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恩克罗斯的主要任务是截获、分析德军无线电通讯内容。克恩克罗斯本人认为对苏联红军发起“堡垒”战役，即库尔斯克战役之前——这是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大型战役。1942年4月30日，英国人将德军准备进攻库尔斯克高地的情报发往莫斯科，同时还有通过“谜语”截获的德军情报机构侦察到的在这一地区苏军力量的材料。而克恩克罗斯此时发送的情报不仅有截获的电文，而且还包括了白厅有意略去的担心会暴露情报来源、带有部队和分队部署的情报。
战役前最能吸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是有关德国空军的部署情况。苏联指挥部因为担心德军会在5月10日开始进攻，便在5月6日这一天，在从斯摩棱斯克到亚速海长达1200公里的地带上，对德军17个机场进行了事先经过绝密准备的预警性炮击。打击目标的选择是在克恩克罗斯所提供情报帮助下制订的。许多德国飞机在地面就损伤惨重，在5月7日和8日又继续对德军机场实施集中密集打击。尽管这样失去了突袭的因素，这三次密集轰炸，是二战期间苏联空军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飞机架次1400次，歼灭德军飞机500架，苏联飞机损失1200架。
为保卫库尔斯克高地，红军把自己几乎百分之四十有生力量的技术装备都投向那里。虽然军事情报有误，可红军还是打赢了斯大林格勒战役。
间谍帮苏联打赢坦克战
2005年4月17日《星期日苏格兰人》报报道：“二战时期，剑桥间谍团伙”的一名苏格兰成员向苏联人提供了的情报，使他们打赢了二战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并最终改变了历史。
因为英国间谍的情报帮助，苏联打赢了与德军的大规模坦克战。
《星期日苏格兰人报》称：这位名叫凯恩克奥斯的间谍向苏联人提供的是德军新式坦克情报。
盟军当时已破译了德军“伊尼格玛”机的密码，并由此截获了大量的德军情报。凯恩克奥斯则在这些情报中，将对苏联有关的德军新式坦克和参加库尔斯克坦克战役的德军作战序列的情报提供给了苏联最高司令部。
为了保密，英国政府当时不愿意向苏联人提供有关德军的详细情报，凯恩克奥斯却私自向苏联提供了情报，使苏联人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战胜了德军。战役的胜利缩短了战争的进程，从而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其实，凯恩克奥斯1937年在大学就读时被苏联间谍机关招募。
凯恩克奥斯1942年3月开始在英国布莱切利公园的密码破译中心工作。那里的数学家和语言学家能够破译被认为是“不可破译”的德军密码。1943年初，英国情报机关截获的德军通信表明，德军将于夏季对苏联展开攻势。凯恩克奥斯当时接触到了有关德军作战计划的情报。
尽管有可能遭到叛国罪的指控，凯恩克奥斯还是决定向莫斯科提供这些情报。这些情报包括“黑豹”式坦克、“虎”式坦克改进型、重达68吨的追猎者坦克歼击车的详细情报。苏联红军在获悉这些坦克的性能、数量和可能战术的情报后制订了相应的措施：他们发现对付这些新坦克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伏击。
俄军的准备工作非常成功，德军在进攻发起的第一天就损失了568辆坦克。德军缺乏应对如此惨重损失的运输工具，那些本可以回收或者进行修复的德军坦克被俄国人运走转而用于对德军的作战或供仔细研究之用。
德军在三个星期的战役中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共损失了70000名士兵、3100辆坦克和机动火炮、1400架战机。
基里皮琴科说：“就德军对库尔斯克发起的攻击而言，由于从凯恩克奥斯那获得的情报，我们事先就知道了德军的作战计划。我们获得有关‘黑豹’的坦克的情报非常重要，因为它的射程比我们的坦克更远。当回首库尔斯克战役的时候，我们应当想起凯恩克奥斯。他对于我们的胜利至关重要。”
英国战争博物馆的二战史专家查尔明说：“凯恩克奥斯作出的贡献非常重要，因为库尔斯克战役使德军损失惨重。他们在库尔斯克损失的坦克和士兵本可以用于其它地方，这可能会使我们的胜利更为艰难。”格拉斯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马德斯利说：“凯恩克奥斯的行为毫无疑问地缩短了战争的进程。库尔斯克战役是在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战役之后进行的。当时的战争结果已没有疑问，但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使德国的败局进一步加速。”
邱吉尔身边藏间谍
英国《泰晤士报》2004年10月30日报道，当88岁的英国出版商詹姆斯·麦克吉本4年前去世时，谁也不会想到，他身为邱吉尔战争办公室情报官员竟是一名暗地里为苏联工作的秘密间谍。
詹姆斯·麦克吉本出生于英国格拉斯哥，他的父亲是格拉斯哥大教堂的一名牧师。二战爆发后，由于麦克吉本会说一口流利德语，因此他被接收进了英国军方的情报部。他曾利用在邱吉尔战争办公室工作的机会，与一名叫做娜塔莎的苏联女间谍接触，并向她传递有关德军动向、盟军部署的绝密情报的细节，甚至连盟军进攻法国的“霸王行动”计划，也全都经由麦克吉本的手接连传递到了斯大林的案头。
