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以及欧元区，正在展开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但美国是最着急的一方，因为美国必须通过外部金融掠夺，来解决700万亿金融资产的利润来源问题。因此，大对决对美国而言，不胜就是败。而对中国、欧元区而言，不败就是胜。
只要中国与欧元区不犯下战略性的错误，2015年前后，将不是强势美元的开始，而是新的弱势美元的开始，这意味着这场世纪大对决将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美元将可能创造历史新低，美元指数将考验60的点位！
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将由此全面打开。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美国给不起中国另外一个10年
2001年的“9·11”事件，让美国冲冠一怒，以一副“犯强美者，虽远必诛”的姿态，同时展开了两场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在2003年的十六大报告上，首次提出“战略机遇期”一词。“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其实，在“9?11”事件之前，美国已经把中国锁定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布什上台后，其对华政策十分强硬。布什政府似乎已经下定决心，推动美式“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从而为美国金融掠夺中国，完成制度上的准备。而当时的中国在美国金融帝国的外部支撑中，其重要性还不及日本，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以及所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均不及日本。因此，当时美国对中国采取行动的自由，要远比今天大很多。
“9·11”事件之所以让布什的外交战略来了个大掉头，是因为这个袭击，动了美国资本利益的最核心基石：华尔街以及美国金融资产的安全与可靠性。如果美国连华尔街的安全都无法保证的话，那么，美元资本的无限创造特权将很快受到质疑。因此，反恐战略成为布什的必然选择。
10年之后，当人们回顾历史时，不难得出结论，布什的反恐战略是个失败的战略，它最大的失败之处，是让中国在此后的10年之中，充分兑现了“战略机遇期”的“大有作为”。中国的GDP从2001年占美国GDP的29%左右，到2012年占到美国GDP的将近60%。在历史上，只有日本与苏联曾经达到这一高度。但中国的潜力仍远未用完，中国仍然有一半的国民财富期待激活。
10年之后，当美国幡然醒悟之时，却发现今天的中国，已非10年前的中国，美国已经无法对中国来硬的一手了。近年来，台湾问题从中美双边关系中逐渐淡出，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美国对中国能够用的手段，只有金融战争一途。
2013年2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时，说了一句让一些中国人觉得虚伪的话，他称，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 这句话其实反映了美国高层的一个焦虑，那就是弱势美元政策的持续，对中国而言是利大于弊，有利于中国兑现未来7年的战略机遇期目标。
从美国角度看来，如果不及时对中国发起一场金融掠夺，打断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话，中国将很快就会在GDP总量上超越美国。得出这个结论并不难，因为它就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按照中国GDP年均增长7.5%，美国年均增长2.5%的速度来计算的话，即使汇率不变，12年之后，中国的GDP将达到21.7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0.5万亿美元。
可见，美国再也承受不起给中国另外一个10年，让中国得以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中国完成其复兴大业，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因此，对美国而言，与中国的这场赛跑，有一个致命的时间节点，美国必须在2020年之前，完成对中国剩下的7年战略机遇期的打破，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在2015年前后，能够拉开对中国金融攻击的大幕。
美国不仅要完成本国经济的复苏，还需要利用自己的复苏，来完成第三个金融大战略周期的收官，可见难度之大，所以它是一场“负担沉重”的赛跑。
美国解决不了700万亿金融资产的利润来源问题
1929年的大萧条，让美国GDP一度下跌了30%。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之后，开始了赤字刺激经济政策。由于财政赤字最后大部分都由美联储埋单，实际上等于是美联储印钞票刺激经济增长。
此后，美国的GDP开始了一个快速增长期。这个增长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意外地得到了延长。由于美国本土远离战场，美国成了盟国的大后方，盟国所需要的战争物资与军火，都从美国这里生产出来。
美国的GDP从1932年的6 000亿美元左右，增长到1946年的1.8万亿美元左右，14年增长了2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左右，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差不多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高速经济增长，是近百年来美国经济总量增长最快的20年。
