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第一师范的学生志愿军一律穿上了平日操练时的军服,整齐地集合在操场上,看起来就跟正规军一样,借来的20几个警察也背上枪,站在学生中间。毛泽东作了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之后,大家再一次检查自己的装备,就按照既定的战斗部署,分三路出发了。毛泽东带领一支南路军,由妙高峰下去,穿过铁路,然后迂回到北洋军的正面,准备去阻挡敌人的进路。其他两路,也迅速地包抄了敌人的后路和东路,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对北洋军的包围圈。沿途,一些被学生发动来的农民和工人夜校的学员,早已拿着木棒、铜锣和大鼓在路旁等候着,陆续加入了队伍。
过了一会儿,在与湘江平行的粤汉铁路上,影影绰绰的溃兵,像一条大黑蛇,在惶惶不安地向北蠕动。当离学生志愿军伏地不远的时候,毛泽东随即命令埋伏在山头上的警察鸣枪三响。霎时间,写有"桂"字、"湘"字、"粤"字的灯笼一起点燃了,漫山遍野,一片灯火。接着,便是一阵排枪,山那边又吹起了进军号。随后就是鞭炮放在洋油桶里的爆炸声,活像无数机关枪打响了,一场"激战"就这样开始了。
铁路线上的北洋军士兵一听枪响,吓得晕头转向,拼命向两旁逃跑,没有一个开枪还击的。打了一阵枪,毛泽东命令停止,让两个零陵同学用桂林话喊着":傅良佐跑了!南军已经进城,你们投降吧!""投降不杀,缴枪发钱,放你们回家!"一会儿,那边打出了白衬衫,后来派人交涉,全部缴了枪。毛泽东组织同学们将所缴获的枪支和其他武器,抬到了学校。当晚溃兵露宿学校操坪,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走了。
事后,全校沸腾般地议论这件事,都说毛泽东"一身都是胆!"当同班同学邹蕴真问毛泽东":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归,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就这样,毛泽东以假欺真,不损一兵一卒,打了一场大胜仗。
1918年春,南北军阀再次战争,张敬尧进入长沙。在此战乱中,毛泽东组织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的警备队,并担任队长,负责警卫全校的安全。开始时",城中秩序大乱,拟联合他校,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街市,适北军至乃止"。后来,"湘东战役,居民一夕数惊,学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使一师得以坚持上课。为了纪念,学校特"摄影留念",并在这张照片上题写道":有兵祸云。"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这一次的经历较之半年的兵营生涯,似更有实战意义,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两军对垒中充当指挥员,并一举成功,打了一个大胜仗。此一役算得上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活学活用,毛泽东于此初露军事指挥的锋芒。
二、倡武装农民之先声毛泽东自从走出韶山这块土地就立志"学不成名誓不还",在湖南师范的时候,更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之慨,还在学生时代就已经立下了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一连串反对旧社会的革命运动,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终到农民运动。然而,在诸多的政治活动中,毛泽东始终对于乡村与农民抱有深挚的感情。
从湖南师范毕业,一踏上社会,毛泽东就带着满腔的热情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1917年冬,他和蔡和森、萧子升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他们自己记道":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发起的根本原因是":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于是,学会的会员经常在一起讨论社会、国家与世界的大事,确立会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毛泽东成为这个学会的领袖人物之一,积极把它办成一个带有革命性质的团体,并且通过这个学会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应该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初是不重视枪杆子的。他受到不少改良主义的影响,曾在文章中明确反对"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主张进行温和的社会改革。
1919年底,毛泽东曾以湖南学生联合会为基础,联合湖南各界,发动了驱逐湖南军阀头子张敬尧的运动。经过几个月的斗争,终于在1920年6月把张敬尧和其他北洋派军阀势力赶出了湖南。当时,南北军阀争斗,湖南常为战场,人民倍受蹂躏。张敬尧一去,湖南人民遂有自治呼声,希望通过自治将湖南超出南北政争之外,免遭兵祸。而取代张敬尧统治湖南的谭延!为了维持其尚不稳固的统治,也打起了"还政于民"的幌子。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发动和组织人民自治运动。他连篇累牍地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关于湖南自治的文章,组织群众请愿,并起草《请愿书》等等。结果是,谭延!断然拒绝了毛泽东为请愿群众提出的各项要求,并且制造谣言,说毛泽东试图运动军队,捣毁省议会。毛泽东不得不悲愤地致警厅《辩诬函》,要求对诽谤者"缉案惩办,以警刁风"。自治运动遂也告失败。
任何一位优秀的军事家,首先必须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领导政治活动的经历使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有了初步的认识。他在自治运动失败后写给向警予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恰于此时,新民学会组织"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的辩论。会员分为两派,一派以萧子升为代表,主张实行温和的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另一派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学习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毛泽东根据自己在湖南自治运动中的经验教训,终于抛弃了和平改良主义的做法,转而拥护俄国的暴力革命。他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明确表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学术界一般将毛泽东这封信中的转变看做是毛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自此,毛泽东对于枪杆子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个认识与他的学生运动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后来多次提到谭延!当了省长还要兼督军这件事,表明在中国离开了军权就没有政权的道理。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从事社会活动的时候从未忘记过农民。1917年7月中旬,他与萧子升一道曾游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县城乡,步行近千里,写下了许多笔记。这可算得是毛泽东的第一次社会调查。此后他政治生涯中的每一次社会调查都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次游学中,他们住在农家,了解农民的生活与家史,走访古迹,听了不少有关农民起义的故事。他们与农民促膝谈心,为农民写词作对。后来,毛泽东回忆说:一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第二年夏天,毛泽东又与蔡和森游历了洞庭湖滨的部分地区。
这些"游学"活动,使青年毛泽东更加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的疾苦,学到了书本以外的丰富知识。此后,他把自己更紧密地与中国这块土地联系在一起,与中国的农民结合在一起。
当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与中国的农民问题相联系的时候,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就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由一个以访贫问苦为特征的感情交流阶段跃进到以农民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思考阶段。
