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魏晋六朝的诗歌小说在我们讲述本章所揭示的内容之前，先须弄清楚中国神话的含义问题。
中国神话，一般说来，自然是汉族神话和少数民族神话的总和，这是无需详细解释便能明白的。但是本章所说的中国神话，却和上面说的又略有差异。本章所说的中国神话，主要仍是说汉族神话，其中也渗有某些少数民族神话（例如《山海经》里就渗有南方苗、瑶等民族的神话），但并不是现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神话的总和。根据这种理解来撰写本章规定的内容，仍只好以汉文古籍曾经记载过的神话为主，其他则除了受影响的一些神话以外（如现代少数民族神话中，多有受汉族神话影响的），均暂不涉及。
其次是要弄清楚神话对文学的影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古代神话，曾经影响后世文学，这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古代神话产生于原始社会，而原始社会的神话，却只凭口耳相传，没有文字的记录。比较大量记录古代神话的时期，在中国是封建社会初期，即战国时代。刚开始记录，何来便有“影响”？战国年间记录的一些神话，尤其是用文学形式记录的神话，如像屈原的《天问》，其中一些段落，实在便可看做是古代神话的原始记录；而另外专门记录神话的书如《山海经》中的某些片断，文字简洁遒劲，内容瑰奇宏伟，也可以看做是以神话为题材写作的文学作品。所以先秦时代保存下来的一些神话的零片，其性质往往是介于原始记录和文学作品之间，其影响关系并不明显。所谓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指汉代以后。从汉代的赋开始，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影响来了。
汉代文学作品的主要样式之一，便是赋。在汉代初年的赋如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中年的赋如像扬雄的《羽猎赋》、《甘泉赋》等篇里，便开始有了一些神话的人名、地名和物名被引用，如宓妃蚩尤、虞渊县圃、枭阳獬豸之类，但是还不多见。到后汉张衡的二京赋（《西京赋》和《东京赋》），神话材料的运用就相当多了。试看《东京赋》里的一段：尔乃卒岁大傩，驱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瘅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地，绝飞梁，捎魑魅，斫獝狂；斩委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象，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慑，况魃蜮与毕方。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目察区陬，司执遗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韪。
这一段虽然只是铺叙宫廷中大傩的情景，却是通过幻想，运用了大量的神话材料，把逐疫的景象描写得如火如荼，使人读了感到真切。《西京赋》里写宫廷中杂戏歌舞的表演，也有好些神话景象被如实描绘在篇中，如像“总会仙倡，戏豹舞熊，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扬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以及“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终不能救”，等等，也使人感到情景逼真。至于作者的另一篇作品《思玄赋》，更是神话材料运用得比较多的。在这篇作品里，天上地下的神人如少皞、句芒、伯禹、防风、祝融、轩辕、蓐收、冯夷、烛龙、王母、宓妃、丰隆、云师、应龙、颛顼、玄冥、箕伯等都提到了，还提到蓬莱、瀛洲、扶桑、昆仑这样一些神山仙境，它可以说便是神话传说材料在汉赋中最集中运用的表现。但是总的说来，汉代的赋大多是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以夸耀宫室、园囿、行猎、京都之盛为主要内容而供帝王们欣赏的，即使里面有一点讽刺的意味，也不过是所谓“讽一而劝百”，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就它们的思想性而言是低下的，即使是艺术性，由于过于讲究堆砌，喜欢用生僻的字，又差不多有一定的格式，也显得比较臃肿和呆板。虽然运用了神话材料，只不过是在浮夸的文体中点缀上几分奇诡和艳丽，其实并没有多少意思。因而即使像张衡这样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当他把神话材料运用在所作的赋中的时候，其成就也不能超过他同时代的作者多少。
这种情况，直到魏晋而后，改变得也不太多。曹植为纪念他的爱人甄后，模仿《神女赋》写了一篇《洛神赋》。在这篇赋里，曹植把甄后比为洛水的水神宓妃，极力描写了她的容态、举止以及服饰等等，又把屏翳、川后、冯夷、女娲等人拉来作为陪衬，使得所写情景，陆离光怪，烘托出了洛神的不同于凡众的神性美，达到了作者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这篇赋的基调是带着感伤情绪的，和神话的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并不相合。
