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当地人的欢呼声给了我们最新的战况消息：“嘿，同志们，猜猜怎么着？我们的空军在战斗中击毁了敌人的战机，战争结束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只是听起来是那么的不大可信。毫无疑问，我们有强大的空军力量，但战争不可能在一天内结束的。当然了，如果战争真的结束了，我们将无事可做，于是我们剃了剃胡子，冲了个澡，喝了些咖啡，然后决定去更南边的耶路撒冷。我们快速地向边境开去，但很快就被设置路障的部队拦了下来，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指挥官生气地走到战地指挥所提出我们的要求，然而，他们说道：“抱歉，以防万一你们没有注意到这里有战争
正在进行，我们是不会让你们这些书呆子在西奈到处乱跑的，这很危险！”
尽管我们以世界上最好的军队著称，但我们的经历却是不可思议地充满了偶然性。我们走过去，到处看看，然后说：“您好，我们是来自武器研究部队的智囊机构——总参谋部，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从作战区域收集信息，请告诉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开始还对我们置之不理的那些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兵最终同意配合我们。“好吧，既然你们这些天才想进行调查，那么就请便吧！”他们既没有提议要护送我们，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其他任何帮助，就好像他们对于我们的处境毫不在意一样。“你们想去探索，尽管去吧，我看你们是迫不及待地找死，那就请便吧！”他们对我们的蔑视是露骨的，但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最终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地图。从决定我们应该调查的重点到最终被允许进入作战区域，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天时间。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我们的使命很重要。首先，这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场战争，我们有必要为下一次积累经验教训，这也是我们的本职工作；第二，从实战而不是那些二手资料中学习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实际作战条件下发生的事情跟试验设计的场景肯定有很大不同。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战斗结束后尽早看看作战使用的坦克。
接下来，当第一次进入广阔的沙漠，我是如此的兴奋，简直忘记了我们正处于战争地带的中心。大片大片的沙映在眼前，像波涛汹涌的金色海洋，一望无际，但是对于这梦幻般的美景，我们无暇顾及。就像保险评估员，我们必须在证据还没来得及掩盖前尽快赶赴现场。因为要在战区待上好几天，我们决定在临近的一个部队控制区住下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部队非常的混乱，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隶属于哪里，或者也不知道谁来负责，因此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去说服作战士兵，让我们在他们的营地里休整。第二天一早，我们再返回战区，继续我们自己的战斗。
评估装甲坦克被破坏的程度
这慢慢成了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会从心里还有些不情愿的指挥所那里获取有关坦克战现场的信息，然后前往那些瘫痪的或被毁灭的坦克被遗弃的地点。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之前都是在战争模拟训练或者独立日游行的时候才见到过坦克。而如今在西奈沙漠，在坦克装甲上被埃及军队打穿的巨大弹孔触手可及，我们不断触摸着坦克被焚毁得发黑的框架，在散落着满是血迹回转炮塔的沙地里蹒跚而行。
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火一般的洗礼。我们既不参与战斗，也没有直接暴露在危险当中。然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这么多的尸体，大部分是埃及士兵，横七竖八地就横在他们阵亡的地方，有些士兵不幸战死在雷区，血肉模糊，几乎不可能将这些尸体拉出来。已经腐烂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弥漫在我们周围的空气中，起码来说，这是个非常令人恐怖的场景。我和战友们尽可能不去想他们曾经也跟我们一样，活生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也尽量不去想象在他们的国家或许还有母亲、妻子或是孩子在期盼着他们回家。实际上，我们很难装作他们不存在一样地去继续我们的工作。
