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顺利抵达哈尔滨。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紧接着又开始了安排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
这次由刘昂直接在大连港租用苏联的货轮，装载着东北解放区出口的大豆、土豆、人参等物资来到香港，然后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带回解放区所需的纸张、西药等物资。
为了利用经济贸易工作做掩护接送民主人士，钱之光、潘汉年对设在香港的“联和公司”进行了改组和扩大。香港皇后大道，是一条繁华热闹的大街。街上有一家“毕大行”。钱之光派人在这里又租了几间大的写字间。钱之光同大家商量说：“我们的公司要扩大，必须另外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既要有意义，又不能太暴露。”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一大堆名字。钱之光觉得都不太满意，有的名字太陈旧，有的又太显露，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便提议说：“我想给我们的公司取名为‘华润公司’。
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的党。这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办的贸易公司。”众人听了，齐声称好。于是“华润公司”的招牌挂到了皇后大道上。公司开始由杨琳任经理，后来党中央决定由钱之光任董事长。10月中旬，刘昂在大连租用的苏联货轮抵香港。出人意料的是，苏联货轮在到达香港时，与另一艘大船发生了碰撞，船体受损，搁浅在海湾，必须就地检修。这时，已与准备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商量好了行动的日期，而船又发生了事故，怎么办？
显然，等苏联的货轮修好再接送第二批民主人士，时间就会大大拖延，以至耽误整个计划。钱之光与大家商量后，决定另租船北上。经过多方联系，租了一艘挂挪威国旗的“华中”轮北上解放区。香港南方学院，一位高个子、带着眼镜的文化名人正在情绪激昂地向学生进行演讲：“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让我们举起双臂，欢呼新中国的春天的来临吧！”满场喝彩声，淹没了他的声音。这位演讲者就是郭沫若。
1948年11月23日，在钱之光等人的精心安排下，郭沫若告别妻子儿女，化名为“丁汝常”登上“华中”轮北上。
与郭沫若一同坐船北上解放区的，还有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翦伯赞等30多人。陪同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是连贯。胡绳也坐“华中”轮一同北上。钱之光专门派王华生随船护送。
郭沫若同马叙伦、翦伯赞等30多人坐在船上，感觉到的不是疲劳，而是轻快，有一种真正获得了解放的感觉。
在旅途中，许广平那位爱好无线电的儿子——周海婴自己装了一台收音机，无意中收到了新华社播发的东北解放军解放沈阳的消息。大家听了这一消息，更加兴奋，高兴地跳起来。大家齐集到娱乐室，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郭沫若、曹孟君出了节目。其他人有的唱歌，有的跳舞，还有朗诵的，讲故事的。郭沫若特赋诗一首：人海翻身旧，宏涛天际来。才欣克辽沈，又听下徐淮。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我今真解放，自愧乏长才。12月1日“华中”轮抵达安东（今丹东）石城岛。郭沫若等第二批民主人士即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派负责同志把他们迎接到沈阳，住进了铁路宾馆。
3.5大连关东酒家的特殊客人
香港罗便臣道92号，兰山腰中有一幢小洋房。
大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位身材不高、脸盘宽大、身着浅灰色长袍的老人。他就是这幢别墅的主人、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参议院院长的李济深。
李济深是广西苍梧县冠盖乡（后改为大坡乡）料神村人。青少年时代即投笔从戎，参加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独裁政策。1947年春，李济深在得到宋庆龄的赞成后；在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的支持下，以回乡扫墓为名，乘船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今天是1948年的10月26日，李济深64岁生日。李济深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公认的领袖。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纷纷到李宅来为他祝寿。
“欢迎！欢迎！欢迎诸位朋友的光临！”李济深站在大门口，面带微笑，迎接前来祝寿的客人。前来祝寿的有何香凝、柳亚子、沈雁冰、朱蕴山、陈其尤、陈其瑗、陈劭先、章乃器、周新民、梅龚彬、连贯等数十人。马叙伦、郭沫若这时尚在香港，也赶来祝贺。席间，主人宾客心情愉快，谈笑风生，开怀畅饮。宾客们都在签名簿上签名留念。还有不少人在签名簿上题了词。马叙伦题词说：“任潮李先生，为吾党先进，眉须已老，而壮怀如昔。今日举国共争民主，先生实为其盟。斜倾服有素，近始追随无懈。窃愿先生眉寿无疆，遮辉所逮，遐迩影从，行见独夫就灭，君昆告苏，明年此日，壶觞倾祷，当遍海内也。”陈劭先题词称赞：“巍巍吾公，当代之雄；资秉文武，字贯西东；领导革命，薄海从风；寿身寿世，今誉无穷。”