1940年，一名审核麦克吉本的英国军情五处官员问他道：“你是愿为我们工作，还是愿为斯大林工作？”麦克吉本回答道：“为我们。”于是他立刻就在英国战争办公室中获得了一份工作。当纳粹德军1941年入侵苏联后，具有亲苏倾向的麦克吉本感到自己有义务将德军的动向情报提供给苏联政府，尽管这是英国政府绝对无法容忍的“背叛行动”。麦克吉本先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取得了秘密联系，接着在一天夜里与一个名叫娜塔莎的苏联年轻女间谍在威斯特本尼附近某个地方会了面。
邱吉尔在访问被德军轰炸的平民区，麦克·吉本此时在他身边相随。
麦克吉本在“自白书”中写道：“我们交换了会面暗号，然后一起在黑暗中行走。我将第一份有关与苏军作战的德军动向情报交到了她手中。我们约定了下次所供情报的藏匿地点，它通常是某座房子前面花园中的一株灌木丛下，我将打字机打下的纸条放进一只火柴盒中，藏在灌木丛下。情报藏匿地点每次都会发生变化，一般一个月我要递送一到两次情报，偶尔还会与她见一下面。我们通常都是在夜晚见面，装作一边走路一边聊天，我们后来成了朋友，尽管我从来没有在白天看过她一眼。”
当麦克吉本在英国战争办公室的地图室工作时，他就更加容易得到德军军事行动的秘密情报了，因为德军和盟军的每一步军事部署都会显示在墙上的地图上。麦克吉本在“自白书”中为自己辩护道：“我认为拒绝将我们有关敌军的情报与苏联人分享，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在英国战争办公室工作期间，麦克吉本甚至可能还将盟军“霸王行动”的细节透露给了苏联人，麦克吉本本人称，他曾将自己认为重要的情报全都送了出去，其中一定也包括盟军登陆诺曼底的计划。
麦克吉本与娜塔莎的情报联系到1944年6月告一段落，因为此后他被派到了华盛顿，在盟军联合参谋部的英国部门工作。但麦克吉本不久就与另一名在美国的苏间谍取得了联系，这是一名老练的男特工，麦克吉本经常乘坐电车前往华盛顿北部的一个墓地与这名男特工见面。麦克吉本写道∶“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多么危险，尽管我偶然也会担忧一旦我被发现后，我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麦克吉本再未与苏联特工进行任何联系，后来他成了一名出版商，直到2000年去世。一生中，麦克吉本从未为自己向苏提供情报的间谍行为受到过任何惩罚。然而据英国军情五处上周向麦克吉本的家人递交的一份文件披露，其实早在1950年，英国军情五处就通过告密者获悉了麦克吉本的间谍行径，当时一名熟悉的英国特工突然拜访麦克吉本的家，告诉他军情五处已经在留意他的行动。
美国情报之父
威廉·杰·杜诺万老谋深算，他曾是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手中的王牌间谍
威廉·杰·杜诺万是美国现代情报事业发展的奠基者，也是罗斯福总统手中最有价值的王牌间谍。杜诺万的祖父是爱尔兰人，他家境贫穷，未曾受过教育，早年移居美国。他在纽约是共和党的一名忠实党员，而且是坚定的亲英派。他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很严格，十分注意个人的生活作风和身心健康。他既不喝开胃酒、啤酒，也不喝烈性酒。他像许多人一样，一有机会就跃跃欲试。哪怕远离故土。他的社会意识极强。这倒不是说他是个趋炎附势的人，而是说他喜欢接触门路多、有钱有影响的人。他本人就向往成为这样的人，并为此而呕心沥血。他有爬到财富和权力顶峰的野心。他对成功之路有着浪漫式的幻想，对上层阶级的魅力没有足够的预防。他也是一个倔强的人，甘愿为自己的所得付出代价。
杜诺万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纽约义勇骑兵团的战友、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同学。两人不仅有比较相似的经历，而且在性格、政见上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生性乐观，坚信美国无论干什么事都能成功；都受西奥多·罗斯福所拥护和描绘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影响，都是亲英派；两人都精力旺盛、崇尚自由，相信勇气能够创造奇迹。成年后，两人经常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政界相遇，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杜诺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爱尔兰裔美国人“善战的六十九团”的上校团长，并因勇敢、果断和大胆无忌而声名鹊起。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又是一个能广交朋友，并让下属忠心耿耿的人。由于他热衷于旅行和做生意，他的朋友遍及世界各地。基于他的性格、声望、经验和关系，他也成为了别人着力结交的对象，如英国保安协调处就极力同他联络，其处长威廉·斯蒂文森还与他建立了密切的四人关系。这一切为杜诺万进入情报界，开创美国情报事业新纪元打下了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杜诺万已经具备了把现代情报事业引入美国的所有条件：他对反间谍工作有着极大的兴趣，对轴心国有仇恨心理，对英国抱有同情心；他有足够的接近高层人物的关系，也愿意到正处于战争中的英国去考察。在罗斯福总统的授意下，杜诺万同英国情报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到欧洲、北非、中东、拉丁美洲等地对情报间谍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形成了他对现代情报事业的深刻认识以及构建整合美国情报系统、在美国建立现代情报体制的基本思路。
