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中，施琅平台湾，取得的珍宝异物，自己一介不取，尽数上缴朝廷，但这大大的清官，却并不被台湾民众的所欢迎。而小混蛋韦小宝，上任的第二天就刮了一百万两的雪花银，可因为打着"为民请命"的大旗，当地百姓却人人感恩戴德。这其中的差异，非干文韬武略，只在于"会做人"三个字。
漕粮事务，并不是打政老爷这儿才开始的，他不与上下人等"猫鼠同眠"，但这里面的常规和定例却不是一时就可以更改的。无可奈何之中，贾政甩出一句话来："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开了这个口子，以后的公务皆由李十儿那班滑吏鼓捣去了，妙在"漕务事毕，尚无陨越"。
后来贾政被参"失察属员，重征粮米"，必是因政老爷实在没有经济之才，只好两耳不闻窗外事，躲在一旁喝酒下棋去了。但凡能稍稍约束手下，重征时先别明着勒索，找个正大光明的理由然后再下手，只要能障人眼目，上司同僚也就乐得放手了。再说你看那时被弹劾的官员，多是不肯与人同流的出头鸟。贾政因为不谙吏治，手下人无法无天，实在闹得不像话了而被参。而他的本家贾雨村初登仕途的时候，因在下层历练过，才干倒是不错的，可惜出道的时间太短，不懂得上下和睦的为官之道，以至左右皆侧目而视。只一年，便被上司参他"生情狡猾，擅纂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那时节，雨村意气风发，大概也是要一展干才的，所谓"擅纂礼仪"，可能就是拿一些陈规旧例开了刀。不按套路出牌的结果是人人惊恐，节外生枝之事在所难免，于是就又有了扰乱地方的嫌犯。好在他痛定思痛，跟韦小宝学了"花花轿子人抬人"的为官之道，东山再起，不多几年，就升到极顶。
当然，并非现有的格局都是合理的，淤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一次大的清理整顿。宋熙定年间，国力暗弱，神宗问政于王安石，王安石回答："应该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制度开始。"王安石推行他的新政，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历时15年时间，以失败告终。一般史书，对这一变革的评价都是正面的，但在一些前人的话本小说里，往往把王安石称为"拗相公"，乡民村妇，都恨之切齿。以青苗法为例，它的本意是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但是不识字的农民为了填写贷款申请书要花钱请书吏，到衙门去申请时，贷款多少又任由官吏填写。根据史书记载，虽然法定只有二分的利息，但是经过层层贪官污吏的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回的利息竟然高达原来的35倍，比高利贷还要高很多，逼得农民"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之"，宁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扰民之举"。
法不是不可变，种种陋习弊端也不是不可清除，在这里，只想提醒大家一句话：不管官场还是民间，都有它种种不见于政令条文的潜规则，对此我们决不可轻忽。
虽然做平民百姓的，不干那些家国大事，但是任何一个组织里，经过长时间的互动，个人与个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自然也会形成一个"生态圈"，彼此共生共存，共享合法或不合法、合理或不合理的利益。他们安于这种环境，不想改变，也无力去改变，谁想改变，谁就会成为"公敌"。
建国之初，柳亚子先生赠毛泽东诗曰：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三千年的历史都可以从头书写，世上真是无事不可为。但关键是，毛泽东乃不世出的人物，他自可以大手笔地建设与摧毁，换第二个人都不行。
纸糊的体面
在贾府，年高伏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些体面。比如即使在贾母面前，凤姐、尤氏在地下站着的时候，赖大母亲等几个老人儿，还可以有一张小杌子坐坐。而那些做过奶妈的老嬷嬷们，到了主子的房里，总透着一种有功之臣的亲近与仗义。就像贾琏的乳母赵嬷嬷，在人家夫妻对饮的时候走来，一开口就是长篇大套："我们这爷，只是嘴里说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们。幸亏我从小儿奶了你这么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两个儿子，你就另眼照看他们些，别人也不敢呲牙儿的。我还再四的求了你几遍。你答应的倒好，到如今还是燥屎。这如今又从天上跑出这一件大喜事来，那里用不着人？所以倒是来和奶奶来说是正经，靠着我们爷，只怕我还饿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