一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美联储这次同样大印货币，虽然抑制了经济总量的下滑，却带不来经济的强劲增长呢？
那是因为，今天的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美国的产业已经空心化了。1895年，美国制造业占据了世界第一位，其后较长时间里，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一直在快速上升，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曾经高达50%左右。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了快速的产业转移。2010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出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高于美国的19.4%。美国从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上跌落，反映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已经进入了无可挽回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宽松政策，除了推升资产价格之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因为实体经济份额本来都已经很小了，再多的货币，也无从着力。
这也是奥巴马提出要复兴美国制造业的根源所在。但是，制造业的复兴对美国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对美国制造业来说，人力成本才是最大头，占到80%以上。根据2007年美国通过的最低工资法案，2013年，美国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7.25美元，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定得最高的地方是北京，是每小时13元，相当于2美元。
美国人的最低工资，相当于中国人最低工资的3倍，实际达到5倍左右。美国人不让自己的工资与福利降下来，劳动力成本就不会降下来，制造业成本就不会下降，制造业就不会重新回到美国。
更关键的一点是，制造业复兴的前提是弱势货币，也就是搞弱势美元，让美元贬值，这与美国金融战略收官阶段强势美元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此，美国只有寄希望于一场类似20世纪90年代信息产业那样的革命。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作用，在于它渗透进入工业产业的链条，成倍地提升了美国的整体劳动生产率。1995—2000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幅为每年2.5%，几乎是1973—1995年增幅(1.4%)的两倍。 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美国人打破了当时美日欧之间的竞争平衡局面，同样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在美国可以挣几乎两倍的钱，它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可以承担利率翻倍所带来的成本增加。这就是克林顿实施强势美元政策的底气所在。
但是，这条路目前看不到任何曙光。有人说美国页岩气与油页岩技术是一场产业革命。事实上，伴随着传说中的油页岩与页岩气革命，并没有带来美国劳动力参与人口的增加，也没有带来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扩张。高盛首席经济学家詹?哈茨奥斯2013年3月就发表报告指出，那些应当最受益于天然气、铝、钢铁、塑料、基础塑料、肥料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低廉的制造企业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复苏。至少目前来看，美国能源产出增加的益处并没有直接影响产出和收入。 这说明了油页岩与页岩气对美国经济的作用被夸大了。
而新能源产业革命，美国根本不敢搞，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战略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新能源革命，最后革掉的将是美国霸权的命，道理很简单，石油美元就是美元霸权的支柱，新能源要革的就是石油能源、煤炭能源的命。
这个革命要是真的成功了，美元的霸权支柱之一——石油美元霸权，就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一样，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完全普及了新能源的话，那么中国外部安全最大的问题之一——能源安全问题就得到了解决，美国1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所代表的海上通道霸权，就会失去了一个很大的用武之地。所以说，新能源是美国产业的错误战略方向，美国不会轻易地让新能源得到普及的，美国即使有这个技术，也会阻止它的应用。
这就是克林顿的民主党在经济上获得极大的成功之后，民主党候选人戈尔依然会败给共和党的小布什的关键原因之一，因为戈尔要搞新能源，这完全违背了美元霸权的利益。
这也是奥巴马新能源革命最后偃旗息鼓的原因，更是美国不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原因。这个条约实际上是要限制全球的碳排放，客观上起到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作用。
