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是帝制史上最特殊的一位太上皇，但他未必是最幸福的一位。权力这种东西就像是鸦片，一旦上瘾就被它所左右了。但是，抽鸦片的人当无法抽食时，一定是痛苦万分的，最后只有死路一条。
乾隆在太上皇岁月里，一方面不肯放下多年在手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再如从前一样用手中的权力换来荣誉与梦想。他手中拿着的似乎并不是皇权，而是一色彩斑斓的珍奇动物，他不想放手，但又不知道该让这动物做什么。
嘉庆皇帝并没有从乾隆那里接到皇权，他拿到手的不过是乾隆皇帝的“皇帝之宝”而已。而“皇帝之宝”是否发挥效力，还在乾隆的一句话上。
乾隆与嘉庆的权力交接只是一种形式，而本质却是，乾隆无论是在皇帝位上还是在太上皇位上，他都有自己独自的舞台，他唱的不过是一出独角戏。
传位思想的一波三折
历史上很少有皇帝在登基之初就想以后做太上皇，乾隆是唯一的一个。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死掉，该年九月，乾隆举行了即位大典。他在焚香祷告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皇祖（康熙）御极六十一年，我可不敢与他相比，希望老天保佑，如果真得在位六十年，我已经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
他当时才二十五岁，对皇帝这项工作还并不熟悉。况且，初登大位，心情之好连他自己都无法表述出来。他之所以说上面那段话，大概和他常读儒家经典很有关系。儒家经典对为君者的要求，最不符合情理的一个地方就是“尧舜禅让”。对于为君者来讲，这简直就是要他们的命。可为了做给天下人看，想要以儒家立国的君王们必须要对这种禅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来。乾隆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能在初登大位时说出以后禅位的话，并非真的只是随便一说，或许，一种学说能存在几千年，它的确能影响到一些人，并让这些人在没有成为皇帝前对这种思想忠诚无比。
另外，每个人都希望能活得长久一些，乾隆自然也不例外，他的话里有一种对自己的祝福，希望自己能长命百岁。他又如何知道，自己真的就能做六十年皇帝而还不驾崩呢。
亲政以后，长期为君的政治生涯不但使乾隆皇帝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也使他尝尽了君临天下的甜头。天地虽大，惟我独尊。每个人无法面对权力的诱惑，当然更无法面对权力带给他的一切。这样，乾隆皇帝的想法就有所转变了。为了给自己找理由，在乾隆二十五年时，他跟大臣们讲，只要自己的生母崇庆皇太后健在，他就不传位。大臣们当然明白乾隆皇帝在说什么，君无戏言的意思是说，君主可以随时讲话，别人都要当真。
乾隆60岁时，他下令臣下给他修葺宁寿宫，并且说，将来当了太上皇就住在那里休养。乾隆三十七年，他首次向诸皇子公开提及传位之事。但是说归说，在实际过活动中，他一直极尽所能地对传位一事表示了最露骨的消极态度。
但是天下本没有永远不死的人，就在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崇庆皇太后去世了。大臣与乾隆皇帝都明白一件事：乾隆传位的借口从此消失。事实上在这时，已经70多岁的乾隆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不断恶化，从而促使他重新回到即位之初的立场上来。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因年老胳臂活动不灵而再也不能射箭。他一向自豪的箭术从此无影踪。三四年后，又因气滞作疼以及升降台阶步履维艰而不得不改令皇六子代行上辛、郊祀大典。
乾隆四十九年以后，失眠找到了他。他经常对别人讲，最近晚上睡不着，但坐起来又无精神。只能闭着眼睛等待天亮。
