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农村。今天，他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的蒋介石军队，他们要进城了。但他的敌人说共产党能够打下城市，却治理不了城市。共产党人进了城，而且立住了脚跟。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治国平天下的英才。
1.进城前的总设想
革命要胜利了，共产党人准备进城了。城市工作对共产党人来说是陌生的，他的大部分成员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战斗在农村，对农村、农民问题是熟悉的，工作起来是得心应手的。城市就不一样，情况要比农村复杂得多，难处理得多。为接管城市，恢复城市，建设城市，早在进城前，共产党人就作了进城准备。
1.1总方针与指导思想
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取得重大胜利后，党中央及时地提出重视和加强城市工作，开始研究政治战略转变的问题，城市工作成为党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一。1948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中央就军事管制、组织城市各界代表会，处理城市房地产、职工工资、物价、工厂复工、接收文教机构等政策问题，发布了多项具体指示，表明党的工作重心已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变。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更明确地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向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以什么思想指导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遵循的总方针是什么？这是关系到能否顺利转变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在总结各地接管城市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有关转变问题的指导思想与总方针。
第一，树立城市领导乡村的新观念。党的广大干部和部队指战员长期生活战斗在乡村，一些人对新形势下城市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对城市工作不够重视。有的城市解放后，部队对过去可以从城市中搬运某些物资而现在不能搬的道理没有认清，仍以游击观点看待城市，以为占领城市是暂时的，入城后便乱拿物资；有的则以小生产者的眼光看待城市，把过去在乡村搞土改、清算地主的那一套经验带进城，用农民斗地主的方法批斗资本家，用在农村中划阶级、定成分的办法在一些工厂划阶级，扩大了打击面，破坏了工商业政策。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全军充分认识城市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树立新的观念，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使城市起领导乡村的作用，那就不可能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人民革命政权就不会巩固，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做到彻底翻身。
1948年8月，张闻天在东北局召开的城市会议上指出：“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城市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因此，它应该而且有资格领导乡村。离开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业和城市工人阶级，社会就不能前进，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
东北局的指示也强调：“每个革命军人、地方党政人员、解放区人民，都应把城市看做是人民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力量。”如果我们不改变过去的观点，还以旧的观点来看待城市，那就是错误的了。
为克服把土改经验带入城市的偏向，中央要求城市工作：“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不要拿农村的不合时宜的一套旧作风来搞城市工作与工业建设，而要求建立适合于新情况新任务的新作风。”
当时思想观念与工作作风的转变，最基本的要求有以下四个方面：由农村分散、相对独立的观念向国家规模、集中统一的思想转变；由过去环境单纯决定的“一揽子”作风，转向现在情况复杂决定的“弹钢琴”的工作方法；过去的工作可以大刀阔斧，现在的工作要求精雕细刻，钻研业务；过去习惯于供给制，不打算盘，现在要搞经济建设，要搞经济核算。
与此同时，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注意向广大群众，包括城市群众宣传党对城市的政策和建设城市的坚定方针，强调城市一经解放，城市中的一切便都将永久属于人民“我们工作应作长期打算，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消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党注意思想观念的转变，为正确制定和严格执行城市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明确在城市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在这个关系到战略转变能否真正胜利的关键问题上，一些地方开始也发生过一些“左”的和右的倾向。有的笼统地提出“由工人贫农当家”“工人武装”及“翻身报仇”等口号“不分青红皂白”，一脚把资产阶级完全踢开，不同他们团结合作，有的单纯依靠贫民群众，整日忙于放粮救济；还有“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的观点。另一个极端则是想依靠资产阶级，认为工人阶级一无所有，不能依靠他们建设城市。当时干部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即知识分子干部愿意找资本家、职员、学生说话，农民干部愿意接近农民、贫民，而工人却没人理会”。特别是发现有些工人加入过国民党时，不分析他们大都是被迫的，反而怀疑工人不可靠，歧视他们，强迫他们登记国民党员的身份，甚至号召“挖蒋根”，仿佛工人也是蒋介石之“根”。
对此，新华社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于1948年“二七”纪念日发表社论，要求“党的一切地方领导机关，必须严肃地讨论中央的路线及全部工业政策与工运方针，坚决地纠正一切危害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革命政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政策和方法，迅速地使工业建设与工人运动步入正轨。”针对忽视工人力量的情况，中共中央尖锐地指出：“工人阶级被遗忘，共产党忘了本队，在目前转向全国胜利连续地解放大城市当中是一个最严重的现象”。
在批判和纠正各种偏向的基础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既是接管城市的指导思想，也是党的性质与新中国的国体所决定的。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则解决了争取多数反对少数，集中打击最主要敌人的战略策略问题，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新形势下的贯彻执行，这些都是在政治上保证了从乡村到城市转变的成功。
第三，牢记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共产党在城市工作的总方针。但一些地方在城市解放后就盲目提出改善劳动条件，无限制提高工资，结果使企业无法扩大再生产，甚至无法继续再生产，造成严重混乱。为迅速克服这种错误，中共中央要求“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正确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强调只有恢复和发展生产，才能巩固从城市到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生产发展了，才能真正改善城市的经济地位，工人的生活福利也就有了根本的保障。
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必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发展生产，首先是发展国营企业的生产，其次是私营企业的生产，最后是手工业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驻上海生产。这样，人民政府才能真正掌握城市经济命脉，处于主动地位。