美联储的印钞政策，既带不来美国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不来新的产业革命。这意味着，美国当前70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的利润来源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得不到真实的解决，这将极大地压缩美国金融战略的腾挪空间。
中国有足够的资源解决好两个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与欧元区的任务就要从容得多。因为它们的任务，就是守土成功，而非去掠夺其他国家。在未来10年，可以预料中国将会一直保持贸易顺差，这首先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卸掉了外汇储备突然干涸的风险，在目前中国主权资产高达70万亿人民币的情况下 ，中国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而中国目前唯一可能出现大的资产泡沫的地方，是城市房价，它关系到银行系统的稳定。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危险性，并试图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予以化解，这个风险最终可能通过提升人均收入，驱逐房地产投机与投资资金，以及农村资产货币化等途径，来逐渐化解。
而农村资产货币化将激活另外半个中国的财富，它不仅有助于中国逐渐消化房地产泡沫，还将为未来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动力，从而极大降低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中国抵御强势美元的能力，将得到强化。
此外，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日益成熟，人民币的内外定价问题，也就是利率与汇率问题将在未来5年得到基本解决，这意味着人民币与美元完全脱钩，将逐渐得以实现。
而根据日本的经验来看，处于产业明显升级追赶时期的国家，抵御强势美元的能力往往出人意料地强。20世纪80年代的强势美元政策，让西欧国家失去了5年，但日本却保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与资产价格的上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产业升级，美元强势的5年，日本正好完成了产业升级，在计算机、高级精密仪器、精密机床、高级汽车等领域赶上了美国、欧洲。
因此，总体来看，中国抵御强势美元攻击的能力，在未来几年，不是弱化，而是进一步强化。一旦强势美元无法以刺破中国资产泡沫的方式，来金融击败中国的话，那么以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同时也是世界大市场为中心的一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就很难出现大规模的萧条。美元长周期金融战略的三角进程，就会彻底失效，强势美元不仅收割不到中国的财富，而且在收割其他小国财富方面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而让美国人最为担心的一点是，如果强势美元导致了世界资本的稀缺，中国会不会与其他金砖国家一起，形成一个排斥美元的世界经济区域？目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规模，已经达到了2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而金砖国家银行也有可能在强势美元的背景下，横空出世，从而形成一个以人民币为核心的美元替代联盟。
欧元区与美国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
2013年3月，塞浦路斯银行重组一事，再次掀起欧元区的资本波澜。其实，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显示了欧元区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思路，美国解决次贷问题的方式是掩盖子，利用史无前例规模的货币宽松，来拖延问题，其目的是最后向其他国家转嫁问题。欧元区的思路则是，谁犯下了错误谁就必须承担责任，对希腊如此，对塞浦路斯更是如此，希腊债权人不得不进行了债务减记，塞浦路斯存款人不得不承受部分损失。
但是，很奇怪的是，以美国舆论为主导的全球舆论，反而对欧元区的这种更为负责任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冷嘲热讽，认为欧元区这种方式，创造了危险的先例，会导致资本看空欧元区前景。这种颠倒黑白的舆论，能够在全球大行其道，实属奇怪。而更奇怪的是，中国不少媒体也跟在后面唱衰欧元。
这完全是把问题的性质弄反了，欧元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式，是勇敢的、果断的、负责任的。至于塞浦路斯银行重组导致的部分储户存款损失的问题，这就是市场，没有百分之百安全的事情，你既然愿意到自由港去存款，以获得免税的高利润，你就要准备承担与之匹配的风险。
其实，在发达国家，银行破产法当中，都有一个最低保险额，在塞浦路斯，这个最低保险额是10万欧元。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将最低保险额提高到25万美元。从这个角度来看，塞浦路斯将10万欧元以上的部分，转为塞浦路斯银行的股份，还是一个相当照顾储户利益的行为，因为严格按照破产法来执行的话，这些超过10万欧元以上的部分，将分文没有。
欧元区在此时刻，拿塞浦路斯开刀。这是让人对欧元区前途更有信心的一次行动。可以认为，这是欧元区为应对今后更大的国际金融动荡，而进行的一次布局与准备。塞浦路斯效应，将有利于“欧猪国家”承担责任，锐意改革，不能老是指望其他国家，来填补自己造成的经济烂窟窿。这有利于欧元区推进财政联盟与银行联盟的建设。
