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皆道家思想的要旨，“不以外物累心，遗生而后身存”正是《庄子》的“外物”思想和“遗死生”的生命哲学。嵇康的好友向秀对此文发出问难，对于嵇康主张的淡泊无为、清心寡欲，向秀反驳称：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出于人的自然天性，如果全然否定此种欲望之价值，人之所以为人之“灵”何在？人和草木鸟兽有何区别？且嵇康认为名位伤德，故应当弃而不营，而向秀认为富贵乃天地之情也，“贵则人顺己以行义于下，富则所欲得以有财聚人”，向秀认为此乃先王所重，关之自然。但正如他所说的“当求之以道义”，富贵者要做到行义，首先必须其人品很高尚。对于嵇康所说的“伤德”，向秀曰：“在上以不骄无患，持满以损俭不溢，若此何为其伤德邪？”
《晋书·向秀传》称向秀的问难是为了“发康高致”，的确在向秀此问难之文出来之后，嵇康又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但是据向秀后来的出处选择来看，这篇《难稽叔夜养生论》中所流露的养生观未必不是他的胸怀本趣。在此文的末尾，他批评以淡泊名利鹑居鷇食的养生者是“不病而自灾、无罪而自幽”，因为他主张人应当是：
“且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食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
可见向秀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来谈人的天性，他立论的基础在于富贵必须求之以道义，然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极少数天资高迈者，中人以下若按照他的人性观，则无不流于伤身害性。嵇康强调淡泊寡欲乃出于认识到名利伤德而主动放弃，而不是心所恋恋却强行割断，但其所失也在于绝大多数常人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从向秀注《庄子》所采取的适性说，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发难文绝不只是为了激发嵇康的高致，其目的不仅为了让嵇康将养生观说得更加深入，而且他的确有此看法。“适性说”不但是向秀的人生观和养生观，也是他注《庄子》的哲学基础，并且成为他后来入仕的理论依据。
与嵇康的养生观类似的是东晋葛洪的《养生论》。葛洪作为玄学思想与神仙方术的集大成者，他论养生不似嵇康那样理论化，且如上文所述葛洪虽然与老、庄相契，但他不满意其过于玄远而没有渡世金针，因此他十分具体地指出了养生的要领。在此文中，葛洪首先指出善养生者应当先除去六害，何谓“六害”？即名利、声色、货财、滋味、佞妄、沮嫉。六害不除，则任何养生术也不能补六害对生之损伤。然后，葛洪谆谆告诫曰，欲养生者应当常以宽泰自居、恬淡自首，做到保和全真，其要在于“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机”。保和全真是《庄子》养生思想的主旨，不以外物累心，不以喜怒好恶害性，不以事机损其天神，可谓是道家和神仙家在养生方面的共识。不同的是，葛洪并没有否定还丹炼液以升仙之事，而且认为这是上真之妙道，只有在深得保和全真之道后才可以尝试为之的，绝不是那些食谷啖血的人所能越分而修的，能为之者万人之中或可有一人焉。凡人若不能做到除六害并修保和全真之道，而妄为还丹炼液之事，那将是很危险的。
2、东城行散
和饮酒一样，“行散”在魏晋时期也是名士必不可少的身份名片之一，沉湎于酒的士风有嫌于越礼放荡，而行散则不仅痛苦且十分危险。如此可怕之事却成为魏晋名士们的身份象征从而令时人纷纷趋之若鹜，这也是狂荡世风扇动下的怪现象了。