他如左思的《三都赋》、木华的《海赋》、郭璞的《江赋》、谢希夷的《月赋》，虽说都引用了相当的神话材料，仍不过是为了装饰文章，使之蔚为奇观，其实没有深厚的思想内容。比起屈原辞赋对于神话的理解和运用来，后代这些生长在宫廷或直接间接为宫廷服务的文学家们，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神话也影响到汉魏六朝的诗歌。大约成于建安时代的《古诗十九首》里的一首《迢迢牵牛星》，便是根据民间所传牛郎织女神话而写作的。我们在第十三章第一节中已有论述，这里就不多及。这里我们只想就曹植的诗歌，谈谈他对神话传说的运用。
曹植是建安时代一个卓越的诗人。在曹氏父子三人（加上曹操、曹丕）的文学成就中，曹植的成就无疑最大，这是世所公认的。从曹植的集子里，可以见到神话传说对于他的诗文的影响。他的诗如《灵芝篇》、文如《令（贪）禽恶鸟论》就是直接记录董永和伯奇神话传说的。《灵芝篇》我们已在第十三章第二节中讲到，这里便不再讲。
现在只将《令（贪）禽恶鸟论》中记录的一个神话传说故事，移录于下：昔尹吉甫用后妻之谗，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俗传云：吉甫后悟，追伤伯奇。出游于田，见异鸟鸣于桑，其声噭然。吉甫动心曰：“无乃伯奇乎？”
鸟乃抚翼，其声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顾谓曰：“伯奇，劳乎？是吾子，栖吾舆；非吾子，飞勿居。”言未卒，鸟寻声而栖于盖。归入门，集于井干之上，向室而号。吉甫命后妻载弩射之，遂射杀后妻以谢之。
曹植在这篇文章中虽然指出：“此好事者附名为之说”，但他之喜爱神话传说却是不可掩的，因而常不自觉地便把这类材料运用在诗文里。除以上所说的以外，《精微篇》有“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子丹西质秦，乌白马角生”、《远游篇》有“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仙人篇》有“不见轩辕氏，乘龙出鼎湖”这样的句子，说明他的文学成就中有相当比重的一部分，是从神话传说的营养中取得来的。
晋代诗人的诗作中有阮籍的《咏怀》，诗句如“夏后乘灵舆，夸父为邓林”、“应龙沉冀州，妖女不得眠”；郭璞的《游仙》，诗句如“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等，亦多取材于神话。在这些诗作中，诗人们借神话抒写了他们伤世忧时的心情和高蹈遗世的向往，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说来，也还是有它进步性的一面。
运用神话题材入诗显得最有力量的，是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的九、十两首，我们在第十四章第五节中已经讲到，这里也不再讲。
汉代以后采取神话材料来做小说的，始于刘向辑校的《列女传》中的《有虞二妃》，里面记有一段娥皇、女英帮助舜与他的弟弟象作斗争的神话：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告二女。二女曰：“时唯其戕汝，时唯其焚汝，鹊汝裳，衣鸟工往。”舜既治廪，戕旋阶（应作旋捐阶），瞽叟焚廪，舜往飞（去）。复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时亦唯其戕汝，时其掩汝，汝去裳，衣龙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
这段神话不见于今本《列女传》，今本《列女传》记叙涂廪、浚井两件事已全无神话性。据我的研究，这乃是宋代校录此书的曾巩篡改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使它“合于《孟子》”
（曾巩语）。而洪兴祖所引的古本《列女传》的记叙，则正是如《孟子》所申斥的“齐东野人之语”（《万章篇》），故不免要被卫道者的曾巩所篡改。从上面所引的记叙看，二女教舜用鸟工龙裳以救井廪之难的事迹是很明显的，二女对舜的那种担心和关爱的情景，也写得相当生动，确实是一篇取材于古神话的神话小说，被刘向辑入《列女传》了。这一篇全貌如今已不可见，根据所引的片断看，小说里描写的“二女”，显然不是循规蹈矩、以礼法自绳的《列女传》式的人物，而是原始社会泼辣大胆的姑娘，以之入《列女传》，大约就连同是卫道士的刘向也看走眼了。这篇神话小说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是可以肯定的，虽然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它的一鳞半爪。
这以后，晋代张华《博物志》里所记的天河神话以及干宝《搜神记》里所记的槃瓠、蚕马神话，都带着神话小说的意味，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些积极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实际上也都成了这些神话本身的最早的记录，正如前面所引《列女传》所记舜象斗争神话是它本身最早的记录一样。
