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生弟的意志薄弱，兰生弟的多愁多病，我们即使是不和作者相识的人，读了这作品，也十分可以感觉得出；所以此书于写兰生弟的内心的Innigkeit一点，是成功的了。然而这一种内心的Innigkeit。又因为著根不深，来源不定的原因，所以很难使一般的读者起共鸣。这大约也是书函告白式的小说，不能使作者有用武的余地，不能使作者得畅所欲言的缘故。
小说里头最怕说带哲理的空话，我对于淮儿特的《杜莲葛莱的肖像》到现在还有点不满，就是因为lordHenry的Paradox太多。兰生弟的日记里，时时也有这一流的语句，我觉得是白璧之瑕。
这一封长信，系根据《兰生弟的日记》而写，所以引日记的长处很多。一件件的错综事迹，都有很详细的日子记载在那里。这是作者使读者容易感到Reality的笔法，凡有过做小说的经验的人，都喜欢用。不过《兰生弟的日记》里，所记的时间很长，错综的事迹太多，前后的倒置太杂，年月日的记载因为太精详了的缘故，反而使读者感到困惑，这也是这小说的一点毛病。
徐君的文体的精强；所以使读者觉得生硬。尤其是头上的三四十页，风骨峻峥，虽则是力量很足，然不能引人入胜。我怕中国的一般读者，遇此都要感觉困难。
人事错杂，性格开展，兰生弟到了北京之后，有许多琐事遇着，这些琐事的描写，若在另一篇小说里叙出，不失为一段妙文，而在这一篇前后结构复杂的小说里出现，容易使读者起一种冗赘之感，因为和前半篇的叙述，不能保持均衡。我在此地，不得不想起MarkRutherford’sAutobiographyDeliverance来了。一样的一部“TheStoryofmyHeart”，一样的描写主人公的精神上的动摇苦闷，一样的描写主人公的几个恋爱史，然而我们当读MarkRutherford时，觉得前后相称，均衡保持得整齐。虽然M．Rutherford的作者也描写几个与MarkRutherford关系很少之人之事，然而我们却不觉得它们的冗赘。尤其在MardRutherford’sDeliverance的后半部里，觉得他的一节一章，到小说结尾的时候，都有用处，都发生效力，这一部功夫，兰生弟却还没有做到。
《兰生弟的日记》的坏处，我都不客气地举出来了。因为徐君是一位贤者，所以我不惜春秋之笔；因为徐君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欲争得一谏友之名。末了我想来谈谈《兰生弟的日记》好处。
《兰生弟的日记》是一部极真率的记录，是徐君的全人格的表现，是以作者的血肉精灵来写的作品。这一种作品，在技巧上虽然失败，然若以真率的态度，来测文艺的高低，则此书的价值，当远在我们一般的作品之上。凡爱读Amiel的日记，爱读MarkRutherford的人，对此当然能有十分的敬意。不过我要在此地说一句预言：“这书决不是Popular的书，这书是少数人的书。”
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原载1926年8月28日《现代评论》第4卷第90期）
人生的小反抗
张中行
近几个月以来，翻阅送到手头的报纸，连续看到关于安乐死的一些消息，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因为自己已有生，并将有死，切身之事，难得等闲视之，就一阵陷入沉思。都思了什么？有没有什么知甚至悟？想用定形于文字之法理一理试试。至于能不能理出一点像样的，值得高明的读者惠与慧目的，只好走着瞧。
北大百年讲堂我不只一次说过，生，或缩小范围，说人生，是一，即现实就是这样，人生之道则是多。《易经·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儒家的看法，其实也是常人的看法。由此看法演绎为行，于是说繁衍子孙是福，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直到打倒孔家店之后、批孔之后的今日，还要大力宣讲并推行计划生育。这是想到生就拥护的一派，几乎所有的人，纵使未明说，或简直未想到，都加入了。有少数例外，是约两千年前由身毒（今曰印度）进口的，佛门，说生是四种大苦（生老病死）之一，所以想灭苦，就不当像常人，用欢迎的态度对待生。那么，如何对待呢？就是虔诚的佛门弟子也有坚决和妥协两面。坚决是比丘和比丘尼的不婚，不婚，就断了下代之生。妥协是一，不断自身之生，所以还要托钵化缘；二是四众的另一半，优婆塞和优婆夷，虽然也不能不说生老病死是苦，却仍旧洞房花烛，之后自然就同常人一样。也儿女成群了。妥协，是因为生的力量太大，小躲闪也许有点希望，正面抗就必做不到。但佛门说的生是苦（或说苦之本，因为无生就不会有老病死）也并非向壁虚造，如常人也承认，俗语说苦乐悲欢，不可意的占一半，可以为证。这样胡思乱想的结果，关于生，就成为一笔胡涂帐，至少是不容易理清的帐，比喻为花中之玫瑰，有香味，却又扎手，你说好呢，还是不好呢？
