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涉世过仅仅由文学里看些人生的人一同社会接触免不了有些悲观。好人坏人全没有书里写的那么有趣，到处是硬板板地单调无聊。然而当尝尽人海波涛后，或者又回到文学，去找人生最后的安慰，就是在心灰意懒时期，文学也可以给他一种鼓舞，提醒他天下不只是这么一个糟糕的世界，使他不会对人性生了彻底的藐视。法朗土说若使世界上一切实情，我们都知道清楚，谁也不愿意活着了。文学可以说是一层薄雾，盖着人生，叫人看起不会太失望了。不管作家书里所谓人生是不是真的，他们那种对人生的态度是值得赞美模仿的。我们读文学是看他们的伟大精神，或者他们的看错人生处正是他们的好处，那么我们也何妨跟他走错呢。MarcusAurelius的宇宙万事先定论多数人不能相信，但是他的坚忍质朴逆来顺受而自得其乐的态度使他的冥想录做许多人精神的指导同安慰。我们这样所得到的大作家伦理的见解比仅为满足好奇心计那种理智方面的明白人生真相却胜万万倍了。
十七年二月于北大西斋
写作闲谈
郁达夫
（一）文体
法国批评家说，文体像人；中国人说，言为心声，不管是如何善于矫揉造作的人，在文章里，自然总会流露一点真性情出来。《铃山堂集》的“清词自媚”，早就流露出挟权误国的将来；咏怀堂的《春灯》、《燕子》，便翻破了全卷，也寻不出一根骨子（从真美善来说，美与善，有时可以一致，有时可以分家；唯既真且美的，则非善不成）。所以说，“文者人也”，“言为心声”的两句话，决不会错。
古人文章里的证据，固已举不胜举，就拿今人的什么前瞻与后顾等文章来看，结果也决逃不出这一铁则。前瞻是投机政客时，后顾一定是汉奸头目无疑；前瞻是夸党能手时，后顾也一定是汉奸牛马走狗了。洋洋大文的前瞻与后顾之类的万言书，实际只教两语，就可以道破。
色厉内荏，想以文章来文过，只期得一时的少数人而已，欺不得后世的多数人。“杀吾君者，是吾仇也；杀吾仇者，是吾君也。”掩得了吴逆的半生罪恶了么？
（二）文章的起头
仿佛记得夏丐尊先生的文章作法里，曾经说起头的话，大意是大作家的大作品，开头便好，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开头，以及岛崎藤村的《春》、《破戒》的开头等等（原作中各引有一段译文在）。这话我当时就觉得他说得很对（后来才知道日本五十岚及竹友藻风两人，也说过同样的话），到现在，我也便觉得这话耐人寻味。
譬如，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的起头，说：“幸福的家庭，大致都家家相仿佛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却一家有一家的特异之处”（原文记不清了，只凭二十余年前读过的记忆，似乎大意是如此的）。
又譬如：斯曲林特白儿希的《地狱》的开头，说：“在北车站送她上了火车之后，我真如释了重负”云云（原文亦记不清了，大意如此）。
真多么够人回味。
（三）结局
浪漫派作品的结局，是以大团圆为主；自然主义派作品的结局大抵都是平淡；唯有古典派作品的悲喜剧，结局悲喜最为分明。实在，天下事决没有这么的巧，或这么的简单和自然，以及这么的悲喜分明。有生必有死，有得必有失，不必佛家，谁也都能看破。所谓悲，所谓喜，也只执著了人生的一面。
以蝼蛄来视人的一生，则蝼蛄微微，以人的人生来视宇宙，则人生尤属渺渺，更何况乎在人生之中仅仅一小小的得失呢？前有塞翁，后有翁子，得失循环，固无一定，所以文章的结局，总是以“曲终人不见”为高一着。
（原载1939年11月19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我的忏悔》序
郁达夫
《我的忏悔》，是弗兰特儿的木刻大家麦绥莱勒FranzMasereel的自叙传式的连环木刻画本，德国原本的书名，叫作MeinStudenbuch，是由一百六十五页木刻画连系起来的一册图画小说。原本头上，有德国老大家汤麦斯·曼的一篇序引印在那里，在这中国的翻刻本上的我的这篇短序，当然是抄袭ThomasMann的了；因为近来抄袭之风，正盛行于中国，在这里，我也落得来学一次乖。
先来讲些关于木刻的一般的话；原来木刻这一种艺术，无论是在中国在外国，老早就发达了，就是在二十世纪的现代，科学昌明，一切的技术都进了步，独有木刻，还保持着十五六世纪的AlbrechtDuerer及LudasVanLeiden等的古风。这不是说木刻的不进步，不过因为这艺术的遒劲纯美处，是依赖于作者的万能学力的地方多，依赖于器具材料的地方少的缘故。正唯其是如此，所以木刻是一种承古开来的艺术，是可以不借科学的光而独立的艺术。现在僻处在内地，交通不能如意，新式机械材料供给也感着缺乏的扬子江中部有些区域里，全仗着这古风的木刻，在那里宣传文化，代替印刷的所以然，也就在这里了。