◎唐代小说与诗歌原始记录和文学作品之间很难给它划出一个明确的分界线。从《山海经》开始，到《吕氏春秋》、《淮南子》以至晋代张湛编纂的《列子》，加上魏晋六朝人或托名汉人撰著、或署名自撰的许多鬼神志怪书中，也有不少古代神话片断的直接记录，并且好些记录确实也富有文学的意味，说它是原始记录也好，将它当做是文学作品看待也未尝不可。因而原始记录的神话和神话小说之间也就不大那么容易截然划分。大抵加工较少（不自觉的加工）、内容情节比较简单的，我们称之为神话的原始记录；加工较多（自觉的加工）、内容情节比较复杂的，我们称之为神话小说。从广义神话的观点看，不论是神话的原始记录也好，是神话小说也好，都算是神话。这一点我们在第十章论述唐五代的神话中已经大略谈到过了。作为胡应麟所说的“唐人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的两篇唐代神话小说的范本——李朝威的《柳毅》和李公佐的《古岳渎经》，也在那一章里论述到了。因而唐人小说中承受古神话影响而又创造出了新神话的这一部分，这里也只好略而不提。
现在要讲的是神话对唐代诗歌的影响。不少诗人的诗篇中都有神话方面的取材。随便举几个例子：如像周匡物《古镜歌》说：“轩辕铸镜谁将去，曾被良工泻金取。”鲍濬《子规》说：“中林子规啼，云是古蜀帝。”柳宗元《行路难》说：“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刘禹锡《九华山歌》说：“轩皇封禅登云亭，大禹定计临东溟。”等等。自然，说实在话，唐人诗作中取材于神话的，还没有取材于仙话的那么多，而且即使取材于神话，咏歌到西王母、嫦娥、瑶姬等人，总使人感到在她们身上都带着几分仙气。这和唐代统治者的尊崇道教，又和魏晋以来文人士大夫的崇老庄、尚虚玄的余风是分不开的。道家的虚无主义和遁世思想，以及从道家派生出来的神仙家的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都是和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以及依附于这个阶级的士大夫阶层的阶级本性合拍的，因而，仙话在唐代诗歌中取材较神话更广泛。但是，唐代也有几个善于运用神话材料写诗的诗人，值得提出来说说。
首先是盛唐时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在他的诗作里经常有神话典故被运用。如像《大猎赋》里的“五丁摧峰，一夫拨木”、“龙伯钓其灵鳌，任公获其巨鱼”，《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里的“凤饥不啄粟，所食惟琅玕”，《上云乐》里的“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登高丘而望远海》里的“精卫费木石，鼋鼍无所凭”，《古朗月行》里的“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里的“斩鳌翼娲皇，炼石补天维”，《把酒问月》里的“白兔捣药秋复春，姮娥孤栖与谁邻”，《感兴八首》里的“瑶姬天帝女，精彩化朝云”，《上崔相百忧章》里的“共工赫怒，天维中摧”，《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里的“修蛇横洞庭，吞象临江岛”，《北风行》里的“烛龙栖寒门，光耀犹旦开”，等等。取材的范围很广，或借景以抒情，或取譬以言志，随笔点染，纵横无碍，足以见到诗人的胸襟和才气，以及他对神话的喜爱。
李白所处的时代——李隆基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一方面是唐王朝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统治集团的荒淫腐败，又正在酝酿着一场即将爆发的大动乱——“安史之乱”。在这种时代气氛和社会环境中，天才洋溢怀着高远理想企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的诗人，却始终达不到他的目的。面对着冷酷的现实，在累次遭到碰壁的挫折以后，不能不感到非常苦闷了。他的许多采取神话乃至仙话的诗作，都有点像屈原那样是借神话仙话以抒忧愤的，因而他的某些诗篇即使看来带着出世的思想，究其实际，还是具有相当强烈的战斗精神的。
在李白取材神话的诗作中，给人印象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首。一是《梦游天姥吟留别》，在这首诗里，作者写他梦幻中游历了天姥山神话般的境界，见到了“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种种奇异的景象，忽然梦醒，回到现实生活中，不禁愤慨地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感叹。诗中有了这两句感叹，就见得他游山遇仙等幻想都不过是苦闷生活的反射罢了。其次是《蜀道难》。在这首诗里，作者更把一些神话传说如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巧妙地编织起来，通过幻想形象地描绘出蜀道的险巇和蜀山的崔嵬，借以斥责当时为了逃避安禄山祸乱，躲到蜀地而竟以蜀地为安乐窝的统治者的糊涂思想。
李白对当时政治黑暗腐败的不满，更从他的《梁甫吟》一诗里具体地表现出来：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
这些诗句采用的也全是神话材料，然而又是针对着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试把它和《离骚》的“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招魂》的“魂兮归来，君无上天兮，虎豹九关，啄害下人兮”等诗句相比较，可见它们原是一脉相通的，而前者较之后者的描写更为豁露，感情也更为激烈。说李白的大部分取材于神话的诗作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当不为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