生是怎么回事，看来是说不清了。天上的鹰，抓不着，不吃它也罢，不如算计檐前的麻雀。古人，或“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或学而后思，抽绎为理，几乎都走《中庸》开头说的一条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即顺着走，不抗。其结果，自然还会碰到不少问题，或难题。难有玄远的，如这样作顺民，为己身计，究竟有什么意义？不知道。难还有现前的，更多，都来自率性未必能够顺利。为了减少头绪，用古人举一般以概其余之法，曰饮食男女。饮食，想的是烹对虾，端上桌面的却是清水煮白菜；男女，想的是如意佳人，点头算的却是个既不如意又非佳人。这就又回到佛门，只好承认与生相伴，确是有不少苦。那就如弘一法师，毅然出家吗？我以为，至少是理论上，出家并没有什么难，大难是想到与生有关的诸多问题，根本的，零碎的，能够处理得心安理得。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则很惭愧，自知必做不到。不幸是又不能不识不知，于是有时，或说玄想的时候，就感到生之上，总像是有什么大力压着。什么大力呢？扩一己为大众，集零碎为概括，并取大舍小，就想到有两种，曰天命（指最根本的，即大德曰生，或能活就好），曰礼俗（指未必适当而公认为合情合理的），总是在头上（或心中）动荡，使身心不得逍遥，或者说，思和行难得越雷池一步。因为这样，若干年以来，如果发现，对于这两种大力，有表示反抗的，轻或重，思想或行动，我总是很感兴趣。以下转为说反抗，先礼俗，后天命。
礼俗，如何形成，必要性有多少，内容必是很复杂，因为专就量而论，它也是无限之多，各有各的形质，自然不能一言以蔽之。这里只说，无论哪一种，都有相当强的拘束力。戴上人文主义的眼镜看，拘束有可取的，如不当掏别人的钱包之类；有不可取的，如男的为昏君死、女的为丈夫守节之类。何以不可取？举个最微末的理由，是不平等，如臣死，君还活得好好的，妻死，去了穿红的，立刻来了挂绿的。可是，就是这不可取的礼俗，反也大不易，即以不为昏君死、不为丈夫守节为例，西风东渐之前，就必致招来非议和耻辱。人生于世，有谁肯置非议和耻辱于不顾呢？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抗礼俗的勇气。我，因为常常想到生的压力，所以对于有这种勇气的人，就会顿生敬仰之心。似乎应该举些例，以求此意能够更加明朗。语云，河里没鱼市上找，纵使稀有，地大时长，也会找到不少吧？为篇幅所限，只举二人二事，又为了不偏不倚，所举为男女各一。逐新潮，女先男后。
女是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司马相如跑了的卓文君。事最早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这样写的：
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装作）与令（临邛县令王吉）相重（要好），而以琴心（抒情之音）挑之（文君）。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西京杂记》卷二也记这件事，多由文君方面下笔，估计喜欢看时装表演的必更有兴趣看，也抄在下面：
文君姣好，眉色（外形）如望远山，脸际（颊部）常若芙蓉（荷花），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相如字）之才而越礼焉。
越礼是不管礼俗，提前两千年实行自由恋爱，实现了婚姻自主。这反抗有所得，为她想是生前嫁了如意郎君，死后在《史记》中占了一席地；由我看呢，意义就更加深远，是为娑婆世界的人生吐了一口不平之气。