这其实不算坏的，晚上睡不着觉还可以在白天补回来。尤为严重的是他的记忆力以迅雷之势开始减退，精神昏聩，身体虚弱，难能正常处理国务。因而，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减短。在这年九月，他以“优眷老臣”为名，准三品以上官员年过70者日出后进朝。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以后，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又扩大到了全体在京官员。对于各地官员奏进的象小山一样的公文和奏折，乾隆皇帝也感到十分头疼，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臭骂不已。有头脑的官员对乾隆的这种臭骂并不放在心上，他们知道，这是皇帝在为自己皇权的去留而感伤不已。
当人老的时候，任凭曾经有多少雄心壮志也要付之流水。首先是健康情况的不断恶化，其次就是一些年老疾病的到来，一般情况下，皇帝应担负的日常工作就成了他所力不胜任的一个负担。乾隆面对的就是这种尴尬处境，于是，他只能想起即位之初做出的年老归政的诺言。因而，从乾隆四十年代后期开始，凡逢节庆寿诞，乾隆皇帝无不以归政为念；即使是在诗词中，他也把归政当作是一个大主题来写。就是这样，传位才重新提上了他的议事日程。
乾隆五十八年以后，因为距离传位誓言之期愈来愈近，他开始了准备工作。当年四月，他以归政在即，嘉奖士林之典尤应预为举行，而决定从次年秋天开始的归政恩科乡、会试和嗣皇帝登极恩科乡、会试。五十九年年底，又下令各省都抚将历年以来民间所有积欠银1700万两、粮食375万石全部豁除。
与此同时，还于往常每逢年底普赏八旗兵丁一月钱粮之外，由国库拔银，赏王公以下以及闲散宗室觉罗、八旗兵丁半年俸军饷。乾隆六十年，有关传位的准备活动进入高潮，各种加恩活动也一件接着一件。
在这年正月，他下令将因过查抄家产的官员未曾完纳部分全行豁免；一个月后，他又下令增加各直省岁试入学名数。与此同时，归政恩科会试和嗣皇帝恩科乡试也次第举行。在一切准备工作大致就绪之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在即位六十周年之际，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于勤政殿，当众取出当年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建储密旨，宣布立皇十五子为皇太子，并决定于次年新正举行传位大典。
和珅的阻挠
乾隆皇帝的这一举措在别的大臣那里倒没有引起反响，惟独把和珅吓得魂不附体。他怕嗣皇登位，对自己不利。乾隆刚讲完话，他就跪下了，启奏道：“内禅的大礼，前史上虽是常闻，然也没有多少荣誉。惟尧传舜，舜传禹，总算是旷古盛典。但帝尧传位，已做了七十三载的皇帝，帝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又三十有载，始行受禅，当时尧舜的年纪，都已到一百岁左右。皇上精神矍铄，将来比尧舜还要长寿，再在位一二十年，传与太子亦不算迟。况四海以内，仰皇上若父母，皇上多在位一日，百姓也多感戴一日。奴才等近沐恩慈，尤愿皇上永远庇护。犬马尚知恋主，难道奴才不如犬马吗？”
和珅的口才向来是非常优秀的，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而且换作是一个人，必能回心转意。但乾隆这个时候却不听他的了，虽然平时他对和珅百依百顺。
乾隆皇帝对他说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朕二十五岁即位，曾对天发誓：若得在位六十年，就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六十有零的年数。今蒙天佑，甲子已周，初愿正偿，何敢再生奢望？皇子永琏不幸早世，惟皇十五子颙琰，克肖朕躬，朕已遵守家法，书名密缄，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现即立嘉郡王颙琰为皇太子，命他嗣位，若恐他初登大宝，或致丛脞，此时朕躬尚在，自应随时训政，不劳你等忧虑。”
