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杜瓦利埃已经26岁了，可此时的他还没有结婚，甚至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为此，国外记者曾经好奇地问过他，他显得很为难，因为自己的母亲是海地的“第一夫人”，如果自己结婚，那会让母亲失去“第一夫人”的荣耀，而母亲是不会愿意的。事实上，西蒙娜确实不愿意儿子娶妻，为此她曾经迫害过杜瓦利埃的所有女朋友，并逼迫她们离开了海地。杜瓦利埃虽然也心痛万分，但却对母亲的做法无可奈何。
直到1980年，一个叫米歇尔·贝内特的女人的出现，西蒙娜之前利用各种手段阻止儿子恋爱的伎俩再也无法奏效了，杜瓦利埃疯狂地爱上了米歇尔·贝内特。米歇尔·贝内特出生于海地最着名的黑白混血家族，她的父亲欧内特·贝内特是海地的商业巨头。一旦联姻成功，杜瓦利埃的权力根基无疑将会得到大大的巩固。
可想而知这桩婚姻又遭到了“恐龙派”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与混血人种结婚是对老杜瓦利埃的背叛，它预示着老杜瓦利埃进行的政治革命的完结。但已经沉浸于爱河的杜瓦利埃心意已决，完全不顾“恐龙派”及母亲的反对。在面对母亲的阻拦时，杜瓦利埃甚至威胁说要放弃总统职位，远走他乡。这出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好戏确实让西蒙娜做出了让步，同意儿子娶米歇尔·贝内特为妻。
此后，“恐龙派”对杜瓦利埃的态度从不服发展到了不满，最后甚至到了仇视的地步。由于“恐龙派”的势力依旧很强大，他们试图将杜瓦利埃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1981年3月，西蒙娜聚集20多名亲朋好友在公开场合抨击杜瓦利埃的妻子。看到爱人被欺负，杜瓦利埃愤怒不已，做出了将母亲驱逐出国的决定。
至此，杜瓦利埃家族内部权力斗争激化，家族政治集团的力量被整体削弱，杜瓦利埃摆脱了“恐龙派”的控制，掌握了海地的全部大权，其独裁统治的道路一马平川。
四人间地狱
杜瓦利埃上台初期，并没有表现出独裁残暴的一面，他主张推行“经济改革”来改变海地窘迫的经济状况，可海地濒于破产的经济并非喊喊口号就能解决的。杜瓦利埃只好向美国人求援。由于美国人将经济援助和人权问题联系起来，不得已，杜瓦利埃的政治控制有所松动。
1977年9月，他释放了104名政治犯，流亡海外的反对派也陆续回国，并逐渐恢复活动，海地共产主义者统一党、海地基督教民主党也从地下转为公开，海地民主工人联合会和基督教工会党也宣告成立。
政治气氛有所好转，改善了海地的投资环境，经济也有所起色。70年代实施的两个五年计划，使海地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大大超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水平，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自由化”毕竟不是海地独裁制度所允许的，当海地经济有所发展之后，杜瓦利埃随即结束了短暂的自由化进程。1979年10月，在以西蒙娜为首的极端保守势力的推动下，政府颁布了《新闻检查法》，规定凡对武装部队挑衅、煽动、暴动，中伤总统及其母亲或已故总统老杜瓦利埃的要被判处两年的监禁。这部压制报刊言论自由行为的法律是杜瓦利埃实现独裁、暴政的开始。
1980年11月，卡特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败给了里根。昔日背后监视自己的美国势力不见了，杜瓦利埃更加肆无忌惮。11月28日晚，政府出动大批“通顿马库特”，逮捕了近200个政界知名反对派人士，其中包括着名的反对派领袖欧仁、朗方等。
此次事件之后，“通顿马库特”更加猖狂。这支“民兵”队伍到后期发展到了14000多人，比正规军还多一倍。他们在海地无恶不作、草菅人命，连正规军也怕它三分。杜瓦利埃还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学习文化知识，不准群众集会结社议论国事，甚至三五成群散步走路都会遭到怀疑和迫害。据说有一次，“通顿马库特”发现几个人在一家咖啡馆“聚会”，并查抄出了几份所谓的“共产党宣传品”，因此那几个人当场就被活活打死，并被吊到电线杆上示众。海地人民又重新处在黑暗和恐怖之中。
在杜瓦利埃的残暴统治下，人民没有集会、新闻和言论自由，没有任何人身保障，除了执政的民族团结党外，其他政党均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他们镇压反对派，民主进步人士遭暗杀、绑架、监禁或流放者不计其数。海地遍设监狱和刑场，在首都太子港，总统府地窖和福尔迪芒什监狱就经常有数以千计的人被关押。
大赦国际组织70年代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海地的监狱如同过去的纳粹集中营，其在押犯的死亡指数极高。如果加上贫病交迫而死，以及逃离本国而葬身鱼腹者，死于暴政的人多达几十万，接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伴随着暴政的就是贫穷。在海地，每100个劳动者中就有75个失业或半失业；每10个应该受教育的人中就有9个目不识丁；全国1/4的人年均收入不足150美元。在城市，贫民窟遍布；在农村，背井离乡的人流不断。
如此贫穷的国家，杜瓦利埃仍旧不顾人民的死活，利用手中的权力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甚至，连赈济灾民的国际援助和国际贷款绝大多数都被他及其家族成员拿去填充自己的腰包了。