在党和政府对城市情况不熟悉的情况下，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为消除发展生产上的悲观思想，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新华社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发表《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社论，阐明了发展生产的可能性，指出：工人阶级素质好是主观条件；把官僚资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财产是客观基础；坚持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是极为有力的因素，全党要虚心学习，尽快地由外行变为内行。由于不断强化发展生产的总方针，各级党组织和入城部队一进城便紧紧抓住这个中心环节，使绝大多数城市的生产没有遭到人为的损失，为顺利实现战略转变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四，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防止腐化堕落现象。环境的改变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使一些干部的思想情绪开始起变化，骄傲居功和贪图享乐的思想不断滋生。对于入城后可能丢掉了革命传统，产生腐化的问题，党事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早在1945年11月，我军进入东北一些城市时，陈云就指出：“必须严重注意干部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
当大批地解放和接管城市成为全党中心任务的时候，防止腐化问题更突出地摆在全党面前。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的论断，教育全党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中央敲起的警钟和及时的思想教育，避免了在接管城市工作中出现腐化堕落现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这是胜利实现战略转变不可忽视的主观条件。
第五，城乡必须兼顾。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注意农业经济发展的配合”。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有着广大的农村，如果不把农村的工作做好，城市工作也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基础。党对城乡兼顾的具体要求是，工业必须照顾农业技术的提高，努力提供水利和农业耕作上所需要的机器，供给便宜的工业晶，加快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同时，农业应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原料，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工业的需要，要以农产品换取外汇和机器，并节约出劳动力，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正确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巩固工农联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条件。所以，城乡兼顾也是战略转变思想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城市地位、依靠力量、发展生产、防止腐化、城乡兼顾这些关系到实现战略转变的根本问题上，党及时纠正了一些地方出现的偏差，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与总方针，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保证了各项政策的正确制定和贯彻实施。
1.2城市政策
有了转变的指导思想与总方针，还要有具体方针政策来贯彻实施。我们党在大胆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城市政策，保证了从乡村到城市这一战略转变的成功实现，这有几个方面。
政治方面：
第一，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机构。对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各级政府机构要打碎，对其成员则要谨慎地清理，只逮捕主要反动分子“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国民党党员和三青团人员必须要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对一般官员和职员，先责成其各安职守，经改造后分别加以录用。对他们一般不采用裁遣办法处理；要给予工作和生活的出路。但“可以留用的旧职员，一般也要调离原机关”，对乘机破坏者则须予以惩办。
第二，对新解放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的目的是：肃清一切武装抵抗分子；接管公共财产；维护秩序；收缴违禁物品；解散反动党团；逮捕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完整的革命政权机关；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建立群众组织；建立党组织等。在军管时间上，有些同志认为时间愈短愈好。对此中共中央指出，军管时间不能太短，在上述工作做好后“才能依靠城市中的党和人民政府及群众团体进行统治，取消军事管制委员会，其时间，在大城市约须几个星期或二、三个月。”“十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取消军事管制须先得到中央批准。”
第三，在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召开各界代表会。为找到与广大群众联系的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要求在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具体办法是：由军管会和临时市政府出面邀请若干人为各界代表，召开各界代表会，其职权由军管会和市临时政府赋予。各项政策和一切市政设施均可向他们征询意见，并经其讨论和建议再由军管会和市政府最后作出决定，付诸实施，各界代表会作为协议机关，对政府无约束权，但作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可协助政府解决各项困难。
第四，关于工人运动与正确处理劳资纠纷及罢工问题。工人运动不能片面追求眼前福利而忘记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党中央规定：城市解放以后，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要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加强对职工的宣传教育工作，号召工人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
劳资纠纷与罢工牵涉着重要的经济问题，但在城市刚刚解放时，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社会安定的政治问题。起初，由于没有专管机关和一定的手续，私营企业中劳资纠纷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为此，党中央规定：“一切有关劳资纠纷问题，均须集中到市一级机关即市劳动局、市总工会、市工商局来统一解决”，解决方式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主。对少数城市和企业出现的罢工问题，要分析具体原因，既要防止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挑拨捣乱，又要认真总结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把特务工头与广大工人群众严格区分开来，对罪大恶极的特务工头要交公安机关逮捕惩办，对工人群众要采取各种形式加强政策宣传与教育，对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要讲清原因，请工人谅解。
经济方面：
首先是没收官僚资本。这是民主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在接管城市时，凡属国民党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商农牧业，均由人民政府接管，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财产。为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对官僚资本企业的组织机构及制度暂不打乱，也不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只有在条件成熟后，再逐渐加以改变。在官僚企业中从职的人员，愿继续服务者人民政府量才录用，不使其流离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