连贯挥笔写道：“从旧社会出来，身新社会前进，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而不断奋斗，实乃老当益壮。”这时，李济深在香港是一个众人瞩目、备受关注的人物。中共方面与他有密切的联系。香港当局与他经常有往来，并将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派有警察在李宅门前守卫，又在李宅的四周布置了许多密探。
香港总督还派总督府政治处主任、密探负责人王翠微到李家来聊天，借以观察李的言论和行动。美国方面同李济深也有频繁的接触。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崩溃已无法避免，便转而想利用李济深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中的声望，请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既反对蒋介石又不与共产党联合的新政府，由美国予以支持，与共产党谈判，以保持美国的在华利益。
说客出场了，1948年秋天的一天，美国政府派曾担任国民党政府招商局长的蔡增基，从美国来到香港。通过冯祝万指点引见，蔡增基会见了李济深。
蔡增基说：“美国政府十分尊重李将军。他们让我转达将军，如果你能组织一个政府，与共产党谈判，保留江南半壁河山，阻止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那么李将军就会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头号人物。美国政府将会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予以全力支持。”听了蔡的一番劝说，李济深平静地说：“在内战发生以前，我们就呼吁美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照样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于内战的血火之中。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又想搞划江而治。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如此。”蔡增基听了李济深的话，脸上呈现出失望的表情。沉默了片刻，李济深微笑着对蔡说：“蔡先生，作为朋友，欢迎以后咱们之间有来往。但先生如果想来谈这类事情，则不必再来了。”说完，就叫儿子代他送客。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进攻解放区时不断遭到失败，国民党政府内各派人物也怀着不同的目的，纷纷派人来香港，与李济深进行联系。
1947年10月，宋子文出任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上任前夕，他派刘航琛去香港活动，想拉拢李济深，让李出面联络在港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一些实力派人物，建立所谓“和平民主大同盟”，筹备召开一个以李济深为主席的“和平统一会议”，促成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不久，宋子文亲自跑到香港，劝说和拉拢李济深。李济深知道，这时议和只不过是让正在面临总崩溃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取得喘息时机，使人民革命事业半途而废，中共也未必接受。
同时，国内出现几个共存的局面加深了全国分裂情况，这是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李济深对宋子文说：“国共两党的和谈协议是国民党撕毁的，宋先生既主张重开和谈，广东就应首先释放政治犯，并使中共领导的湘粤赣纵队和留下的东江纵队进入适当的防区，以表示宋先生和谈诚意，然后方才谈得上和谈。”宋子文表示：“回广州后认真考虑这个建议。”然而，宋子文再也没有下文了。
到1948年下半年，形势的发展已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实力派人物感到，蒋介石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都纷纷另找出路，派代表或亲自来香港找李济深和民革组织联系。在李济深离开香港前夕，连何应钦也派代表陈又新来港面见李，表示：“不愿再帮助蒋介石。”何敬之李对陈说：“你回去转告敬之，如能适时联合反蒋的同志反正起义，立功赎罪，将来不独可免战犯，还可以参加新政协。若此着做不到，亦应及早罢手，不要再做帮凶。”
自中共中央发出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的邀请后，钱之光、潘汉年等人就准备安排李济深第十批离港去解放区。
然而，要让这样一位众人注目、多方有联系的人物离港，不是一帆风顺的事。
由于各种政治势力都想争取李济深，以作为其政治斗争的资本和旗子，所以不少人竭力阻他北上。
有人在李济深面前公开挑拨说：“那里就会身不由己了。”任公，你不能去解放区，到了李济深要北上的风声传出去后，香港当局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机关也加紧进行活动。李济深的北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力。结果，李济深没能第一批离港，也没有随第二批离港。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日益提上了议事日程，急需李济深北上共商大计。
