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上有一个心理摆效应，当你有一块手表时，你知道准确的时间，当你有两块时间不一样的手表时，你就不知道时间了。它告诉了我们一个社会学范畴的哲理就是，人的一生只需要一个信念足够，不然，你永远都是个摇摆不定的人。
康有为就是只有一块手表的人，传统士大夫中这样的人当然很多，但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他的政治思想。这才是最让人惊叹之处。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这个寻找真理的人，一生都没有改变他心中的真理。这种精神太值得我们去敬佩了！
能折腾的书生
康有为是个很能折腾的读书人，这位生于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初五的广东南海人，天生就继承了广东人“冒险犯难”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在他拜于义理学大师朱次琦门下后，更让他的“冒险犯难”的秉性慢慢演进成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思想。但实事求是的讲，朱大师并没有传授给他“在思想上突破传统，开创新境”的胆识。康有为后来所做的一切大概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年后，他辞别朱大师，跑到家乡附近的西樵山白云洞隐居起来，专攻学问。不过，此时的他，或是面壁日久，灵光突现，他抛弃了义理之学，从而投身于佛道之学。
光绪八年（1882年），在母亲的要求下，曾靠着祖父“连州公”因公殉职的功绩而得了荫监生的康有为去北京考试。
不过，这次考试在康有为看来，不过是给母亲一个安慰。清末，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国家考试的态度已经成为了应付父母之命了。这年的5月，康有为才不紧不慢地起程，5月底，才经天津入京城，心不在焉地应付挖这场考试之后，就开始了京城观光。在北京游玩了一个月后，他就乘船沿运河南下，沿途游过扬州，看过镇江，登平山堂，泛舟金、焦二山，顺长江，直抵上海。等他在上海乘船南下返乡回到老家时，已是这一年的农历十二月初了。
这趟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的旅行中，给康有为印象最深的就是上海之行，这个因为成为开放通商，后又成为外国租界的弹丸之地繁华程度让康有为终身难忘。五光十色的大上海，让康有为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最使康有为感慨无限的不仅仅是上海与沿途所经之处的巨大反差，而是在仅仅40年的时间里，上海在外国人的治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想知道，西人到底有什么奇技，就在上海的书店里购买了许多西书，回到老家后，这些书成为他不离手的东西。
这些西书在康有为面前重新为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康有为在头脑中悄悄地构筑一个崭新的体系，他也正在以全新的目光重审着这个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重审着身边周围已经被人们熟视了的一切。
第一桩被他看不顺眼的便是裹脚！
为此，他特意成立了一个叫南海戒缠足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出现，在南海、在南粤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可以想象，当时更多的声音是指责和侮骂。
要知道，让已经把缠足当成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中国妇女来讲，康有为的提倡简直是伤风败俗，不得好死。
康有为虽然喜欢折腾，但群众的口水可以淹死人，他倒是见识了。不久后，这个南海戒缠足会就关门大吉。康有为不能闲着，他又把目光对准了八股。
1884年，法国向驻军越南的清军宣战，法国人分两路进逼中国：陆军屯师于中国西南门户镇南关下，水师游弋于东南各海港，整个南中国处于一片恐慌之中。是年八月下旬，即法军攻入马尾军港数日之后，清朝廷下令对法宣战，南国门户广州也就此宣布戒严。
康有为在这段时间写下了自己对哥白尼、牛顿这两位天文学和物理学巨子的崇拜和倾心的文章，文章中其“勇于开拓的勇气和魄力”毕现。
1885年3月（光绪十一年二月），凭借着刚刚接触的天赋人权的平等观念，康有为写成了《人类公理》一书，在这部书中，他用了最天真的想象力为人类社会设制了一套恢宏博大的“实理”——几何学中所谓的公理——从议会制度到民权民主，从男女女平等到婚姻自由，从宗教法律到政制民事……
写成这本书后，他原本是要去京师的，但就在准备好一切后，他突然头痛，如同中了邪，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据今天的医学水平，可以断定其得了神经性头痛。但当时中医却很难看得出来。在此后的一连好几个月里，康有为坐卧不宁，每天只好用毛巾裹住脑袋，在室内徘徊呻吟。各里名医好手都被康有为的母亲请来纷纷下药，可都无济于事。康有为绝望了，他以为自己只能活27岁，不过他并没有等待死神的降临，既然中医无法让自己好起来，不妨试试西医，他开始研读西医书，创试西药。经过一个时期的自我治疗后，他居然使自己的病情好转了，到了这年的阴历七月，康有为在近半年的大病之后，终于靠着“西学”起死回生，自己医好了自己。
不过，进京城的打算被他放弃了，人在大病一场后都会与此前的自己不同，康有为平静了许多，再次隐入西樵山白云洞中一面养病一面读书去了。