和珅见老皇帝真的下定决心了，只得随王大臣等一同退出，但他不能就此罢休，他找到和硕礼亲王永恩等，要他们联名汇奏，请乾隆帝暂缓归政。乾隆皇帝有点不耐烦，又把对天发誓的大意，申说一番。几个人只好悻悻而回。
和珅此时才明白，乾隆是真的要把皇权交出去了。既然事情已无可挽回，他就改变了策略，急忙跑到皇太子嘉郡王处贺喜，自然，无数恭维的话不止千遍。但是，这位皇太子并没有对这位朝廷重臣表示出一点热情。虽然恭敬有加。可在几句不痛不痒的答对数语中，和珅听出了点古怪。但他并没有深究，这个时候的和珅前虽然恐慌的要命，但凭借着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他还不至于对皇太子卑躬屈膝到极限。
事实也的确如此，和珅真的有点想多了。因为乾隆虽然口口声声让位，还让颙琰做了皇太子，但就在册立颙琰为皇太子的同时，他在发布的谕旨中称“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致错失……”
由此可知，乾隆在还没有把皇位让给皇太子之前就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明白了，自己对朝政都要“关心”一下的。这一年十月，他又宣布了第二年传位大典有关事宜，决定退位后称太上皇，但仍用“朕”字，谕旨仍称为“赦旨”，新皇帝称嗣皇帝；臣僚题奏行文，遇太上皇比皇帝高一格抬写；太上皇生辰称万万寿，嗣皇帝生辰称万寿等等。
和珅在这年十月才放下了一颗心来，老皇帝玩得这招险些没把自己吓尿裤子了。原来是虚惊一场。他从前的贪婪本性又一次像老鼠一样悄悄地探出了头。
嘉庆元年（1796年）元旦，传位大典在太和殿举行。当一切仪式完毕后，乾隆手抱着“皇帝之宝”却不肯交给颙琰。当时的戏剧性场面即使在几百年后也让我们哭笑不得。一个老头死死抱住“皇帝之宝”而坚决不肯交给跪在面前的自己的儿子。
颙琰皇帝在这个时候就注定了做起来肯定不顺心，乾隆最后终于把“皇帝之宝”交出去并非是他心甘情愿，而是因为有大臣对其进行温柔的讲解，他一时又犯起老年病来，才糊涂地将“皇帝之宝”交给了颙琰。
颙琰即位称帝，改元嘉庆，是为嘉庆帝。群臣大贺，贺毕，太上皇还宫，皇太子遂登帝位，受众臣朝贺，颁行太上皇传位诏书，普免全国钱粮，并下大赦诏。是日的繁华热闹，真是盛极一时。授受礼成，内外开宴，欢呼之声，遍达宫廷。越数日，奉太上皇帝命，册立嫡妃喜塔腊氏为皇后。又越数日，太上皇帝御宁寿宫开千叟宴。
颙琰，这位早已经步入中年的皇帝并不开心，他不但要应付国内出现的和即将出现的危机，还要与和珅做艰苦卓绝的斗争，更要和老父亲进行着让人牙齿冷的博弈。
早在颙琰做皇太子时期，和珅就常派人到江南去敲索官员。颙琰对他的这种无耻行径了如指掌，并将其罪状一一记在册子上，预备日后查办他。后来，和珅常讨颙琰的好，总不见颙琰感谢他，他才觉得不妙。
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这个时候的乾隆皇帝虽拟归政，仍是大权在手。也就是说，乾隆帝活一日，和珅也活一日。和珅日夜祝祷，但愿乾隆帝永远活着。
可是，人总有一死，和珅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明白并不等于就要照着去做，和珅依旧很开心地为自己谋取一切财富与利益。嘉庆、乾隆与和珅三个人是嘉庆初年朝廷政局的主干，而还有一些人为这主干开始添枝加叶。
乾隆与和珅
作为帝制时代最后一位太上皇，乾隆的内禅具有不同于其他太上皇的某些特点。同时，他的这一权力交接行为不仅是联结乾嘉两朝政治的重要环节，也是清朝由盛而衰，清朝中期历史向后期历史过渡的一个交会点。
但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一些大而无用的所谓政治制度与政治形态的问题，我们要说的，乾隆在太上皇岁月中所作所为对后来的清朝有什么影响，也就是说，乾隆的太上皇岁月与嘉庆初期的皇帝岁月有什么不同。