由于欧元区的整体债务水平并不高，只是“欧猪五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情况比较差，因此，美国进一步攻击欧元区的话，将有可能导致欧元区财政联盟的早日兑现。一旦如此的话，欧元最大的缺陷，将会打上一个完美的补丁。
美国评级机构标普公司在2012年底，将希腊的主权信用等级一夜之间，上调了6级，就反映了美国已经意识到，如果再对欧元穷追猛打的话，搞不好会适得其反。从欧元区的战略来看，其最坏的情况，将可能是以驱逐某一个比较小的成员国比如塞浦路斯、希腊，来杀鸡儆猴，从而让所有成员国明白，欧元对成员国违反财政纪律的行为，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从而恢复欧元的信用。
由于“欧猪五国”之外的其他成员国，债务问题并不严重，因此，欧元区的情况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欧元不解体，其在国际贸易与储备货币中的地位，应该可以保持在当前的规模，这个规模实际上与欧元出现之前，西欧各国货币整体占国际储备货币的比例差不多，因此，它很难再进一步下降。美元对欧元的战略僵持局面，在未来几年，不会出现大的改变。
未来3至5年，只要中国不让房价泡沫吹得过大，欧元区不犯下大的战略错误，那么，美元强势反转的外部环境，就难以存在。
2015年前后将是新一轮弱势美元的开始
数据魔术可以骗人，但骗不了自己
2013年3月5日，对美国股民来说，是值得铭记的一天，全球最大资本市场的最重要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以14 252.16点的收盘点位站上了自1896年道指诞生以来新的历史之巅。这一天，投资者整整等待了65个月。
而为这一新高起到助推作用的，则是美国劳工部几乎同时发布的美国失业率数据。2月份的美国失业率跌至7.7%，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低值。看起来，似乎美联储所估计的2015年，美国失业率降低到6.5%左右的目标能够达到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另外一组数据，也许就不会这么乐观了。
2013年2月，伴随着美国失业率新低的，则是美国劳动力参与人口的新低。2013年2月的劳动力参与人口，比1月减少了0.1个百分点，从63.6%下降到63.5%，创造了2008年以来的新低。
实际上，美国真正的失业情况，要远比美国政府公布的情况要严重得多。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在2012年的大选中，曾经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失业率数据经过加工，他指出，美国的真实失业率在11%以上。罗姆尼说的完全没错。
美国劳工部只是合理地利用减少劳动力参与人口的数字，使得失业率看起来在不断降低。下图是1980年以来，美国劳动力参与人口占适龄劳动总人口的比例曲线，可以看出，美国的劳动力参与人口的比例，从2007年以来急剧下降，一直到2013年2月，仍然在下降通道中。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
目前的水平，与20世纪70到80年代，美国处于10年滞涨时期的水平差不多，也就是说仍然处于经济危机时的水平。这说明，美国现在增加了一大批吃救济而不想再找工作的人。这部分人有多少？2008年1月以来，美国未计入劳动力参与人口的数字，增加了1 000万。 这增加的1 000万人，不可能都变成百万富翁了。他们绝大部分或者在吃救济，或者在吃老本。
实际失业率的高耸，说明美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完全是靠美联储印钱支撑的美国资产价格上升而得到的。让我们假设一下，2015年前后，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最终完全达到了目标，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涨上去了，超过了2007年的高点，美国的股票市场也涨上去了，在目前的基础上，再上涨30%，股票市值与美国GDP达到140%的历史高位水平。美国的失业率降低到6.5%，经济增长恢复到3%左右。
此时，美联储想不想搞强势美元？
毫无疑问，是非常地想。因为美国金融大战略的根本要点，就是美元的大起大落。过去12年来，是大落了，美元要大起，大升值，才能完成这个战略周期，才能收割其他国家的财富，才能为美国70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找到规模庞大的利润来源。如果美元不能强势大反转，就等于这个美元长周期金融战略的失败。
两种可能，一个结果
届时，美国的货币政策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美联储破釜沉舟，大幅度提升联邦基金利率，与此同时，美联储卖出部分资产，也就是收回钞票，试图以实质性的强势美元政策，来完成第三个金融大战略周期的收官。也就是本书第九章所描述的情形真的会出现。
但是，这种政策最有可能的结果，首先是美国自身资产泡沫的破灭。因为美国700万亿金融资产的利润来源，不是靠真实的经济增长得到的，而是完全靠货币宽松政策，也就是低利率与印钞票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撑起来的。一旦货币宽松环境不再，也就是钞票印刷停止乃至收回，同时提升利率导致资金成本上升，就会导致金融资产在高位不断兑现，最终导致价格崩溃，金融市场崩盘。比次贷危机更严重的一幕将因此非常可能在美国重演。这也正是美联储在其第五轮压力测试中，假设美国资产价格会跌掉一半、经济增长下跌5%、失业率掉到12%的真正原因所在。
在此情况下，美国唯一指望的就是世界其他地方，比美国的经济情形更加糟糕，强势美元所导致的其他国家的资产泡沫，破灭得更加惨烈。
这样一来，美国可以发挥其资本无限创造的唯一特权，最先恢复并乘机开始对他国资产尤其是中国资产进行收购。美国以自伤八百、伤人一千的方式，来完成这场金融大对决。