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为杜诺万直接插手美国情报系统，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提供了机会。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杜诺万紧紧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使他自己的情报工作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创造出个人生命的辉煌，更实现了美国情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实现了由传统情报工作向现代情报事业的转变，开创了美国情报工作的新局面，并直接催生了中央情报局。
辛西娅改变了战争进程
辛西娅1910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高级海军军官的家庭。她原名贝蒂·索普，辛西娅是她的化名。她因为遇到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商务处的二等秘书阿瑟·帕克而改变了命运。
阿瑟·帕克是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比贝蒂大20岁，由于在第一次辛西娅在华沙迷倒了波兰外交部、欧洲最狡狯莫测的政治家约瑟夫·贝克上校的机要秘书，她获得的情报使二战缩短了进程。
世界大战中负过伤，健康状况一直欠佳。不到20岁的贝蒂竟然嫁给了他。
婚后，嗜好冒险和娱乐的贝蒂开始涉足搞秘密活动的间谍行列，她那好动、敏捷、生龙活虎的性格使她能在社交界大显身手。1937年夏天，帕克夫妇抵达华沙。27岁的贝蒂受过地道的上层社会的教养，知识渊博，而且幽默、风趣，这一切使得她更加成熟和完美。她所具有的双重品质——正视一切危险的惊人的勇气，以及她特有的别人无法仿效的诱惑男人的魅力，都充分地显示出来。她热衷于冒险，间谍这一行在她眼中被视为一种高尚的富有挑战性的职业。
贝蒂在华沙的最大成就，是她坚决而果断地把一个波兰小伙子诱入圈套而获得的。这个小伙子就是波兰外交部、欧洲最狡狯莫测的政治家约瑟夫·贝克上校的机要副官。他之所以特别重要，不仅在于他深得外交部长的信任，而且还在于他经常替外交部长去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执行秘密使命，得以接触各种各样的机密文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贝蒂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德国伊尼格默密码机的详图。
秘密情报局一位研究并试图掌握纳粹新型密码机的间谍人员起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贝蒂提供的正是他们关于这种密码机情报整个链条中所缺少的一环。搞到伊尼格默密码机的秘密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谍报成就，有很多人和很多部门都为获取这些秘密尽了力，美国和英国人为此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合作。然而这里搞到一点，那里搞到一点，都不很完善，后来又出现了好几种伊尼格默密码机的变种，又各有不同的型号，真叫谍报人员头疼。而在这当儿，贝蒂却带来了最意想不到的成果。这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贝蒂在波兰的表现越来越出色，以致英国情报局不得不考虑把她派到更大的舞台上去。他们编出一套谎言以使她能顺理成章地离开波兰而又不致惹上她是在为英国人工作的嫌疑，谎言很快就在华沙流传开来。流言说，贝蒂有向纳粹外交官传递情报之嫌，她的情报是通过波兰外长的机要副官传递给德国人的。由于世人皆知这位机要副官正在寻求与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协议，所以这一谎话很快就被华沙人接受。英国外交部立即决定，必须把贝蒂调离华沙。正在这时，遭受大病折磨的帕克的健康已完全恢复，外交部遂把帕克调到智利，并叫贝蒂陪同前往。
贝蒂对此事的内幕当然一无所知，当她受命离开华沙时，她还以为是那些令人厌恶的爱嚼舌头的大使夫人们搞的鬼呢。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然而这位机要副官险些把这事彻底弄糟了。副官已被贝蒂深深迷住了，当贝蒂处在谣言与谩骂的包围中而备感焦头烂额、不知所措时，副官却向外长说，他要同他的妻子离婚而与贝蒂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