再说一位男士，也是西汉中期人，陕西的杨王孙。他大概没作过官，班固《汉书》只说他“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也许连著作也没有吧？他得在史书中占一席地，是因为干了一件反潮流的事，不只不厚葬，而且坚决实行裸葬。《汉书》是这样记的：
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本来的样子），必无（不要）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
儿子没有反潮流的思想和勇气，想不听，又不敢，于是请老子的朋友祁侯写信劝说。阻止的理由当然是不合礼俗。依礼俗，就必须“为之棺衣裳”，也就是厚葬。杨王孙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复信说明理由，要点是下面这些话：
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殚）币，腐之地下。……故圣王生易尚（奉养），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无）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土）鬲（隔）至（难于反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于戏（呜呼）！吾不为也。
俗人竞以相高，即成为风，力量就大。大到帝王也在它的下面挣扎，如秦始皇用大量的兵马俑殉葬就是证明。杨王孙却造了反，这就事说不大，意义却是重大的，因为可以表明，在生的大流中，人也未尝不可以以己身为主，我行我素，以争取一些独立和自由。
争取，如果能得到，是胜利。卓文君胜利了，杨王孙也胜利了。但这是对礼俗，世间的；移到天上，对天命，也这样轻易吗？再引《中庸》，“天命之谓性”，这性表现为多种情况，琐碎到忽然大声入耳吓一跳，走累了想坐坐，等等，都是。这里想用擒贼先擒王之法，抓个最大的，或说最根本的，是前面已经指出的，坚信大德曰生，或能活就好。为什么活比死好？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而信，至少是觉得如此，是接受天命。与礼俗相比，天命的压力大多了，我们有能力抗吗？记得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写过一篇题为《论自杀》的文章，结尾说无妨把这种行动看作向自然的挑战。其意大概是，你（天命）让我这样，我偏偏不这样。在叔本华，这是理论，因为他本人是寿终的，并没有向自然挑战。用实际行动向自然挑战，程度也可以轻，就我一时想到的举两种。一种是世间的，传说的巢父、许由之流，有腾达（必随来富厚）的机会，不干。另一种是出世间的，玄奘、慧能之流，可以从众，饮食男女，生生不息，也不干。这都有点不同于常，对天命而言，可以说是抗。但是与合生相比，这只是动动手脚，还说不上真刀真枪。
真刀真枪是不要命。这有多种情况，为了这里的所需，只说三大类。一大类是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是明显地有所为。义是个抽象的道德信念，化为具体的事，就可以是殉国（经常是为某一个滚下宝座的），可以是殉夫，可以是报知己（如荆轲、侯赢之流），等等。另一大类是走投无路，最典型的是项羽自刎乌江、崇帧皇帝煤山自缢、今代运动中跳楼之类。还有一大类性质有点特别，不是为什么义，也不是走投无路（至少由己身以外的人看，是不该寻短见），只是觉得活着没意思，或只有苦而无乐，就下了决心，不再活下去。这最后一类是感到“活腻了”，或活与断苦之间决定取后者，就走了舍生的路，由我看是地道的抗天命。其意与叔本华阐发的相类，是：你（天命）说活着好，如果听你的，我确是还能活些时候；但是我活腻了，不愿意再活下去，所以决定不听你的，自主，死。如果选择死，真就死了，又如果天命有知，看到有人造反，会有何感受呢？天道远，我们不能知道。只说迩的人道，大德曰生是一顶比地富反坏右重得多且更有普遍性的帽子，有人胆敢摘；就人生的意义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一类事就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