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当然不会饿死，所以，政府就把长江下游物产区的物资运输到东京来。从前的做法是设立发运司来主持这项工作。可是，这个物资运输系统带着明显的“胶柱鼓瑟”色彩，发运司根本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东京的储备库中存有哪些物资，每年对各项物资需要多少，也不了解各省的生产的变化情况，只是机械地按章程办事，年年刻板地按照多年前定下的数字进行征收。
比如东京城中某年最缺少的是卫生纸，发运司不理这个，而是按照章程运送规定的卫生纸，明显不够用。搞的后宫的女人只好用堆积在库中的丝绸当卫生纸。而有的东西在某个省已经不出产了，发运司不管，非要征收。当地因为拿不出来这件东西，只好高价去商人那里购买，买来的东西质量极差，搞得大家都不高兴。而有的东西在东京已经积压了许多，可发运司还是照样征收，等着那些东西在仓库里白白烂掉。
王安石的“均输法”改变这种制度，这种法规的思路是：不再是固定不变地向各地征敛实物赋税，而主要是在灾荒歉收物价高涨的地区折征钱币，用钱币到丰收的地区贱价购买上供物资，此就是均输法的第一条原则：徙贵就贱。均输法的第二条原则是“用近易远”：如果有多个地区同时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
但这只是指导原则，将原则实现，还应该扩大发运司的职权，拨给发运司专项资金，用于采购。当然，还要建立东京所需与发运司上供的信息沟通体制，让发运司预先知晓京师库藏状况，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相关买卖。
从上面的讲述中，我们只是看出，“均输法”是中央政府做了经济调配。据王安石初步估算，实行“均输法”以后，朝廷每年可以节约三分之一的供应费用。可见这对百姓和国家都是极有利的，但仍然是有人反对。
一位御史陈襄大声急叫：“提前给发运司长官那么多钱，他买东西时难免会吃回扣，或者他放高利贷，这是资助腐败。”范仲淹的亲儿子范纯仁也吼叫：“这是典型的汉朝桑弘羊的小把戏，就是贱买，贵卖。和商人在争夺利益。”接着，钱岂也上书说均输法是垄断，损害了商人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和苏辙也在反对均输法之列，说实行均输法，是朝廷唯利是图的表现，会被天下人耻笑。
王安石觉得这些人的声讨简直太可笑，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搞清楚“均输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均输法的确有抑制奸商垄断市场操纵物价的意图，可这只是一个极不重要的方面。均输法最主要的出发点乃是扩大漕粮的购买、节省开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范纯仁所说的桑弘羊的“均输”，是把各地应当上供的赋税贡物的小部分运往首都，大部分运到价高地区出售，属于追求贸易利润的官营商业，其核心是“卖”；但王安石的均输，是从价廉近便之地收购上供的物品，属于以购买的方式满足政府的消费性需求，其核心是“买”。
这完全是两码事。
或许正是政府官员的大肆反对，才使得均输法还没有施行，就胎死腹中。按正常思路，王安石这样执拗的人不可能让第一项法律“均输法”就这样被人给吼掉。可能只有一个，均输法在众多法律中或许有实施过程，但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其他法律所吸引，所以根本没有精力去注意它。
王安石变法中最受人攻击的就是青苗法。直到现在，一些专家学者在研究青苗法时仍然是众说纷纭。青苗法从1069年阴历九月开始正式实施，一直到1086年废除，施行了16年，在这16年中，虽多有变更，但它的大体内容没有改变（见下表）：
条目，方式，解说
款项来源，统筹运用各路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谷，充作放债的资本，常平仓和广惠仓设置在北宋各省（路）、州、县，相当于是国家粮库。粮食丰收时，两仓以高价购买，到大荒年，两仓再以低价卖出，使百姓不至于饿死。问题是，这只是制度规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不直接领导，两个粮库就被当地狗官和奸商当作是发家致富的门路。有的仓库只见高价卖出，低价收购。还有的仓库居然因为没有粮食而饿死了老鼠。
放款对象，以乡村农户为主，如钱谷有剩余，也可贷给城里人。，这一条是最要命的，一些狗官把粮食贷给城里人，而城里人拿着贷款去做生意。苏轼在东京城里就干过这事，当吕惠卿质问他时，他恬不知耻的拿这一条说事。实际上，贷给非农户只是在钱谷有剩余的情况下。
放款标准，依据户等（分五等）为衡量放款多少的标准，如钱谷有剩余，三等以上户，还可多借。，为了能把放出去的钱要回来，王安石把农民按贫富结合，五户为一保。以富户为保头，贫农贷款，要由富户为担保，由富户出面申请。
放款时间，分夏、秋两期实施。
偿还时间，收成后随税送纳，如遇灾荒，可延长一期偿还，循环运用，无中断之忧。，延长一期偿还，明明就在法律条目之内，但有的地方官却在大荒之年也要贷款者偿还，这是青苗法被百姓诟骂的原因之一。
放款利息，利息为二分，以支付开销，使资本不受亏损。，当时，大地主和大家族所放的高利贷是四分利。
放款保证，恐借贷者拖欠不还，所以要有保证。乡村农民多为土著，流动性小，诚信度高，放款方式只需连保。城里人，多属寓居商民，流动性大，除联保外，还要提供抵押品，所借之款，不得超过抵押品的二分之一。
我们前面谈过，用今天的角度来看，青苗法类似于农业银行贷款。实际上就是“粮食抵押贷款”。改革委员会先让百姓预估粮食的产量和市场价格，在种粮的时候（青苗）就抵押给官府换取贷款。等收成的时候再换成钱，加一点利息还给官府。
青苗法的出台表面是为了让百姓得到更好的政府救助，从而使他们即使遇到灾年也会有粮食种，有饭吃。实际上，这是中央政府在争取赚更多的钱。
青苗法之前，中央政府收农业税，有时候收不上来，因为老天一不高兴，农民的粮食就成了炮灰。农民不是没有钱，有的钱全都因为高利贷而流进了大地主手中。即使每年有农业税可以收，但政府收到手里的钱还是很少，还是那个原因，农民把一大部分钱用来还高利贷了。
打个简单的比方，中央政府是产品制造商，而大地主则是批发商。批发商进货时是低廉的价格，但卖出时却是高价格。中央政府现在一脚踢开批发商，直接搞了个厂家直销。他直接对准庄稼汉，这是典型集权的一种表现。但中央政府还有好话说，我们关心农民，以前只是关心你们给国家交了多少税，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不让你们饿死。所以，中央政府以后就是你们的直接灶王爷，以后直接给老子进贡就是了。
王安石把青苗法拿给苏辙看时，苏辙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首先，中央政府把钱贷给农民，利息才二分，这是好事。可是，狗官太多。在还贷和收款的时候，狗官乘机为奸，中饱私囊，即使有法令也难禁止。
第二，咱们没有生在尧舜时代，百姓也不是尧舜之民。钱一到民众手里，纵是良民百姓也不免乱花。等到该归还的时候，即使是富裕农民，也不免要超过期限。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必然要对这些农民严刑拷打。如果追债成了政府的一件公事，那其他事难免耽搁。
王安石大吃一惊，琢磨一下，认为苏辙说的很有道理。他很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想过这些弊端。其实，青苗法并非是王安石的原创。早在仁宗时，陕西税收运输总监（转运使）李参就令管辖区农民预估粮食的产量和市场价格，向政府借贷，等到收成后，再偿还。因为每年禾苗方青时施行，所以称为“青苗钱”，实施数年后，成绩斐然。王安石当年在宁波的时候就曾实行过。天老爷保佑的是，当初没有苏辙在王安石耳边叽叽喳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