线的枕木下发现了长达500米的电缆，不过却没有发现炸药和引爆装置。据估计，这很可能是因为保安人员看得紧，导致爆炸品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安装完成。更重要的原因是警方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逮捕了专程从阿尔及尔赶来执行暗杀任务的别动队头目路易·布朗希，查获了包括丁烷气体瓶和配套雷管在内的一批武器炸药。
戴高乐又一次幸免于难。
炸毁总统专列的计划失败，“秘密军组织”还是贼心不死，又做了一个备用的暗杀计划。
5月23日，戴高乐返回巴黎以后要去爱丽舍宫接待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
“秘密军组织”筹划利用这一机会暗杀戴高乐。按照传统礼宾的安排，当外国元首座车开进总统府大院停下时，戴高乐总统会出现在台阶上。贵宾走出车门到登上台阶大概需要几十秒钟，这期间总统一直站在台阶的最高处，那是一个绝好的狙击点。于是，“秘密军组织”制订了代号为“岩羚羊行动”的暗杀计划。但是巴黎警察局事先得到了消息，及时逮捕了杀手，这一暗杀计划再次化为泡影。
“秘密军组织”密谋刺杀戴高乐多次失手，他们决定进而策划更大规模的暗杀行动。
1962年8月22日，戴高乐经历了人生中最为惊险的一幕。
那天是巴黎少有的热天。居民们大都在海滩或山地避暑休假。但是星期三下午的内阁会议是雷打不动的，戴高乐特地从科隆贝赶来主持会议。
内政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情报表明，“秘密军组织”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刺杀行动。戴高乐夫人担心丈夫的安全，坚持要陪他一起去巴黎。于是，戴高乐偕同妻子，以及正在科隆贝休假的女婿、总统副官德布瓦西厄上校一同前往巴黎。这一次的警卫事先进行了部署，安保措施都加强了。
自从塞纳河桥暗杀事件发生以后，戴高乐往往是先乘直升机到巴黎郊区的维拉库布莱机场，然后再换乘汽车奔赴爱丽舍宫。这一天，戴高乐下飞机后，直接选择了最近的路线进城。当时，“秘密军组织”成员已准备在戴高乐的必经之路马恩大道上刺杀戴高乐，但是由于沿途车辆拥挤，杀手们耽搁了几分钟，等他们赶到的时候，总统车队已经风驰电掣般地从他们面前消失了。
戴高乐躲过了一劫，但惊险的事情还在后面等着他。
内阁会议开得比以往都长，到傍晚时分部长们才纷纷从爱丽舍宫走出来。
不到10分钟，院子里的汽车都走完了，只剩下戴高乐乘坐的防弹汽车孤零零地停在院子里。7点45分，戴高乐和妻子、女婿一起走出爱丽舍宫，准备返回科隆贝。在内阁会议上，内政部长弗雷汇报了有关谋划刺杀戴高乐的最新情报，也许是因为来的时候一路顺畅，戴高乐这一次没有放在心上，会议也没有做出加强安保措施的决定。所以，在回科隆贝的路上，总统车队中只有一辆警卫车和两辆开道的摩托车。
车队驶出爱丽舍宫，很快开到了克雷蒙梭广场，驶向有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秘密军组织”的观察哨看到车队越过塞纳河，就断定车队将走306号国家公路取道解放大街前往维拉库布莱机场，于是立即将这一情行动的现场指挥——巴斯蒂安·蒂里。蒂里立即组织实施预定的第一方案，在解放大街精心布置了伏击火力网，还在附近停靠了一辆雷诺轿车，在车内，有两个手持轻机枪的杀手。
另有一辆雪铁龙轿车停在离雷诺车200米远的解放大街和森林路交叉处，这是第二个火力点，车内有3名端着冲锋枪的杀手。第三个火力点是雪铁龙车后面的一辆标致轿车，里面也坐着3名带着冲锋枪的杀手。车上还备有手榴弹和塑性炸药，一旦总统专车遭枪击动弹不得，就马上实施爆炸。
8点5分，蒂里远远地看见一辆雪铁龙轿车飞驰而来，他猜测这就是总统专车了，不过对于没有看见开道的摩托车他感觉很意外，于是想核对一下车号。
但天色已晚，一时看不清，等到看清的时候，专车已经从他身边疾驰而过。他慌忙发出信号，告诉埋伏好的杀手们猎物已经走进了精心设计的伏击圈里。
霎时间，雷诺车后面的两扇门突然打开，子弹像雨点般向总统专车迎面洒去。坐在前排的德布瓦西厄果断要求司机不要停车，一直往前开。司机马鲁紧握方向盘，向大街尽头的交叉路口冲去，很快超过了雷诺车。落在后面的雷诺车紧追不舍，机枪和冲锋枪继续向总统专车背后射出一排子弹。与此同时，埋伏在前边路旁的雪铁龙和标致车上的另两组杀手又接着向总统专车猛烈开火。
这时，总统专车的防弹玻璃被打破，戴高乐急忙弯下身子，就在这一瞬间，一枚子弹从他头上几厘米处擦过。坐在前面的德布瓦西厄的坐椅被打穿，裤子也被划破。
杀手们总共射出了150多发子弹，其中14发命中总统专车。密集的子弹把专车的两个轮胎射穿。尽管内胎是自动封闭式的防弹内胎，但是轮胎气压突然下降，使汽车在行驶中摇摇晃晃，剧烈颠簸了起来。弹痕累累的总统专车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冲出了杀手们的包围圈，开到了勒珀蒂·克拉玛的交叉路口，甩开了伏击手，一直颠簸着开向机场。
车内，戴高乐及其夫人浑身上下都是玻璃碎片，戴高乐的手也被扎伤了。
令人惊叹的是，受到如此猛烈的枪击，戴高乐夫妇均没有中弹，奇迹般地安然无恙。
“秘密军组织”的暗杀计划又一次失败了。
“秘密军组织”并不甘心，随后又组织了多次针对戴高乐的暗杀计划，其中有案可查的就有15次，情节离奇比之于惊险电影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每次戴高乐都能化险为夷，顺利地避过杀手，堪称奇迹。
