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31岁，有两个孩子，进入了而立之年。成年以后，乌里和我走得越来越近，也成为了好朋友。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对他来说我太小了，之后他又从家里搬了出去。我们都成年后，10岁的差距也就消失了。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我们是兄弟，也是朋友。他的家人经常欢迎我和弟弟阿姆农去他家做客，我们在基布兹度过了很多的假期，并经常在那里一起庆祝家庭聚会。假期里，我们有时围坐在一起，讨论一些与伦理、道德、平等相关的严肃话题，这些后来都成了家族的传说。乌里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我可以看到灰色领域，而在他眼里只有黑与白。我们俩喜欢激烈的争辩，而其余的家人在享受甜点的同时，耐心地看着我们唇枪舌剑。偶尔，他有事的时候会来特拉维夫，我们彼此会面，享受待在一起的机会。现在，突然之间，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乌里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么年轻就去世了，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非正常的方式，想着真令人痛心。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死于心脏骤停——真是个可恶的词。
那种父亲去世后让我无法摆脱的愤怒，那种隐藏着巨大悲痛的愤怒，变得愈发深刻、愈发强烈。我觉得我会爆炸。为什么是乌里?该死的，为什么在这样的年纪?世界上还有公平吗?我不是一个狂暴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心中那种暴力的倾向，一种粉碎、破坏和损毁的冲动，我指责天地，指责父母。也许我很生气爸爸把心脏病遗传给了乌里，也许我对母亲很生气，因为她没有预兆地抛弃了我们。我不再去拜访他们的墓地。不论是马蒂亚，还是孩子们和阿姆农，没有人可以安抚我内心的愤怒，这种愤怒在我身上潜滋暗长，但又不得不被深深隐藏。
从表面上看，生活恢复了正常。我照顾乌里的家人直到后事都安顿下来，并且经常去看望他们。即使我专心照顾柏卢丽雅和他们的五个孩子，那种令人不快的悲痛却还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我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更多的时间在伊朗度过。当那里的海军项目成功完工后，我们在伊朗拥有了无限的机会，很多商人想建酒店或游艇俱乐部，因而业务订单开始源源不断地涌来。我们办公室已经积累了很多有关文化传统、地形特征、定价体系以及运用合适材料方面的知识，也结识了很多当地的承包商。我甚至建立了一个原创性的计算机模型来评估给定项目的可行性，即ECOMO——经济学计算机模型。定量分析已经成为我擅长的专业领域，而这方面的需求也在增加。
我的一些工作由埃坦-戈申的雇员代理，但我的经济效益核算工作则由梅伦博士协助，他是数学模型的专家。梅伦曾访问过伊朗一两次，他是为我工作，而不是为丹。我们指派了一个土木工程师——拉凯利和我们一道以安纳夫系统公司的名义，作为一个独立单位来运作。我们的小团队在大型项目的管理和运作上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同时，那一段时间也获益颇丰。这是对我们必须忍受的艰苦生活条件的补偿。阿巴斯港和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大约在同一纬度，说它的天气条件像地狱一般，还算是保守的。在停车的时候，车里必须开着空调，否则当我们回来时，我们会被烫得无法触摸方向盘。
虽然自然条件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商业环境却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即便是对安纳夫系统这样的新公司来说。许多以色列人在伊朗崭露头角，尤其在灌溉系统、石油开采、军事装备供应等技术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感觉就像在自己家乡一样，带来了自己的家人，并建立了一所学校，在那里孩子们可以继续学习以色列的课程。
但并不是所有发光的都是金子。1976年，伊朗开始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国王下令控制物价进一步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国王的法令的确延缓了通胀，但也得归功于少数人发挥了创造性思维，他们不去提高价格，而是减少他们供货的规模和数量。
这一策略可能在某些领域是可行的，但在房地产行业行不通。商人可以减少牛排的尺寸，但在房地产领域，“牛排”的尺寸是固定的，那么一旦发生通货膨胀，房地产的价格必然会上升。在三个不同时期出售的公寓可能会有三个不同的价格。但国王颁布了法令，要求没有通货膨胀，那么普通百姓应该怎么做呢?