1888年6月，康有为应好友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的邀请，第二次进京。不过，当康有为到北京，这位朋友却病躺在床上，等死了。不久后，果然就死了。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康有为在京城郊区四处转悠，北京秋天的冷风吹得他一会清醒一会糊涂。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首次在文章中谈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在后来让中华大地激动不已，又悲伤不已。这个词就是，变法。
如果康有为从商，肯定在短时间内就能成为富豪，因为他太能折腾。心中一有了变法这个想法后，就付诸行动。
京城就是天子脚丫子下，如果办法得当，见到天子，并非是难事。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想法，在当时，这简直难于上天。康有为当时是一平头百姓，想要见到天子的概率几乎是零。于是，他想先让天子见到自己的思想。而能传递给天子思想的人除了王公大臣，还能有谁呢。
康有为最先找到的大臣是当时的工部尚书，兼署军机大臣，人称潘官保的潘祖荫，康有为以青年人特有的血气和热忱，向这位军机大臣倾诉着自己对于国事的忧虑。
在发出信后，长时间没有回应。康有为开始一稿多投，又给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兼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寄了一封信。
总之，只要他认为是合格的可以与天子对话的人，他都尽可能地联系。不过，大概是因为康有为乃一平民的缘故，当朝权贵们即使收到了他的信，也用身微言轻将信放置一边，没有人愿意跟他胡闹，“变法”这两个字在这些人眼中无异于洪水猛兽，祖宗之法是可以随便变的吗？
所以，这些信就如同投进了坟墓，得不到一点回音。仅仅有一点收获就是，京城士子们都知道了有康有为这样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敢想敢做，太能折腾。
在京城折腾了一段时间后，康有为的思想还是他自己的思想，他希望知道他思想的人仍旧是不知道。1889年9月份，康有为无奈地离开京城。回到老家读书去了。
就在第二年，康有为结识了梁启超，两人后来都成为风云人物。在这次长达四年的读书岁月中，康有为著作丰富，但都是对中国古籍的解读。
而康有为对时政的看法，或者说是对自己一心想要变法的思想始终就没有放弃，一个人只要认定一个目标，不惜任何方法去进攻，总有一天，这个目标会被他实现。
康有为能折腾，但却是以自己多年来的学问为基础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艺高人为什么敢杀人放火，夜里上房，就是因为他胆大，而胆大是因为他艺高。
康有为就是因为艺高，所以胆大，心里有低，自然就频频跟朝廷提变法了。
而朝廷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在等着这种人的出现，一方面，他们担心这样的人出现，一方面，当时的形势又不得不让他们承认，这种人迟早会出现的。
变法前后，如梦如幻
1891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问世，全书含叙目发例1篇，考辨14篇，20余万字。这本书告诉了大家这样一件事：中国流传几千年的古文经学都是后人伪造的。那么，在这些经文中所出现的孔子也是伪造的。现在，应该还孔子以本来面目。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一直认为是祖宗法的东西全是假的，那么，我提倡的变法就不是变更祖宗之法，而是戳穿假的，重新建立一种真的。
《新学伪经考》一问世，立即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大飓风”，以今文经学为武器，横扫上千年来的古礼旧制和圣人经典，这种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作用和效果，前无古人。
果然，《新学伪经考》以其少有的离经叛道在中国的政学两界产生了康有为预期的影响：第一，清学正统之立足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均需重新检查估计。
清政府大为恼怒，立即要求相关官员查办此事，康有为在梁启超的左右周旋下才躲过了这场“文字狱”。
康有为本来就是个能折腾的人，躲过这一劫难后，他仍旧要写。因为《新学伪经考》只是提出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康有为是个有始有终的人，他必须要把孔子的“真经”和“大义”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解决了。于是，必须要有回答这一问题的书出来。
1895年8月，答案《孔子改制考》成书问世。21卷，34万字。
按康有为自己的话来解释这本书，就是：先秦六经都是孔子亲作，其中所涉关于神农、黄帝、尧、舜、禹等上古文物和制度并不存在，皆为孔子所假托。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托古”呢，就是为了“改制”。
因为先秦诸子，自周衰礼废，大凡通权达变，关心国事的人们，“罔不托古，罔不改制”，孔子也只是其中之一。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托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等于说，康有为给孔子加了一个身份，也是他一直想做的身份：托古改制的先师和样板。
他妈的，中国最正统最传统的知识分子们大怒了，悬挂在他们脑袋上散发着五颜六色光芒的圣人孔子，居然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康有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大家鸣鼓而攻之。