FranzMasereel于一八八九年生于Blankenberghe，父母是小有产的市民阶级，在Gent长大成人，当二十五岁以前，所作的Verhaeren，Jauve，Rolland，Duhamel，Charles－LouisPhilippe各外国作家作品里的插画，为数已经不少了。二十五岁以后，因受了世界大战的激刺，技艺的进步转向，当然是可以不必说的。胸怀一广，他就由一个地方的作家，变成了一个具有世界的心的欧洲的作家。直到现在，他的年纪还只有四十几岁，而木刻的成绩，却已经有了几千百幅，单从量的一点来说，麦绥莱勒，实在也是为我们所不及的一位勤苦的天才。
这一本《我的忏悔》，是他的许许多多的画本中间的最富于个性的一本，在这画本里，他的遭遇，他的思想，他的对于时代的批判，都忠实简单地暴露得无余。
第一，他是一位木刻艺术家，头上的一张自画像，手里的一块木头，一把小刀，就说明了他的对社会的任务。其次，是他所引用的两位外国作家的言语，美国的那位白发诗人说：“你们注意着！我并不想来说教，我也并不想来施一点小惠；我若有所施给，那就是施给着我侬自己。”罗兰说：“喜悦与痛苦，打击弱点，尝试与愚行，无聊与杂碎，无花果与葡萄，未熟的酸果已熟的甜实，玫瑰与野蔷薇，我所见过读过经验过的种种，我所把握着的生活过的一切事实。”就是他的这一本《我的忏悔》的内容全部，始则对大都会而发生憧憬，汽笛一声，火车就载他出发，到站下来，这一位不戴帽子的主人公，就成了大都会的芸芸众生中间的一个。看尽了种种都市的繁华，也参加身历了许多现代的享乐，争斗，与辛酸，其后就来了几次恋爱。道旁的相遇，街上的追逐，楼头的密约，大愿的成就；一度拥抱裸妇之后，走到街上，他所感到的快乐与光明，甚至对无知的车马，他都想传给一点他所感到的愉悦，而加以抚拍。见到街上的劳苦群众，他也曾动过心，扶老携幼，怜孤恤寡。对天真的小孩子们，他尤其感着有不能自己的热爱。为小孩子们歌唱，和小孩子们玩耍的画面，有七八页之多。他也曾作过工，如做厨子，上电杆，掘泥土之类，可也享乐得不亦乐乎，上咖啡馆，看画展，喝酒读书，胡调闲耍的画面，也着实不少。
见到了社会的不平，他也曾发愤参加过革命运动，听过宣传家的讲演，上图书馆去翻阅过社会主义的书籍，并且自己也上过演坛，率领群众，做过示威运动。但终究他还是一位小市民之子，信仰不坚，主义不定，虽满有革命的热忱，却缺少了贯彻到底的毅力。动摇之后，就又只好恋爱了，于是乎又是一出得恋失恋的悲喜剧。失恋之后，甘心堕落，醇酒妇人，乱来了一阵，但清夜醒来，终觉得性灵未死，悲哀失望之余，忽而却动了一动皈依宗教之心。忏悔过后，尘心涤净了，在街上见到了虐待女小孩的不平，他的义勇心又被激起了。就将这小孩带在身边，又演成了一幕极纯洁极高尚的恋爱神曲。这女小孩由他抚养成人，渐长渐大，他也感到了恋人与父亲的双重的情爱，但好梦易醒，这昙花似的女孩，忽又病了，死了，他在送葬之后的悲哀失望，真使我们看画者，也不得不为他伤心落泪。其后迁地自娱，十几面青天碧海的海洋画面，又使我们能得着一种心旷神怡的快感。衷心悒郁，终因为见到了航海的轮舟而动游兴，万里之行，就从此始了。上轮渡海，这一位无帽的主人公就到了颜色各异的慕尔人的国里。虽则漂流在黑人异国，他也忘不了爱小孩，抱不平的义侠的初心。重返欧洲，他又演了些风流痛快的奇行奇事，也曾救助过跳水自杀的人，也曾身入到森林旷野去贪味过自然的美。终而至于厌倦了物质的繁华，低首俯受了时间的裁判，他的肉体支解了，击碎了他那颗热爱人世的心，清清冷冷，他的骸骨就悠游自在地进入了永久的群星世界。
这是他的这部自传的内容大略，这种复杂纷繁的身世起伏，与夫热情的变幻高潮，他真表现得多么简单诚挚啊！麦绥莱勒自己，虽则并不是一位具有阶级意识的大众的斗士，但他的书却是可以为无产者申诉，使文盲者阅读的为大众的书。他的木刻在中国的翻印，重要的意义，我想也就在这一点上。
一九三三年九月
达夫序
（原载1933年9月1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我的忏悔》）
《泪与笑》跋
叶公超