然而，这恰恰是我们要做的。我们细致地查看一辆又一辆的坦克，然后为每辆坦克写两页的分析报告。我们尽力去克服那些令人作呕的气味和恐怖的景象，只关注我们的使命，即在地上标记燃油标志、粉碎包装袋子以及分散的金属碎片。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未完成的配给，那是在俄国坦克上的标准配置设备——一把斧头，我们不再是平静地看一场模拟战争，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恶劣、血腥、骇人听闻。
一开始我们是群一无所知的新手，慢慢地，我们变得更加坚强，从实际工作中也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在战场上，我们学会了识别不同种类的燃料，也学会了区分炸的地方是被高性能榴弹还是被空心电荷弹打击的。我们变得善于鉴别是由普通穿甲弹还是硬心穿甲弹打击的弹孔，还学会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们创新和完善了操作流程，这使我们在实地的工作能像在实验室一样有效。你要问我们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其实很简单，直尺、卷尺、铅笔和相机。我们在事先准备好的轮廓图上标识出每个撞击点的角度，给它们编上号，记下它是否打穿了盔甲以及它造成的具体损害，同时调查发现的情况也都从各个角度拍上照片。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装甲车、反坦克连队（也被称为“坦克搜寻者”）的残存者，以及运输兵员装甲车，还检查了不同坦克军需品的效力，最后作的损失评估分析涉及面很广泛。然而，上述分析并不能说明我们调查研究涉及的其他目标，因为三天后战争就真正结束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的小护航队与数百名正向苏伊士运河行进的埃及士兵不期而遇。我勇敢地拿过自己的步枪，并没有意识到忘了把枪放置于安全模式，一颗子弹飕地从我的耳边划过。我们整个车队来了个急刹车，车上的“博士”以为受到了埃及士兵的攻击，迅速跳下车，寻找掩体。而正在逃命的埃及人以为他们受到了攻击，也停了下来，并举手投降。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一幕，作为我羞愧的纪念。
该部队真正的成就是我们做到了在战区进行快速研究。在数周之内我们检查了大约三百五十辆坦克，其中一百辆在战争期间做了检查，其余的在战争胜利后检查。我们往北到戈兰高地参观了一些坦克修理库房，查看那些曾遭受较为轻微的损伤的盔甲。我们不想错过任何完整的图片。事实上，我们往返奔波于我们的国土，其现在的面积比战争以前要大4.5倍。当我们完成任务时，我们已经检查了超过六百辆坦克，收集了综合研究所需的数据。
回到总部，我被提名来编制材料。一群新的学术型人才被招募入伍，我从中挑选了两人来帮助我。我们不得不整理材料，对其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这些新兵们注重细节，毫无怨言，工作做得非常不错。在所有的材料整理和归类后，我们写了一个详细的总结，附上照片，并印了五十册，被界定为最高机密。我以为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但这得留由我们上级决定。
1967年9月，在犹太新年的前夕，我们向总参谋部业务部门负责人埃泽尔·魏茨曼将军递交了最终的报告。魏茨曼将军以爱搞恶作剧而为人熟知，他收下报告，把它放在自己头上，顽皮地笑着说道：“我该怎么利用它呢？用它作为一个太阳帽？”他不是唯一一个小看我们成果的人，相当多定期接收我们报告的作战单元高官对我们的成果都持怀疑态度。一方面他们称我们为天才，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结合实战而进行的系统性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结论刚好不符合他们的惯常做法，他们往往不会立即关注我们的这些报告。
埃泽尔·魏茨曼对于我们报告的反应也不例外，亚当·谢菲的著作也曾遭受同样的命运。亚当是一名很有才华的军官，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他一直在摆弄一个安装在我们Linolex计算机上几乎过时的文字处理程序，试图创造类似对数表的东西，通过对结果的编程，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计算机化的射击范围图。利用这样的图表，一个炮兵炮手能将相关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立即可以锁定目标范围并开火射击。但当谢菲将这个研究成果递交给他的炮兵部队首领的时候，却讨了个没趣。他们习惯于手工计算，对谢菲提出的概念嗤之以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们选用了这项技术，他们就是在做拿普通金属去换取黄金的好买卖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这项技术，直到最后其中一人真的进行了尝试，一下子就见识了这项技术的优点，决定接受这项技术。亚当·谢菲绝妙的即兴创作最终引领了野战炮数字自动计算技术的发展（FADAC），现在这是以色列国防军设备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的报告也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认可，作战部门的某个重要人物在看到报告之后，意识到了它的真正价值，并将其以巨额数目的价格卖给了德国部队。