正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部指挥大决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有点着急了。11月5日，周恩来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这份电文责成香港分局和钱之光务必在12月内将李济深等人接到解放区来。电报还对这些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进行周密布置。其中指示：租用的苏联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住大连最好的旅馆，以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北方天气寒冷，要为李济深先生等人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钱之光、潘汉年接到中央来电，感到肩上的压力一下重了许多。这时，华南分局的一些领导已离开了香港，其中方方、尹林平已经回到了东扛根据地，章汉夫已随第二批离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准备调往天津工作。
这样剩下来的人，除钱之光、潘汉年等负责人外，夏衍、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以及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理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
李济深如何才能出走香港，成为钱之光、潘汉年日夜焦虑的大问题。潘汉年提议：“钱之光表示：“让何香凝做做李任公的思想工作，如何？”这是一个好主意，马上就办。”两天后，何香凝让吴茂荪出面在饭馆请客。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梅龚彬、陈劭先、陈此生等数人应邀赴宴。席上，大家谈笑风生。饭后，何香凝独自留下李济深，对他说：“任公，你还是早走为好，一是形势的需要，二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李济深点点头：“是啊！应该早走。”
为了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钱之光、潘汉年不但对李的家属做了一番妥善安排，而且还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起走。一天下午，潘汉年西装革履，亲自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
实际上，潘汉年已不止一次来过这里了。李济深对潘汉年那温文尔雅的举止颇为欣赏，两人在一起能畅所欲言，十分融洽。李济深听了，转而淡然一笑“唉，蒋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愿让我离开香港的，更不愿我到解放区去了。他们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了。”
李济深猜得不错，几天前，香港的一张小报透露了他即将北上的消息。这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潘汉年脸上幽默的表情消失了，显出了严肃的神色。“李任公，现在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您尽管放心好了，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安排。周恩来再次来电特别关照，要求对您乘船北上的行动做到保密、周密、安全。今天，我专门来同您商量一下具体的计划，要选择确定一个最保险的方案。”潘汉年庄重地表示。李济深听了潘汉年的一番话，很有感触地说：“前几天，何香凝老人也劝我早走为好，一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二则是为我的安全起见。现在，我在香港已是树大招风了。”
李济深说完，就把潘汉年引到楼上的书房，交待家人不让任何人上楼来。
两人密商起来。潘汉年悄悄地告诉说：“我们已制定出一个很缜密的方案，任公你觉得如何？”接着，他把具体计划一一作了介绍，如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船上将有多少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济深？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有意外的人认出了任公怎么应付？李济深一边听，一边不时点点头，感到计划确是安全可行。潘汉年又把怎么出门、住旅馆、搬行李，如何保卫、放风等具体细节的安排做了说明。说完，潘汉年又问：“任公，你觉得整个方案如何？”李济深听完潘汉年的介绍，已深为共产党对他的尊重和爱护而十分感动，忙对潘汉年说：“好，这是个好方案，我同意。”
潘汉年见李济深已完全赞成预定的方案，便起身告辞，说：“任公，时间不早了，我还有其他事，告辞了。您也可以准备了。”“行，我马上就开始准备。”李济深把潘汉年送到楼下。为了安全没有出大门，让家人代送汉年离去。
潘汉年走后，李济深又派人到门外暗地察看，果然见有两名中年男子在东张西望，探头探脑，形迹十分可疑。
听到这个情况，李济深开始还猜想：这是港英当局的便衣，还是蒋介石派来的军统特务？越想越觉得这两个暗探是军统特务。他不禁心里涌出一股冰冷的寒流，打了一个颤，眼前仿佛见到了两个黑洞洞的枪口。
在战场上，明枪明炮，李济深不害怕，镇定自若。但对手段毒辣的军统特务的暗杀，不能不特别小心提防。大连港是不冻港，冬日里仍有温和的海风在吹拂着。苏联货船“阿尔丹”号静静地停泊在岸边。在指示钱之光、潘汉年安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北上时，周恩来又给在大连的冯铉、刘昂等人发来电报，要求他们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从香港返回时，也要在大连港靠岸。上岸后，要安排民主人士住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以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这项接待工作。这时，大连仍是苏军管辖区。大连港靠船的码头，分为军用和民用。
军用码头是深水泊位，可停靠万吨船只，但圣外不开放，别国船只，一律不准进港。
冯铉、刘昂虽然代表中共租了苏联船“阿尔丹”号，但不经过苏军当局的允许，也不得在军用码头卸船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