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中午，我连在营的编成内，攻占了河南岸的高地。大战过后，全连奉命利用越军工事就地转入防御。午后，炊事班从河北岸送来两桶米饭和一些腊肉。大家用芭蕉叶包着腊肉饭团，美美地吃了一顿。
饭后，全排以班为单位，构筑防御阵地。大概是快傍晚的时候，一班担任警戒任务的机枪组，突然离开了他们的射击阵地，朝排长那里跑去。我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麻烦，便让副班长刘兆军继续带领大家构筑工事，自己一个人朝一班的防区跑去。一班长把我拽进堑壕，并指示了目标。
大约1000米外，河东岸的小桥旁有两个人，正对着我们这边指指点点。由于距离太远，敌我难以辨别。几分钟后，排长和一班的那个机枪组过来了。排长用望远镜观察，判明那是敌人，并发现在他们身后的树林里还有人影晃动。不久，出来侦察的两个敌人溜回了树林，再也没有出来。按着排长的命令，我们班隐蔽在河西岸距小桥约100米的地方。
在我们身后20米处，左侧是一班，右侧是三班。半个小时后，约一个排的越军呈一路散开队形向小桥接近。四名越军与本队拉开50米的距离走在前面。我旁边的刘班副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回头看了看排长，又看了看我，再看了看敌人。我用脚轻轻踢了他几下，想让他安静下来。可身后随即传来了排长的低声训斥："二班，注意隐蔽！"不久，敌人开始通过小桥，我数了数正好20个，清一色的冲锋枪。100米、80米、60米……随着敌人的一点点靠近，我的额头也开始渗出汗来。当他们走到距我班阵地50米处时，排长下达了射击命令。刘班副首先扣响扳机，二班、三班、一班随即响成一片。越军一枪未放便被撂倒了十几个，余敌有的向无名高地山脚下的草丛里钻，有的躲在田埂后面，向我们射击。我连位于332高地北侧的迫击炮开始压制越军火力，重机枪封锁小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三名越军边打边撤进竹林旁的一所茅草房，但此处很快便被迫击炮弹击中，燃起大火。我们班从西、南两个方向接近草房。我和战友桑多（藏族）悄悄摸向房后。就在此时，三名越军喊叫着冲了出来，正撞上了向门口靠近的刘班副，刘兆军先敌开火，将三名越军击毙。一班和三班的战友在排长的带领下冲过小桥，在树林里又打死了几名越军。傍晚时分，战斗结束。我排无一伤亡。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我们一共找到了24具越军的尸体，一班从树林里扛回了两门迫击炮和四十几枚炮弹。
3月6日上午，我从指导员那里听说了新华社播放撤军声明的事，看来我们要回家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开始回撤。
我排的最后一次战斗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天我排在营的编成内，担任右翼警戒。临近中午，我们在山路上突然遭到袭击，全排迅速展开搜索。混乱中，我听见有人喊到"左前方，100米，敌人！"寻声望去，发现几名越军正向树林深处逃窜。全排迅速组织火力追击，打倒了五个，余敌很快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凯旋回国后，连里开始"论功行赏"。我们班报了两个，乔俊、吴岗。战友们推举我，可我不敢，面对死在南疆的战友，活着的人，没资格躺在烈士鲜血染红的功劳簿上。其他连、排也有"推功"的现象，大家似乎不约而同，活着的让死了的，健全的让伤残的。先前我们几个曾商量给何国庆烈士报个三等功，可最后还是放下了。连里光荣了二十几个，该默默无闻的就让他们默默无闻吧，有辛酸，有无奈，可部队也有制度。
一切还算顺利。乔俊被追认为一等功臣，吴岗荣立二等功。
日子渐渐恢复了平静，到了离别的日子，大多数战友选择了转业，他们脱下军装，回到家乡，继续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几年以后的夏天，我被提升为排长。日子依旧平静，再也没有什么大的风浪。每年送走老兵，迎来新兵。新兵一到，先进连史馆，每次我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敢见那些战死沙场的弟兄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