但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与欧元区在未来几年，都不太可能允许在其经济体系内，出现一个比美国更大的资产泡沫，相反，它们都在解决泡沫问题与债务问题。
因此，只要中国与欧元区没有大的战略应对失误，美元的强势反转，将无法让世界其他地区出现比美国更糟糕的危机。这样一来，美元将在短暂的反弹之后，重新开始大幅度下跌。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美联储不敢真刀真枪地通过卖出资产，或者大幅度连续提升利率来搞强势美元，而只能用口头影响、经济数据魔术等非实质性的手段，来试图推动美元强势。在这种情形下，美元只会出现弱势的反弹，而不会出现强势的反转。美元指数反弹高度不会超过103点（100点为基准点位，也就是强弱分界线，100以下标志着美元弱势）一线，也难以导致其他国家的资产价格出现崩盘的情形。
而伴随着美国经济数据带来的资产负债表式的复苏，美国资本市场的交易活跃度大幅度上升，美元资本开始新一轮的大创造，如CDS交易量大增带来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大解放，这些将导致全世界的美元资本再次泛滥。如此一来，2015年前后，美元将可能进入一个新的贬值周期。
因此，不论哪种情形发生， 2015年左右，最有可能的不是美元强势反转的开始，而更可能是美元重新走弱的开始。届时，全球资本市场有关美元反转的各种预测将开始大退潮。在随后的几年中，美元指数会创下历史新低，甚至考验60点位。
另外一种历史的重演
以研究大萧条而出名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心里面一定有着另外一张重要的历史轮回的图表。那就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联储资产占美国GDP比例的轮回图表。这是一张简单却内涵丰富的图表，看清楚了这张表，我们也能从另外一个大的历史维度，大致判断一下美国经济与货币政策未来的大致走向了。
数据来源：摩根士丹利
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以来的整整一百年的历史当中，美联储的资产规模与GDP之比，有两个高峰时期，一个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美联储的资产规模急剧上升，达到了其GDP的20%左右，美联储实际上以买入资产的方式，最终承担了罗斯福新政的财政赤字。另外一个高峰期就是当前，美联储的资产达到了GDP的20%左右。
上一个美联储的高资产时期，持续了大概20年。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50年左右，其后，才慢慢地下降了。那么，这20年中，美国经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是罕见的经济高速度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左右。也就是说，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的实质性的货币宽松政策持续了20年左右的时间，并在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增长之后，才慢慢退出的。
那么，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能够让美国实体经济实现当年的高增长，从而让美联储从容退出货币宽松吗？从各种情形来看，这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33年美国财政刺激的第一个年头，美国就取得了6%左右的经济增长，随后的几个年份，都高达8%以上。 而当前的美国，货币宽松力度史无前例，也只能维持美国经济2.5%左右的弱增长。
因此，我们很可能将看不到美元重演前两个周期的强势反转历史，我们看到的将是另外一种历史重演：那就是美联储资产占GDP高比例，重演80年前的历史。
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将难以彻底退出。彻底退出的标志，是美联储大规模卖出资产与连续大幅度提升联邦基金利率。当然，美联储会在未来逐渐减小QE 规模，乃至不再购买，但美联储的资产占GDP之比，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难回到次贷危机前6%左右的水平。这个时间有多长？即使是按照1929年之后的那段历史来看，这个时间也有可能会延续20年左右，也就是在未来15年的时间里，美联储的资产与美国GDP之比，都会保持在15%～20%的规模。美联储需要很长时间，主要通过美国GDP的增长，以及美联储所持金融资产的到期兑现，来逐渐降低其资产与GDP的比例。这个任务将非常艰巨，因为当前美国GDP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持续的货币宽松，低速的经济增长，这种情形非常类似于日本失去的15年。当然，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军事、政治与经济强国，美国不会心甘情愿沦落到日本的情形，它会采取各种内外政策，来挽回颓势。但是历史大势是难以逆转的，美国的综合实力，必然会进一步下降。
美国金融战略能力将因为本身经济问题的制约，而无法发挥出来。而没有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没有各国金融资产的泡沫大吹起与大破裂，美国的金融核武器、美国的资本无限创造特权，将无法收割他国的财富。美元地位也将随之而不断沉沦，在2020年左右，美元在世界储备货币中的比例，将考验历史新低，也就是50%的位置。
美式资本奴役之路的终结