你肯定不能去做违法的事。国王有他慷慨的一面，但他毕竟是专制君主，如果你不遵守他的法令，那么只有死路一条。你所能做的就是引进外国经济顾问，如安纳夫系统，针对不同时间购买公寓的不同人群，制定公平的估值方法。包括国王在内，不管任何人说什么，在工程必须要完工、买房者需要搬进来住的时候，价格一定会慢慢地爬升。在安纳夫系统，我们采纳建议，分析了成本和价格的变化，界定了总共七组不同人群，并为每个组计算了建设成本以及其他费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占项目成本4%的部分我们无法解释。无论我们如何计算盈亏，当我们加上砖块、灰浆、门、空调等各种成本，其总额总是少于合同价的4%，这4%似乎是消失了。当我们问及客户这个难以捉摸的数字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应该保持沉默。如果我们重视自己的面子，就不要想去了解更多关于伊朗监狱的内幕，我们不应该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他们敦促我们从头再来，重新核算一次，并做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俗话说，入乡随俗。我们就按要求做了。
伊朗是我有外国工作经验的第四个国家。在每个国家我都得到了更好的全球视角。1965年，作为一个学生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我航行到雅典、热那亚和巴塞罗那，然后坐最便宜的火车去马德里。那一个月，我住在一家青年招待所，在一个天然气加工厂——丁烷公司工作。在臭气冲天的生产线工作一天后，我礼貌地问我能否去办公室工作。在那里，用他们的电子制表软件，我绘制出各种简明的图表来帮助他们做出决策。
在以色列理工大学完成我的课程后，我和同学丹·罗森斯特鲁马前往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和意大利旅游，直到花光所有的钱。1969年，我和马蒂亚去欧洲度蜜月，我们住在青年旅馆，不去大的饭店吃饭，也没有其他奢侈消费，不过我们尽量利用时间游玩，因为在当时我们还不能负担经常出国旅行的费用。
从旅行中，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想在一个大的世界中获得成功，我必须先熟悉它。我父母那一代几乎没有出过国，我父亲在犹太旅团服役期间曾去过意大利，而马蒂亚的父亲是政府官员，偶尔会去欧洲出差。我和她的母亲则是在到了以色列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犹太复国主义的信仰是最好在祖国旅行，不要受到国外其他地方的诱惑。我父亲去世后，马蒂亚和我出过三次国，有一次是去美国旅行。我第四次出国是到伊朗，只不过，这次我不再是一个度假中的学生了，而是一个私人公司的老板，是一个独立的生意人。
直到1979年2月1日，那是伊朗革命爆发的日子，我们以色列人一直认为伊朗执政党非常稳固。伊朗革命让我们不得不未雨绸缪，我们沉浸在伊朗人好客的欢乐当中，开我们主人的玩笑，并为彼此创造财富。我们视野范围内没有一丝乌云。突然间，天空出现了暴风雨。一夜间，备受宠爱的以色列人四处逃命，瞬间从贵宾变成了难民。
我已经回到以色列了，但是我们的朋友及他们的父母一直在德黑兰工作，那是一个遥远的建筑工地。听说革命爆发后，他们决定马上逃走，而不是没有目的地等待新政权的建立。人们四处奔忙只为了赶上首趟撤离的航班。由于人数众多，这次大批逃离成为一个复杂和危险重重的后勤演练。很多人匆忙赶回家，带上心爱的人远走高飞。单身男人随手抓起他们能带走的财物，拦下出租车，朝机场奔去。那些在野外工作的人们，突然从四面八方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向曾经热情友好的德黑兰冲去。
回到以色列后，我们早早关了办公室，开车去机场迎接第一个航班，确认我们的同事和熟人是否成功逃离。由于革命护卫队封锁了打往伊朗的电话，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其他任何人的下落。当飞机降落，机舱门打开，大家才松了口气。经历了混乱和动荡，不管怎样，大家都安然无恙，并告知其他人也在回来的途中。后来，我的一些同事私下承认，如果不是感觉有些尴尬，那么他们一定会放下手，跪下来亲吻大地。
这就是伊朗人的美梦，大张旗鼓地开始，却以草草收场而结束。我们后来了解到，伊朗国王虽然带领国家取得了经济上的繁荣，但他同时也残忍地镇压了所有的反对派，特别是什叶派。怨恨造成了国家内部的动荡不安，并最终导致了革命。我们这些居住在伊朗、无忧无虑地建造房子的以色列人，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涌动的暗流。我们天真地相信我们的工作向穆斯林世界敞开了大门，那将带领大家走向和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努力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多年以后，卡琳A号船从我们为之发展倾注了大量努力的哈尔克岛起航，载着提供给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武器驶向加沙。在红海，以色列人中途截住了货船，这使得运载的杀伤性武器没有被送达。而班达布什尔是我们把它从一个荒凉的沙漠建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现在却成为阿亚图拉核计划的据点。是的，以色列人使伊朗变得强大。然而，这个由以色列人建设起来的城市现在却在研发炮弹，目的是歼灭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
现在伊朗的年轻人仅仅知道阿亚图拉的基本教义派掌控着穆斯林政权，他们不知道之前的伊朗是一个非宗教国家，他们没法想象就在不久前他们的国家是另外一番模样。同样地，以色列当下的一代也不知道，1967年以前的以色列拥有的版图是那么的小。那些出生在绿线[绿线用于标记以色列通过六日战争获得的土地。]，即1967年之前的国界线外的以色列年轻人无法想象去放弃他们的家园。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同时代的很多人觉得约旦河西岸是一个负担。
当然，巴勒斯坦的年轻一代由于年龄所限，也有如此的困惑。
他们没有经历过充满仇恨的自杀式袭击，也没有在重重的检查关卡中生活过。历史被这一代人狭隘的政治意识所限，该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啊。不只是在政治上，经济领域也同样如此。我们在伊朗的工作纯粹是为了赚钱，不会关心它的政治局势，也不会关注什叶派的反对活动。调查什叶派和以色列之间秘密军事联系的实质，或者考量那些联系如何影响伊朗人对以色列人的态度都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伊朗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国家，我们必须跟他们做生意，但是基本教义派的宗教革命惊醒了我们。它并不在乎我们对国家繁荣昌盛的贡献，也不关心我们对于未来两国人民之间和平的期望。
伊朗国王和阿亚图拉影响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了像我这样对未来迷茫的人，我只是一个工业和管理工程师兼营运研究员，一个碰巧在伊朗工作的以色列人。另一个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穆斯林领导者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他在1977年11月前往耶路撒冷，这个历史性的和平之旅打破了传统观点，令人惊讶的程度不亚于在伊朗的革命。对于我来说，这证明是一个幸运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