无可否认的一点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传位大典到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去世，他做了整整三年的太上皇。在这期间，乾隆以训政名义，继续掌握清朝大权，嘉庆帝竭尽奉养，惟命是从，无所作为。清朝最高权力归于快要老死的太上皇乾隆，正值盛年的嘉庆皇帝形同傀儡。
我们说，太上皇乾隆的确有过人之处。中国帝制时代，总计有十余位太上皇，其中大多数人并不实权，或者虽有实权，但其所控制的幼龄皇帝。而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大、权力最大的太上皇，他所耳提面命的是一位中年皇帝。这一现象在中国历代王朝是独一无二的。
乾隆成为太上皇的第二年，一个叫白莲教的组织首先在湖北向朝廷发难。当时，湖北督抚的奏折这样写道：“枝江、宜都二县白莲教徒聂杰人、刘盛鸣等纠众滋事，请派兵迅剿。”
奏折先到了嘉庆帝那里，这位并没有一点危机感的中年皇帝冷笑数声，道：区区教匪，有什么伎俩。在这种轻视思想的支配下，他令湖北巡抚惠龄专办剿匪事宜。可是，不久后，警报接续传来，林之华发难当阳县，姚之富发难襄阳县，齐林妻王氏发难保康县，郧阳、宜昌、施南、荆门、来凤、酉阳、竹山、邓州、新野、归州、巴东、安陆、京山、随州、孝感、汉阳、惠临、龙山，数十州县，同时扰乱，教徒的声势，几遍及湖北。这个时候，嘉庆皇帝才大惊失色，慌忙禀知太上皇乾隆。
这个时候的乾隆已经显现出了要死之状，说话含含糊糊，如同“天语”，就连嘉庆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环顾左右，只有和珅才能听懂这种“天语”，和珅也就成了太上皇面前“不可或缺”的“高级翻译”。于是，和珅俨然成为太上皇的“化身”，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太上皇头脑不清醒时，和珅就是太上皇。
乾隆得知教匪如此猖狂后，就传旨命西安将军恒瑞率兵趋湖北当阳县剿林之华；都统永保、侍卫舒亮、鄂辉剿姚之富及齐王氏；枝江教徒，专饬鄂督毕沅及惠龄剿办。诸军奉诏并进，自正月至四月，先后奏报杀教徒数万，但多是虚张功绩。只枝江教徒聂杰人，总算被总兵富志那擒住。其他教徒越发猖狂起来。
有一次，嘉庆与和珅见乾隆商讨剿匪事宜。只见乾隆闭着眼睛，仿佛已经睡着，但口中念念有词，也不闻是何语言。久之，乾隆忽然睁目问道；“这些人什么姓名？”
嘉庆不知如何对答，和珅却应声说：“高天德、苟文明。”
嘉庆听了和珅的回答惊讶不已，过了几天，嘉庆密召和珅问道：“你前些日召对，上皇云何？汝所对作何解？”
和珅得意地笑道：“上皇所诵为西域秘密咒。诵之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诅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以白莲教的两个领袖之名对也。”
嘉庆皇帝吐着舌头，久久不能回过神来。正是因此，在乾隆的眼里，和珅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大大的忠臣”。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病死，乾隆就命和珅继任首席军机大臣，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至此，和珅终于爬上了自己仕途的巅峰，位极人臣。
乾隆皇帝掌握实权的事实也可见一斑。而另外一件事更是证明作为太上皇的乾隆与皇帝根本就没有任何区别。早在嘉庆当皇子时，就有好几位老师，其中一个叫朱珪的人对他的影响最大，也最深，他对朱珪也最为敬重。
嘉庆称帝后，朱珪正在遥远的南方担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一听到嘉庆即位的消息，他非常高兴，急忙把自己编撰的诗册送呈嘉庆“御览”。不久，乾隆准备将朱珪召回京师，担任内阁大学士，辅佐儿子嘉庆。嘉庆知道后，非常高兴，急忙写了一首诗，派人送给恩师，表示祝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