20世纪初,列宁曾指出,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应该"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毛泽东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在中国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农民问题,并从农民问题出发,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8月,党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担任了湖南分部的负责人。于是,在一大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当时,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举办工人业余学校,对工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帮助工人建立工会,领导工人罢工斗争。1922年9月,他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人组织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那时,恽代英曾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到乡村里搞,毛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但是,同年10月开滦煤矿罢工遭到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残酷镇压而失败,接着1923年,二七大罢工又遭惨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转入低潮。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共党内许多领导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力量异常强大,而工人阶级的力量异常弱小,孤立的工人斗争是不可能完成国民革命任务的。1923年6月,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党的三大决定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会后,毛泽东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长沙、广州、上海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24年底,毛泽东在上海患病,后回湖南老家休养。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注意和研究农民问题了。他后来回忆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1925年11月,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时,明确地说":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宣传问题的决议案,其中有下列论述:"一个政党的成功必须取决于这样一点,即一定要有重心。国民党的重心蕴藏在无数受剥削农民群众之中。宣传部必须不断地把党员的注意力引到这个问题上来,并指导他们依靠这一重心。"显然,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步步深入。从1925年冬到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文章,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民教育》等讲演。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批理论成果。
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农村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着重提出了领导农民革命的正确方法。毛泽东认为:第一,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农民的工作。他指出,应该十分重视农村工作",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他十分细致而精彩地描绘了接近农民、引导农民的方法":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不是一个空头的理论家,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贫苦农民群众的无限深情,也正是这种情绪使他的思想始终扎根在中国的土壤中,使他能够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成为中国历史上领导农民斗争的最杰出的领袖。毛泽东批评了那种认为农民散漫、无知识、无力量的论调,指出农民是受剥削阶级,他们无余钱,也无余时,故而目不识丁,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党要满腔热情地进行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工作。教育农民的前提是组织农民,"没有农民协会,便没有农民教育"。到1927年春,毛泽东总结说: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是"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革命的原因"。
第二,必须建立农民的政权。毛泽东以政权问题为核心,阐述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与特征。他说":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这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农村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强调了农民运动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在大革命时期,这种农民政权的形式就是农民协会。毛泽东对当时湖南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以及农会所产生的作用兴奋不已,说":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指挥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农会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大力支持农民的革命专政,主张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打倒一切神权。他认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第三,要取得农民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必须建立农民武装。毛泽东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从地主手中夺取枪支建立农民武装常备队;二是大力发展梭镖队。"须使农民有足以保卫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的革命胜利即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胜利之确实保障。"上述思想表明,毛泽东通过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他后来生动阐述的军事理论,如农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等等,都与这一时期他对农民问题的看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武装的论述,构成了他的军事思想发展的理论基石,是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始终坚持正确路线的奥秘所在。
正是因为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有了如此深刻的认识,他也就把握了中国国情的命脉。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是一种超前的思想,因而他也就难免与当时的党的领导产生思想冲突。在党内早期的争论中,毛泽东坚决地站在中国千百万农民代言人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