只有这样，在它受到了国外认可和赞美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终于转变了观念，开始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工作成果。当前，我们的报告已经被用作以色列国内和国际上的一种教学手册。此外，退休的少将艾莫斯·霍雷夫最近告诉我，事实证明，报告对以色列梅卡瓦主战坦克的设计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报告的重要性源于一个事实，我们已经意识到实战中的坦克性能与演习时不同。在实际战争中，温度会更高，机器上满是灰尘，它会用尽燃料，并且弹药的可用性也是波动的。我们有先见之明，从战场上收集这些数据，经过科学的分析，并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些努力最终影响了研发和部队的快速反应。
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证明以色列人力资本优势的许多证据之一，同时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这一特殊单位存在的正当理由。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频道曾报道，美国人在此次战役结束后进行的试验导致了“积极性防御”这一知名理念的发展。如今，积极性防御在装甲设计中被视为最先进的工艺技术。
由于我在装甲领域的出色工作以及我对战事的实际参与，我从第二中尉被提升为第一中尉，这比按部就班的提升提前了好几个月。我在以色列获得惊人胜利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开车。在米什卡的指导下，我已经在西奈沙漠条件极差的道路上进行了大量的练习。我从哥哥那里借来些钱，并将我几个月的部队工资也投入到了学车课程当中，并最终通过了驾驶考试。战后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让家人搭乘部队的小卡车参加我在以色列理工大学的毕业典礼。作为新手，我一路小心地将车开到位于特拉维夫诺尔道大街的公寓，当到达的时候，我看见父亲和母亲，还有站在他们中间的弟弟阿姆农正站在阳台上等着。他们都穿着安息日最好的节日服装，喜气洋洋的。我能看到母亲悉心栽培的仙人掌类植物，还有弟弟也长高了不少，只是我的父母似乎比我记忆中更加瘦小了。在我离开的这段不长时间里，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
在把大家都安顿到车上之后，我又去海法接上了马蒂亚。当时还在以色列理工大学读书的她正在公寓里等着我们。在我们走进她房间之前，我已经看到了她，典型的本地土生土长以色列女孩：长长的腿，没有化妆，平滑的黑色马尾辫和一个完美的笑容。我们在贝尔福地窖里享用了快乐的家庭餐，是用我部队工资支付的，然后我们开车前往以色列理工大学参加仪式。当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母亲强忍着泪水，而父亲和我握手，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我是家庭里第一个获得学士学位的，在确保没有人看的时候，马蒂亚给了我一个热情的亲吻。令人难过的是，我的哥哥乌里不能赶来参加仪式，他是一个基布兹[基布兹（英文kibbutz）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在希伯来语中它是“团体”的意思。在以色列，基布兹是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是建立在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在那里没有私人财产。基布兹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合作。基布兹在以色列的创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农民，第一职责就是土地，不能站着等待任何事情，甚至是弟弟的毕业典礼也不例外。
战争教给我关于自身和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有些是现实的，而也有些是哲学层面的。我见证了生命的短暂，但作为年轻人，我用“它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样的思想将自己的恐惧伪装起来。我经历了与敌人的短兵相接，近到能闻到它的气味，这使事情变得更难。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男人既不是生理学上的意义，也不是要摆的姿态，而是人生的使命。它不仅需要勇气和机智，而且需要勤奋和坚韧。我意识到我对自己和国家的责任，一个团结的集体所产生的力量，以及我本人作为单个个体的力量。
与父亲伊扎克（右一）、弟弟阿姆农（左一）及妻子马蒂亚（左二）的合影
我在战争期间及之前积累的个人和专业经验财富是巨大的。我开始意识到以色列人力资本基础的重要性，以及从她自身的队伍里锻就的有才华和凝聚力的团队可以发挥的强大影响。理论的分析与实践相结合，这激发了我的想象力。“脑-纸-笔”变成了一个有效的武器系统，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才智有其市场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