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场所刀枪林立、武装巡查，将军、巡按发表演说，痛诋共和，称颂君主立宪，要求代表慎重从事，最后代表在监视人员虎视眈眈的监视下投票。
四川场内，每个代表桌上放有一支毛笔，一个墨盒，一盘刻有“赞成帝制”字样的绿豆糕。主席宣布投票意义后，众多监视人员手指墨盒和绿豆糕，叠声叫喊：“写！”见有人沉思，更连叫“快写！快写！”场外士兵则将枪栓拉得哗哗响。结果，1993名代表全票拥护君主制，无一人反对。
参政院立即于当天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劝进”：
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作态将劝进书退回，并说：“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当日下午，参政院再次开会决定“再劝进”，15分钟内“草成”长达2000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当晚进呈。
次日，即12月12日一早，袁世凯发布命令，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正式接受推戴。
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封黎元洪等128人爵位，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同时下令查禁反对帝制的活动。
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的义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成为资产阶级各党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力量。
1915年，孙中山一面派胡汉民等往南洋筹款，一面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
11月10日，中华革命党派人刺杀袁世凯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
12月初，发动停泊上海的肇和舰起义。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先追随袁世凯，后遭到袁世凯的遗弃。他们不满袁世凯复辟帝制，深恐在袁世凯倒台后“我为牛后，何以自存”，而走上反袁道路。梁启超的态度，对他的弟子蔡锷有直接影响。蔡锷是云南爱国将领，自滇至京后，一直处于袁世凯的监视之下。
他谨慎沉静，巧妙掩饰了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愤慨，潜赴天津与梁谋划反袁。1915年9月，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驳斥古德诺、杨度等人的谬论，反对帝制。袁世凯闻说，以20万元高价收买，被梁拒绝，发表于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随后北京、上海、天津、昆明等地报刊相继全文转载。文章引起了各阶层的强烈反响。
11月上中旬，梁启超助蔡锷登上日轮山东丸，秘密赴日转滇，统一各派力量，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成讨袁的“护国军”。1916年元旦，袁世凯受百官朝贺之时，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发布讨袁檄文，公布其19大罪状，武装反袁。1月27日，贵州亦宣布独立。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支持，决定了反袁战争的胜利。
继贵州之后，广西、陕西、浙江、广东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山东、湖北、四川、安徽、湖南、江苏等地，也都有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袁世凯手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
他们都盼望继袁之后出任大总统，因此对建立袁家世袭王朝一开始就态度消极。冯国璋甚至暗中和护国军联络。袁世凯的女儿后来回忆说：还在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谒见我父亲，顺便问一问外传称帝这件事的究竟。我父亲听他的口气，知道他是来劝阻的，对他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这种心思呢！”就这么把他的嘴给堵住了。我父亲在当晚上楼以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帝制公开以后，冯国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我父亲死后，曾听到一个很可靠的人说，冯国璋对于我父亲的“洪宪称帝”，始终是嫌怨很深的。
有的人说，当我父亲最后处在绝境的时候，冯国璋经过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人的疏通，幡然变计，仍然承认我父亲继续做总统，以维“北洋派”的大局。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风雨欲来，段祺瑞托病退隐西山；袁世凯老友国务卿徐世昌辞职而去；大多军政长官逐渐与袁世凯貌合神离，按兵不动。袁世凯集团分崩离析。帝国主义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也随形势的变化产生了变化。
日、英、俄、法等国一再警告袁世凯，指出变更国体或将“惹起意外之扰乱”，影响各国在华商务利益。云南起义后，日本见风使舵，转而倒袁，突然宣布不接待原准备以亲王殊礼接待的袁世凯派往日皇赠勋的特使，并责袁世凯“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袁世凯的亲信感到复辟无望，也纷纷各谋出路。
