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同治十年金陵节署中日记)
评点：“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课
这封信所说的四门日课，最早见于曾氏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记。其时曾氏已奉调两江，天津教案的处理也告一段落，第二天一早即由儿子纪泽陪同进京陛见，然后再南下金陵。这天晚上，他在天津寓所写下一段日记：“是日细思古人功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问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与上段日记相比，有三个字不同。一是第一条的慎独则心泰，将“泰”易为“安”。虽换字，意思是一样的。二是第四条思诚则神钦，“思诚”易为“习劳”。这两字改得更好。此外，则是通过诠释文字而将内涵大为丰富拓展。
“慎独”一词见于《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又见于《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独也。”
慎独，即谨慎独处：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在儒家学说中，慎独，乃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宋明理学家最重视的也就是人在独处时的态度。曾氏道光年间在京师拜倭仁、唐鉴为师研习理学，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内容也即为此。我们看到他那时的日记中，常常充满了对自己的指责，甚至辱骂，而其“错”往往是独处时的思想失落。试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的一则日记：“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梦中的事，天地间惟有他一人知道，即便对于这种状况下所流露的一丝贪欲，他也要写在日记上，对自己痛自刻责，“慎独”到了何等自觉的地步!令人不由得想起“文革”期间当局所提倡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前附的《君子慎独论》，就写在这个时期。文章开篇便说：“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他在分析君子与小人在独处时对“善”与“不善”的不同想法之后，概括道：“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一个人独处尚且能为善去恶，其心中自然无一内愧之事，什么时候都能坦然面对世界。
人们都知道，养生首在养心，最大的快乐在于心情的愉悦。慎独则是最好的养心，将可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
曾氏的第二条“主敬则身强”，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重要性。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常常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典型：一种人自强自信自立，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庄敬严肃。这种人必定事业有成，生活充实。一种人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一副委靡不振的模样，事业上既无追求，生活上又毫无节制。这种人固然做不出成绩来，即便是身体也不会好。曾氏希望儿子以主敬来达到身强的目的，也就是说希望儿子做精神状态好的人。
曾氏的第三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人要有爱心。你关爱别人(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别人也就欢迎你。儒家对这种关系，有一个说法叫做“民胞物与”。关于“民胞物与”，笔者在前面的评点中已说过。曾氏认为张载此说是对“仁”的最精当的阐述。
曾氏的第四条是说人应当用自己的劳作来换取生存和社会地位。圣君贤相，以自己的智慧给天下百姓带来福祉；升斗小民，则凭一己之才技为家庭谋食。无论智慧也好，才技也好，皆来自于勤劳艰苦，困知勉行。人付出的劳作与所得之酬赏若相一致，则不会招来忌妒怨恨；反之则难以长久。
曾氏说：“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一百三十余年前，一个侯爵大学士，一个手握重权高高在上的总督，能够清醒地看到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这种最不平等的现象，能够对农夫织妇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予以同情，对于不事生产却坐享奢豪的富贵之家能有如此谴责，这是多么的不容易!这固然与曾氏出身农家、亲历艰苦有关，但更主要的出于他建筑在学养和阅历上的智慧。作为一个对家族具有深厚责任心的家长，他对于子孙的长远关怀，更多的是形而上的智慧的传授，而不是形而下的财富的遗留。曾氏此刻已是百病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他将多年的人生思考凝聚为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长保曾氏家族的兴旺不衰。其用心真是良苦深远之极。
关于曾氏的死，其小女曾纪芬在《自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是年(笔者注：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文正公会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语仲姊曰：‘吾适以为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至二十六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动风抽掣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宁尚有销假时耶?’又询欧阳太夫人以竹亭公逝时病状。盖竹亭公亦以二月初四日逝世也。语竟，公曰：‘吾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内室小坐。余姊妹剖橙以进，公少尝之，旋至署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尚欲登楼，以工程未毕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屡前蹴。惠敏在旁请曰：‘纳履未安耶?’公曰：‘吾觉足麻也。’惠敏亟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已抽搐，因呼椅至，掖坐椅中，舁以入花厅，家人环集，不复能语，端坐三刻遂薨。二姊于病亟时祷天割臂，亦无救矣。时二月初四日戌时也。”
从症状来看，曾氏当死于中风，正月份的脚抽筋、失语等为其先兆。奇怪的是，他与乃父死于同月同日，只是晚了十五年。曾氏归葬于湖南善化，墓址在今日湖南望城县坪塘镇。墓穴为曾国荃选定。两年后欧阳夫人去世，享年五十九岁，与丈夫合墓。长沙市政府已将曾氏夫妇墓辟为旅游景点。
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纵观古往今来，家族鼎盛的局面能传到五代以下的确是微乎其微，但曾氏家族则至少在五代之内代有英才，是海内极为少见的长盛之家。下面，笔者对这五代略作一点介绍： 第一代：曾氏兄弟。 第二代：曾纪泽，著名外交家，在收复伊犁地区的中俄谈判中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是近代中国惟一一次获胜的外事活动。曾纪鸿，数学家，撰有《对数详解》《圆周率考真图解》等书。
第三代：曾氏长孙曾广钧，翰林，著名诗人，有《环天室诗集》行世。曾氏三孙曾广铨，外交家，三十三岁时即任出使韩国大臣。
第四代：曾氏曾孙女曾宝荪。民国五年获伦敦大学理科学士学位，为中国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学位的女子。她是一位基督徒，终身未嫁，一生献与教育事业，创办长沙艺芳女子学校，并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第二届、第三届太平洋国际讨论会中国代表，湖南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国民政府参议会参议员。
曾氏曾孙曾约农，英国伦敦大学博士。他亦是基督徒，终身未娶，与堂姐宝荪一起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曾任湖南克强学院院长、台湾东海大学校长等职。
曾国潢曾孙女曾昭燏，英国伦敦大学硕士，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员，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等职。她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亦终身未嫁。
曾国潢曾孙曾昭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著名化学家，曾任过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其夫人俞大姻的母亲曾广珊乃曾氏的孙女，他们的婚姻属姑表开亲。俞大姻为英国牛津大学文科学士，做过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第五代：曾宪植。宪植为曾国荃的玄孙女。她是一位女革命家，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一九三七年与叶剑英结婚。先后任过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等职。
曾厚熙，亦为曾国荃的玄孙。早年毕业于华中大学，后长期定居香港，曾任过华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是誉满海外的画家，曾被联合国聘为文教委员。
难道曾氏家族中真有一种基因密码可以一代代传下去吗?难道上天刻意要在每代曾氏子孙中安置几个人才吗?显然都不是。曾氏家族之所以人才辈出，是因为有一种世代相传的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而这种文化氛围的形成，则得力于后世子孙遵奉曾氏的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