行散本来属于服食之术，按道理与老、庄并无关系，然而行散之祖却正是玄学之祖何晏。据《世说新语·言语》的记载，何晏服用五石散，并对人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到底什么是“五石散”？据葛洪《抱朴子》的记载，“五石散”基本是由“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这五种物质构成。“五石散”又名“寒食散”，因为服药之后，会浑身发热，必须吃冷的食物，并脱去衣服用冷水浇身以散热，否则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听起来如此可怕而不堪的一件事，却由于何晏在当时的政界和思想界地位极高，他这句话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于是朝中一班名流纷纷服起了五石散。首先模仿何晏的是他的玄学同道王弼和夏侯玄，他们二人也开始服食行散。这三人以其在思想界的领袖地位，将五石散很快传播了出去，以至和饮酒一样，成为名士身份的象征。
竹林名士大多隐于酒，只有嵇康服食，但史书记载寥寥。以嵇康高迈的天赋，可能对服五石散这件事并不盲从。尽管如此，五石散的魅力仍然势不可挡，就连颇为不堪的行散也被传说成美的散步。比如后代诗人们常用“东城行散”或者“行散”的典故，其意象颇为闲适惬意，这也是名士们所留下的难忘的身影。行散的身影中，有两个最为难忘：一为谢重，一为王恭。谢重并不是“东城行散”典故的主人，但是的确是他让其成为一个典故。行散的是他的上司东晋太傅司马道子。谢重的女儿嫁给了王恭的儿子，两位亲家公关系极洽。王恭起兵失败后，太傅司马子道遂与王恭有隙，于是那天于行散途中遇见谢重，太傅便问：“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当时太傅的一班僚属正在南门迎候参拜，形势之急可想而知，但谢重了无惧色从容对曰：“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听后大为赞赏，随即疑虑尽消，并喃喃叹曰：“故自佳，故自佳！”这件事被流为美谈，由于谢重善于应对，但太傅司马道子行散的洒脱身影也因此留在人们心中。
王恭即上文所述将“名士”定义为饮酒和读诗的人，他本人深得此道，因此连行散也颇为风雅。《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称，有一次王恭在京城行散，不知不觉之间来到其弟王睹家门口，他便问王睹：“古诗中何句为最？”王睹正在想，王恭便吟咏道：“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并对其弟说此句为佳。这句话应当是王恭在行散过程中，触景生情，感觉到市朝迁换，从而发出的感慨。然而，当我们读这则记载时，不免觉得有些矛盾，行散本来是为了发五石散的药效而做的事，而服五石散的目的正在于养生延年。但王恭似乎只是为了服食而服食，为了行散而行散，因此在途中忽然感到衰老。这又回到了上文中葛洪所说的养生之道，还丹炼液等术只有在淡泊寡欲保神全真的基础上，然后审度其天赋而为之。恐怕服食行散也是如此，否则服五石散这么可怕的事岂是随便而为的。
其实五石散为一种毒性很强的药，服食之后也会带来身体上的诸多痛苦，之所以需要行散，就是要让身体在走路的过程中发汗，然后药效才能得以发挥。服食行散的痛苦在王羲之的《十七帖》中时有记载，比如“烦不得眠”、“沉滞兼下”、“大吐”等。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魏晋人的狂放和坏脾气也是吃了这种“五石散”以后感觉烦躁所致。另外，服食的效果似乎不怎么明显，王羲之的草书十七帖中的“服食帖”曰：
“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
王羲之自称服食虽久，但身体不怎么见好，只是论年纪还算过得去。王羲之家里信奉道教，他辞去郡职后，有段日子常随道士许迈不远千里去采药石，可见他对服食养生之事很为认真。
然而，作为一种名士风流，服“五石散”的人中有很多人并非为了养生，而只是为了服食和行散的姿态而为之的。因为名流们无不这样做，且“五石散”作为贵重药材得之不易，因此服食行散便在风流之外又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流风所及，至于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和贵臣皆多服石药，颠倒者乃假装服食发热以诈为富贵之态。如同饮酒，服食行散一旦沦为一种姿态，其实质便不存在，而其形式容易为奸佞小人所利用，而此时将离其衰亡不远了。
到了东晋，由于佛教思想的广泛传播，各种狂放的士风终于逐渐平静下来。虽然名士们依然饮酒和行散，但不再像西晋时那般疯狂，且在态度上平和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