百年来最大的偷梁换柱式的谎言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金融危机后曾经批评美国前总统里根，认为里根的“新自由主义”害了美国，才导致了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克鲁格曼向美式“新自由主义”开炮，说明他要么没看懂美式“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要么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实际上，美式“新自由主义”，也叫“华盛顿共识”，正是美国长周期金融战略的理论之母。之所以叫它美式“新自由主义”，因为它根本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继承，而恰恰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最大反动，将它等同于新自由主义，是人类思想百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偷梁换柱的谎言与误读。
这两种思想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逻辑起点完全相反：一个是货币不可无限创造的金本位制，一个是货币与资本可以无限创造的霸权纸币美元世界货币地位（这里的无限，指的是不以本国的财富吸纳能力为货币与资本创造的边界，而是以世界财富的吸纳能力为边界）。
不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创始人米赛斯，还是新自由主义集大成者哈耶克，他们的经典著作诞生的时代，都是金本位制或者金汇兑本位制时代。
米赛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写成于1920年，当时除了苏联货币是按照对国民财富的计算而发行的，其他西方国家都实施金本位或者金汇兑本位制，米赛斯反对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建立在维护金本位制基础上的。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于1944年，当时世界正处于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时代。
金本位制时代，资本是有限的。这一点，是新自由主义最基础的理论前提与内核。这个前提，就像人活着需要空气一样不言而喻。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各国都实施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或者其他贵金属本位制，因此，自由主义学者都没有对此作出专门的理论论述。
但是，我们可以从新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其他有关论述当中得知，金本位制或者说其他贵金属本位制，实乃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逻辑推导原点。
在1937年《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中，哈耶克称“我是国际金本位制矢志不渝的信奉者”。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可以约束政府发行货币的锚的话，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滥用权威，最后必然是大量地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和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更大控制，最后威胁个人的自由。
1971年8月，美国正式取消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哈耶克认为这将导致自由社会的彻底失败。对此，哈耶克如此说道：“我曾经预言，通货膨胀将会导致所有西方实行价格控制，从而演变为计划经济。没有人胆敢中止通货膨胀政策，因为不搞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业。因此，我们以为通货膨胀停止了，可它很快又回来了。人们将发现，价格老是上涨，他们没法生活，于是，他们就会试图通过控制价格来控制通货膨胀，当然，这就意味着市场体系的终结，意味着自由的政治秩序的终结。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企图抑制持续的通货膨胀的后果，自由市场和自由制度就会消亡。这可能会花上十年时间，但这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我希望在这十年中，我就会死去。”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其推理的逻辑起点就是不受节制的货币发行权力，最后会导致自由市场的灭亡，奴役之路不可避免。哈耶克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同时也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西方的凯恩斯主义，这三者的共同之处，就是抛弃金本位制。
哈耶克认为，只要遵循金本位制，就不可能有那种可以占有无限资源的国家或者超国家的、具有无限控制力量的主体出现，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将这个超国家的庞大主体称为“国际计划体系”。
美国的纸币霸权，自由背后是奴役
讽刺的是，恰恰是在金本位时代，自由主义却不受重视。因为自由主义对金本位时代资本自由流动的设想，实际上是违背任何奉行金本位制的国家利益的。