直到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这位伟大的“幸存者”在科隆贝寓所病逝，针对他的所有谋杀阴谋才终于没了用武之地。
二军人荣耀
戴高乐一生是传奇的，作为一名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除了那些“虎口脱险”的经历，他更有着别样的精彩。
夏尔·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出生在法国北方边境城市里尔的一个世代殷实的下层贵族之家。这个家庭有着恪尽职守、为国效忠的传统。他的父亲是耶稣会学校的教师，曾参加过1870年的普法战争，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言必称法国，是个十足的保皇党人。他爱上帝、爱祖国、爱国王，对童年的戴高乐影响很大。
小时候，戴高乐经常听父亲讲述巴黎被德国人包围时他负伤的经过，听母亲回忆外祖母得知巴黎元帅率领全军投降消息时伤心落泪的情景。在家庭的熏陶下，戴高乐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也养成了他坚强、不服输的性格。
除了家庭的教育外，戴高乐还受到了一些进步作家和政治家的影响。戴高乐童年时期最喜欢诗人罗斯丹的作品。在他10岁生日那天，父亲带他去看罗斯丹的《小鹰》，戴高乐被这部爱国主义戏剧深深迷住了，一回到家就说要当兵。戴高乐在青少年时代崇拜起了着名的文学家和爱国者佩居伊，佩居伊将法国看作母亲，儿子要为母亲效劳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戴高乐。
戴高乐从小就喜欢博览群书，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作家和政治家的作品。他对法国哲学家伯格森的作品十分喜爱，当时的伯格森被称为思想自由的代表、直觉主义的扞卫者，他提倡一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和对伟大个人命运的坚定信念。他成了戴高乐这位很早就想脱离凡俗的年轻人心中的武器和旗帜。当戴高乐成为军事理论家和政治实践家的时候，他还常常以伯格森为动力。
历史小说和名人传记也对富于幻想的少年戴高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不仅从历史中认识过去，也学着如何从历史中展望未来，为此，他阅读了大量历史作品，尤其对战争史和战斗英雄的故事十分感兴趣。从那些历史和英雄人物身上，戴高乐看到了作为军人的荣耀，作为法国人要肩负的责任，那就是振兴法国。
其实在戴高乐出生后不久，法国就发生了使全国陷入分裂的“德雷菲斯冤案”，军队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能得到“人人都赞赏的神圣东西”，很多军官都痛苦地离开了军队。不过戴高乐从小就立下了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的宏愿。14岁那年，在反军浪潮席卷整个法兰西共和国的时候，戴高乐便有了从军的打算。在他看来，军队扞卫着边疆，扞卫着祖国，所有法兰西男儿都应该将军人视为最伟大、最荣耀的职业。
1910年，18岁的戴高乐考入了圣西尔军事学校，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20岁那年，他以第13名的成绩从圣西尔毕业，并被授予少尉军衔，奉命奔赴阿拉斯步兵第33团供职。这个团的团长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贝当上校。戴高乐在军事上颇有见解，受到贝当的赏识，一年后晋升为中尉。在军队期间，他没有得到下级军官的认同和爱戴，因为他们认为他总是对那些“和他无关”的事情太过热情。但在团队里他却得到了普通士兵的赏识，因为他平易近人，而且总是将新兵军事手册背得滚瓜烂熟。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戴高乐在比利时境内迪南参加战斗时负伤。他在异常危险的情况下执行对敌军阵地的侦查任务，因为任务完成出色而受到了表彰。1915年3月，戴高乐在香巴尼前线再次负伤，后被提升为上尉。同年10月，他受命指挥33团10连，不久要求参加凡尔登之战。次年3月，德军重炮猛烈轰击法军阵地，戴高乐身负重伤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上司和战友们都以为他已经战亡。已经晋升为将军的贝当亲自追授戴高乐一枚十字勋章，并给予通令表彰。
然而实际上戴高乐并没有死，他受伤后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中被囚禁了两年零八个月。他曾5次试图越狱潜逃，在第二次逃跑的时候，他偷穿上了德国军装，可由于它并不合身，很快就被德军发现了。他连续被换了5处俘虏营，最后被送到了被常驻犯人称为“空中小姐客栈”的9号城堡战俘营关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