读驭聪的文章每令人想起中世纪时拉丁赞美诗里一句答唱：Mediavitainmortesumus。“死”似乎是我们亡友生时最亲切的题目，是他最爱玩的意境。但他所意识到的“死”却不是那天早上在晨光晃耀之下八名绿衣的杠夫把他抬了出去的那回事，那场不了自了的结局原没多大想头，虽然我想他也知道是终不免于一次的，他所意识到的乃是人生希望的幻灭，无数黄金的希望只剩下几片稀薄的影子，正如他自己在《破晓》里所说：“天天在心里建起七宝楼台，天天又看到前天架起的灿烂的建筑物消失在云雾里，化作命运的狞笑，仿佛《亚丽丝异乡游记》里所说的空中一个猫的笑脸。”读者也许因此就把他看做一个悲观者，或相信命运说者，我却不这样想，至少我觉得无需拿这些费解的名词来附会他。从他这集子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个生气蓬勃的青年，他所要求于自己的只是一个有理解的生存，所以他处处才感觉矛盾。这感觉似乎就是他的生力所在。无论写的是什么，他的理智总是清醒沉着的，尤其在他那想像汹涌流转的时候。他自已也说过：“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宇宙是黑漆一团的，而世界的末日也一定是归于原始的黑暗，所以这个宇宙不过是两个黑暗中间的一星火花……但是了解黑暗也不是容易的事，想知道黑暗的人最少总得有个光明的心地。生来就盲目的绝对不知道光明与黑暗的分别，因此也可以说不能了解黑暗。”惟其心地这样明白，所以他才能意识到“……所谓生长也就是灭亡的意思。”这点他在《善言》、《坟》、《黑暗》里说得最透彻，这里也无需我再来重复。他对于人生似乎正在积极的探求着意义，而寿命却只容他领悟到这生长的意思，不过单就这一点的真实已足够我们想念他的了。
驭聪平日看书极其驳杂，大致以哲学与文学方面的较多。有一次他对我说，他看书像Hazlitt一样，往往等不及看完一部便又看开别部了，惟有Lamb与Hazlitt的全集却始终不忍释手。在这集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确是受了Lamb与Hazlitt的影响，尤其是Lamb那种悲剧的幽默（tragichumour）。以他的环境而论，似乎不该流入这种情调，至少与他相熟的人恐不免有这样想的。我想这倒不难解释。所谓“环境”或“生活”实在是没有定义的东西，因为我们与外界的接触往往产生含有极端复杂的经验，这些经验所引起的反应更是莫测深浅的问题。幼稚的心理学至少可以令我们相信它这一点点的虚心。Wordsworth的lowlivingandhighthinking当然是很可能的，不过也只是一种可能的化合，反之因未尝不可，但亦未必必然。这话，读者要明白，全是活人闲着为理论而说的，其实驭聪的生活何尝真是highliving。他的文章可以说是他对于人生的一种讨论，所谓人生当然是只限于他经验里所意识到的那部分。经验有从实际生活中得来的，有从书本子得来的；前者是无组织的，后者乃经过一种主观情感所组织的。在一个作家的生活中，大概这两种经验是互相影响着。它们如何的互相影响即是一个作家如何组织他的经验的问题。关于这点，似乎没有详论之必要。我要简略的说明这些，因为我感觉驭聪对于人生的态度多半是从书里经验来的，换言之，他从书本里所感觉到的经验似乎比他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更来得深刻，因此便占了优胜。这种经验的活动也曾产生过伟大的作家，虽然驭聪未必就因此而伟大。所以，我觉得他的文章与他的生活环境并不冲突；他从平淡温饱的生活里写出一种悲剧的幽默的情调本是不稀奇的事。
驭聪作文往往兴到笔流，故文字上也不免偶有草率的痕迹，唯写《吻火》、《春雨》和最后这篇论文却很用了些工夫。《吻火》是悼徐志摩的。写的时候大概悼徐志摩的热潮已经冷下去了。我记得他的初稿有二三千字长，我说写得仿佛太过火一点，他自己也觉得不甚满意，遂又重写了两遍。后来拿给废名看，废名说这是他最完美的文字，有炉火纯青的意味。他听了颇为之所动，当晚写信给我说“以后执笔当以此为最低标准。”LyttonStrachey这篇论文是他的绝笔。他最后那一年很用心的去看了许多近代传记作品，尤注意Strachey和Maurois二人的方法，因为他自己也想开首写一本长篇的传记。Strachey死后，他又重把他的作品细读一遍，然后才写成这篇，前后大致用了三四个月的工夫。悼Strachey的文章，长篇的，我在英法文的刊物上也看过四五篇（大概只有这多吧），我觉得驭聪这篇确比它们都来得峭窍，文字也生动得多。我希望将来有人把它译成英文，给那边Strachey的朋友看看也好。
驭聪的翻译共有二三十种。我听说他所译注的《小品文选》及《英国诗歌选》都已成为中学生的普通读物。我是不爱多看翻译的人，他的也只看过这两种，觉得它们倒很对得起原著人。他的遗稿尚有半本LordJim的翻译及零星随录数十则，其余的他都带走了。
二十二年除夕
叶公超
谨跋
（原载1934年6月开明书店初版《泪与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