在金本位制时代，任何国家的资本创造能力，都受制于黄金或者白银等贵金属，因此是有限的，这也就意味着，各国的资本与货币创造能力都是有限的，不管是多强大的国家，都或多或少面临着资本稀缺的困境。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在金本位时代没有市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黄金被逐出货币创造的机制之后，才被看中。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大英帝国是世界霸主，英镑霸权是建立在金本位或者金汇兑本位制度上的（虽然当时金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制有过短暂的中断），这意味着资本对英国来说也是稀缺的，而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主张之一，就是允许资本流动的自由，新自由主义不可能得到大英帝国的垂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霸主美国，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到卡特，都奉行或基本奉行凯恩斯主义，而无一例外地摒弃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资本自由流动的主张，对金本位制度下的美国来说，也是弊大于利。在金本位制度下，美元虽然是世界货币，但是其货币与资本创造能力是受到黄金总量的限制的，因此，与大英帝国一样，美国也受制于资本的有限性，而一度曾经限制美元外流。
美国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正式把“自由主义”供奉上殿堂，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了“华盛顿共识”，是因为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出现了：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摆脱了金本位制，使得美国理论上成为了无限货币与资本的提供国（所谓无限，指的是超出本国需要的资本与货币）。
在美国货币思想的这个革命性变革发生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国家依然还沉浸在金本位制的旧思维里，它们去拥抱美元，却不知这里藏有巨大的陷阱。
理论上而言，1971年美元彻底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就再也不需要出口任何财富来换取资本创造能力了，即不需要再获得黄金等贵金属，美国理论上可以以世界财富的容纳能力为边界，进行无限制的美元资本创造与输出。
有了这样能力的美国，出口任何物质货物都是多余的，也是不划算的。因此，美国在其后的30年中，进入了长期的贸易逆差，这是“华盛顿共识”的必然结果，也是“华盛顿共识”的战略目标实现路径。美元实际上就是个美国可以操控的借条，美国希望这个借条最大限度地渗透到世界经济的生产链条当中去，最后成为世界永远的货币。
与这一战略目标相适应，“华盛顿共识”浓墨重彩地登场了。
人民币与欧元的崛起，终结美国资本奴役之路
美式“新自由主义”的精巧之处，是将人权、民主、自由等在全世界有感召力的人类思想与价值观，与美国的资本无限创造能力进行了天衣无缝的嫁接。
这是非常高明的一招。美国将人类思想的诸多精华，如人权、民主、自由，做成了华丽的外衣，裹上了美国金融战略这根柱子，但对将其所包含的美元资本无限创造的真正基石秘而不宣。
在“华盛顿共识”之下，美国拥有唯一无限资本创造的能力，这决定了“华盛顿共识”下世界自由的最后结果，必然是美国的最大自由，而世界各国都将处于美国绝对自由的统治之下。而这绝非新自由主义者的本意，恰恰相反，这种局面正是新自由主义所反对的。
因此，以“新自由主义”面目出现的“华盛顿共识”，本质上是反新自由主义的。
从货币与资本创造的角度而言，美国实际上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但美国是什么？它与其他国家一样，是由一群人组成的国家，因此，对其他国家而言，这不是什么自由，恰恰相反，它必会带来美国资本的奴役，是资本奴役之路。
不可否认，“华盛顿共识”所推动的金融自由化，加速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这不能改变“华盛顿共识”所隐藏的资本奴役之路的本质。
也正是因为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反对美元掠夺的金融抗争，一直是贯穿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另外一条主线，这种抗掠夺是不分国家政治阵营的，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西欧的失败，到80年代末期苏联的失败，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日本的失败，再到东南亚、拉美、俄罗斯等国家的金融抗争失败。这并非这些国家抵御美元掠夺的智慧不够用，也不是这些国家政治家的才华不及美国人，而只是瓦解美元霸权的时机未到而已。
这就如同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呈现的那样：纵然有诸葛亮那样呼风唤雨、夺天地造化的智者，曹操那样意志坚韧、为人所不能为的枭雄，周瑜、陆逊那样世所罕见的军事天才，也不能改变当时天下三分的局面。而天下大一统，要等到50年后才能到来，扭转乾坤的司马氏后代，比之诸葛亮，比之周公瑾，差距可不是一里半里。但就是他们却完成了雄才如曹操、刘备、孙权终其一生努力都无法完成的事业。
究其原因，是因为天下一统，并非人力可以强为，而是因为天下三分局面稳定多年之后，三国都得以休养生息，让占有最大良田沃土的魏国，最终形成了压倒性的综合实力优势。
与此同理的是，瓦解美元霸权的真正力量来源，不是政治家们的强烈愿望，也不是战略与策略上的奇技淫巧，而是来自于世界政治经济大势的不可阻挡，而人民币的崛起，就是这个大势的最突出代表。
当然，贵金属本位制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终结美国资本奴役之路的途径，不是回到贵金属本位制，而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新的货币与资本创造中心的形成，最终制约并消灭掉美国全球独一无二的货币与资本无限创造的特权。
人民币与欧元，正在扮演这样一个推动历史日益走向公平、公正与人类财富更为均衡分配的伟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