冯国璋和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并密电其他各省将军征求同意。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中，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
4月，下令恢复内阁制，起用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兼国务卿，组织责任内阁，自己则仍赖在总统的位置上。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舆论愤慨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5月8日，南方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抚国军军务院。公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实际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的局面。5月9日，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并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冯国璋则在南京召开17省市代表会议，公开讨论袁世凯地位问题，接着致电袁世凯直接劝其退位：滇黔抗命，桂粤风从，民鲜安居，军无斗志。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民意，推让治权。开诚布公，昭告中外。
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最让老袁伤心的是，他的两员心腹爱将陈宦、汤乡铭也在此时背叛了他：5月2日，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5月29日，湖南将军汤乡铭宣布独立。5月30日，忧惧致病、刚刚从昏迷状态下清醒的袁世凯，在得知陈宦、汤乡铭背叛他的消息后，大叫一声“苍天亡我”，又昏了过去。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死前，他说，从1月1日起到3月22日，我总共当了83天皇帝，这是天意。不是蔡锷、梁启超赶我下台，是我的气数已尽。我登基之前，曾向看风水的郭先生问起我在位的年数，他说是八三之数，我又问他是八十三年还是八年零三个月，他说天机不可预泄，现在才知道是八十三天。
唉，果真是天意难违呀！袁世凯的葬礼上，杨度的挽联十分引人注目。那是写于粘贴在一丈长黑色贡缎的极品宣纸上的飘逸行书：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于葬礼答记者问。其内容对我们从侧面了解袁世凯称帝的思想应该有所裨益。
记者：杨先生，此时此刻，你的政治主张还和从前一样吗？
杨度：我的主张始终如一，决不因任何个人的生死成败而变更。
记者：也就是说，你仍然主张实行君主制度了？
杨度：首先我必须更正一下你的说法，我的主张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是君主立宪制不是君主制。
记者：挽联中的“共和误民国”是什么意思？
杨度：诸所周知，我一贯认为，在中国当前条件下，全部照搬欧美的民主共和体制并不妥当。
记者：“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又当怎么解释？
杨度：我不想对死者过多评论，历史肯定会对他作出应有的结论。我只想说我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我主张的君主立宪必须要有一个君主，袁公的奋斗目标也是要当一国之君，这两者的不谋而合可能就是这场悲剧的开始。
记者：现在君主制已经失败，中国已宣布恢复共和，你对此有何感想？
杨度：有句老话说勿以成败论英雄，我之所以摈弃共和、主张君宪，是考虑到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实行欧美的民主共和办法会导致政令不一、地方割据、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今日民主共和制似已取得胜利，切请诸位拭目以待，看日后会不会出现我所预言的局面。
史家没有说清楚，袁世凯一生直至复辟称帝，个人野心和政治考虑各占多大比重？是野心使他头脑发热，还是他与杨度一样，坚持有关中国国情的独特看法和做法？
袁世凯一生向人们展示了他充满矛盾的双重人格：
他推崇西方文明，却拥有十房妻妾；他倡导教育改革，却相信儒学在控制民众方面的道德力量；他力行维新立宪，却出卖戊戌维新派；他身居大总统之位，却迷恋皇帝宝座；他签订“二十一条”，却提倡国货，实行“国有主义”；他背叛资产阶级共和国，却推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和教育制度。应该看到，袁世凯不是具有崇高理想的改革家，而是一个追求现实目标的实用主义政治家。他一生中经常把新、旧东西捏成一团，为我所用。
他相信一切都有如面团，只要揉和得好——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可以捏制出好东西。晚清时，他的小站练兵、新政立宪是这样；民国时，他既祭奠孔子又纪念武昌起义，既赞扬荡涤迷信的科学又仿古帝王祭祀上天，既当大总统又搞专制独裁，或者既当皇帝又当“宪法”里的皇帝，也是这样。他不相信那些从西方拿来就用的理想化的东西，比如“民主共和”，他认为它对某国人民是好东西，但在中国是给辛亥革命匆忙赶制出来的，不合时宜、不合国情，就是既可笑又可悲的坏东西。
在这些方面，他与杨度似有许多相通之处。有人说，袁世凯执政中国的五年，实际上搞了两场政治试验——自由主义的和独裁政体的，结果都失败了。它们在相互斗争中，没有一个活着留下来。或者袁世凯真的想如他一直所做的那样，把新的和旧的、君主的和宪政的混合起来，捏制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但他失败了。
君主立宪制随袁世凯之死而死。死的不是一个。随后，共和亦死。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极度混乱中。新登台的政治势力既无共同的组织，也无国家秩序的共同构想。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强权集团和动乱与内战的舞台——中国进入了军阀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