他见有人注意他，很是高兴，干脆又提出新观：应该废大清年号，采用孔子纪年。
这就是托古改制，后人称之为改良思想。也正是通过这两部“荒诞不经”的著作，康有为终于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改良时代公认的领袖地位，他的门生梁启超和真男人谭嗣同都称他为“孔教的马丁·路德”
而那些正统的知识分子却认为他是，“窜乱六经，虚妄荒诞，居心叵测，乃经家一野狐禅而已！”
——翁同龢
攻击康有为的言语，已不忍让人耳闻，流言更是让康有为痛不欲生。
两部书问世不久，就有人直指康有为：抄袭！这个人就叫廖平，曾是张之洞的幕僚。他说，《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就是剽窃自他的《辟刘篇》、《知圣篇》。
1890年春天，康有为刚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安徽会馆居住时，听说经学家廖平到了广州，其时正下榻广雅书院，立即携老乡黄绍宪一道前往拜访。两人就经学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切磋和研讨。临别时，廖平还将自己的两部著作，《知圣篇》和《辟刘篇》送给了康有为。
可奇怪的是，康有为后来无论是写的日记还是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这样一个人。对在广州的这次交往，他也绝口不提，讳莫如深。一年后，当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台时，廖平立即跳了出来，说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观点上，就是剽窃了自己的书。
当年廖平所提出的指控，由此而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本来，天下文章一大抄。康有为完全可以跟廖平有话好好说，至多完全可以承认，自己是受了廖先生的启发而写成的这两本书。但是，这场官司由于康有为的拒不承认而使得学术界极为震动。
其实，问题就出在康有为本人的性格和脾气上。康有为读了那么多书，不是白读的。读书可以使人自信，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而知识让康有为成了一个极具自信和自尊的人，有时甚至几乎近于托大。在他的一生中，连承认错误的时候都很少，更不要说以一方学术领袖的身分和地位来承认自己蹈袭了别人的学术成果了。
于是，廖平的指控就仿佛打到了弹簧上，不但对手不会接受，而且还会反弹。
不过，康有为抄袭了廖平的著作应该是定案。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后来一篇赞美老师勇于创新的文章中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这句话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康有为的确是看过廖平的两本著作的。
康有为死后，被国人认为是经学大师，而对于这段公案，许多人都想弄个水落石出，因他们就是想知道，自己心目中的大师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
20世纪60代前，美国一位研究中国儒家的学者在考证康廖一事时，就指出，康有为与廖平的确见过面，并且还谈了很多关于经学上的许多问题。分别后，廖平就把自己的两本著作送给了康有为。
倘若把康有为的身份看作是一个作者，那么，他的这种行径是可耻的。但是，倘若将他看作是一个一心想改变中国现状的士大夫，那么，他的这种行径可以原谅。因为即使他是抄袭者，他也是敢于将这种思想公诸于事，在他之前，别人根本不知道廖平的那两篇著作。
也正是他的这种不怕虎的精神和临危不惧地胆识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这场官司后来不了了之，因为很快，康有为就不自觉地转移了矛盾，那就是被中国人永远记在心上，并为之感动的“公车上书”。
“公车”二字大有来历，汉朝时，朝廷实行征辟制度，凡被征召入京的封职文人学士，都有享用公家车马接送的待遇，时人称文人学士为“公车”。后来各朝实行科举，就取消了“车接”这一制度，但人们仍称这些入京应试的举子为“公车”。
当时，康有为在前一年，也就是1895年已经成为“公车”，1896年这年按照惯例，大家要来京城考进士。康有为在京城时刻注意着中日双方的动静，不久后，中日发生海战，大清帝国一败涂地。
正在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哗然，一股爱国激情喷涌而出。康有为更是不能自已，连夜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我们后来称之为万言书，在这封书中，他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张。
我们今天来看，康有为的确是一个文才初衷的人，该文慷慨激昂，一气呵成，并在文字中浸透进他变法思想的精髓。不要说是当时人，就是今天的我们读来，仍然会被康有为那满腔热血、他对祖国的爱所深深打动。
万言书成后，康有为召集各省举人齐集松筠庵，可正当大家讨论将万言书交给朝廷之时，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第二天又，进士榜贴出，康有为榜上有名。这两件事使得历史所谓的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就这样半途而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