据197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透露，海地从新工业中征收赋税的50%、大概4500万美元均被列入国家银行133项不受检查的特殊账目中。1980年11月，为了解决海地外汇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海地提供了2200万美元的援助，这笔钱被杜瓦利埃取出2000万，其中400万给了“通顿马库特”，余下的1600万美元全部装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为了赚取外汇，杜瓦利埃政府还向国外出口大量供解剖用的尸体，甚至每月从数以万计的饥饿人群身上抽取血浆供出口。在海地这个被称为“国际乞丐”的贫穷小国，杜瓦利埃家族搜刮了至少5亿美元，仅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就高达3.7亿美元。
杜瓦利埃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纵情挥霍，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据披露，1975年，杜瓦利埃花费300万美元为父亲修建陵墓。1977年，他购买了一艘价值85万美元的豪华游艇，供自己出海游玩。1980年，他举行婚礼的费用高达300万美元，仅燃放花炮一项就花费了10万美元，这令全世界的亿万富翁都自叹弗如。杜瓦利埃的妻子米歇尔更是奢侈至极，她到美国和欧洲旅游就像去自己庭院散步一样频繁，每次去必会采购一大批奢侈品。
在杜瓦利埃及其家族的统治下，海地成为拉丁美洲政治最黑暗、经济最落后的国家。杜瓦利埃家族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推翻独裁暴政、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日渐高涨。80年代后，世界各地独裁统治相继倒台，海地在国际上处境越来越孤立，杜瓦利埃及其家族的统治摇摇欲坠。
五民反，势不可挡。
进入80年代，海地的各反对派积极从事反政府活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促进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在他们的努力下，反独裁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方式也逐渐多样化。基督教民主党在本党的刊物上将杜瓦利埃的照片和被人民推翻的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的照片放在一起，并备注：“谁将是下一个？”这种言简意赅的方式很能唤起民众的共鸣，也取得了显着的效果；流亡美国的反政府武装还特派一架直升机在太子港闹市区“空投”政治传单；一些反政府的势力还组成小撮的武装游击队，打算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垮杜瓦利埃的统治。
到了1983年，反政府行动更趋于暴力化，只上半年他们就组织了6起爆炸事件，其中包括一次在总统府的街口放置炸弹。1984年，反政府的斗争进入成熟期。5月份，戈纳伊夫市发生了警察无故打死妇女事件，此事件成了更大规模反政府浪潮的导火索。市民举行集会抗议警察暴行，反对派也把握机会，使集会扩大到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成为杜瓦利埃上台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斗争。此次斗争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反暴政活动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海地人民强大的斗争洪流冲击着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同时，海地的其他社会力量也纷纷响应群众的号召，用各种形式参加到了反政府的斗争中。
海地的天主教会是反杜瓦利埃独裁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70%的海地居民都信奉天主教。更重要的是，海地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历来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们的势力有时甚至超过政界和军界，很大程度上还控制着国家的政权。
1957年老杜瓦利埃成为海地总统后，借口说天主教是欧洲人的宗教，会使海地分裂，煽起种族与宗教仇恨，于是竭力打击天主教，限制天主教会的活动和发展。1959年后的5年间，先后驱逐了很多外籍主教，其中包括着名的法国主教普瓦里耶。老杜瓦利埃的做法引起了罗马教廷的不满，罗马教廷一怒之下将老杜瓦利埃驱逐出教门。此后，教会与政府的关系虽有所缓和，但老杜瓦利埃仍旧没有放松对天主教的控制。
1966年，他任命了一个海地人担任太子港的红衣大主教，企图将海地的天主教会控制在自己手中。
然而，随着拉美天主教“解放神学”思想的传播，宗教信仰逐渐和社会解放联系起来。“解放神学”不再单讲“仁爱、和谐”，还将传播福音和变革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它们认为不能回避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暴力行为，既然政府使用暴力镇压人民，人民就有权用暴力进行自卫。在拉美解放神学的影响下，海地教会逐渐发展成为反政府的重要力量。在经济政治文化都较为落后的海地，人们被贫困、饥饿和疾病所困扰，自然需要在精神上寻找希望和寄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地天主教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1983年3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出访海地。他公开谴责海地社会的种种不公正现象，谴责杜瓦利埃政府的种种暴行。教皇的访问使教会在海地民众中的影响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