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他就写了一篇攻击袁世凯帝王梦的文章准备发表，这篇文章就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当然知道梁启超在舆论界的影响力，倘若这篇文章发表，袁世凯的帝王之路将会走得很艰难。于是，他派出杨度做说客，并携带二十万巨款前来天津，交换条件就是，不可发表那篇文章。
梁启超很给杨度面子，很温柔地拒绝了他。袁世凯见软的不行，就又派出人去威胁他。来人揭梁启超的伤疤：“你小子流亡了十多年，怎么还没有尝够那种味道，想要旧地重游？（谓君亡命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
梁启超笑道：“这最好，幸好我有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既然有，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来人只好愤怒而走，梁启超就将这篇文章发表于《京报》上，不久，《国民公报》又转载，一时间，两份报纸大卖特卖。许多茶馆、旅馆的人因没有地方买到，所以找来报纸抄读。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不但是一篇旗帜鲜明的反袁宣言，还是一篇文笔相当不错的好文章。文章中无情地揭露了袁世凯口是心非、狡诈阴险、复辟帝制的罪恶行径，梁启超在文章说，袁世凯变更国体、复辟帝制，是“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可是说，对于梁启超而言，这篇文章不但是他的反袁宣言，还是把自己从那种欲退不能退，欲进不能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一把钥匙。他最终由“联袁拥袁”经“离袁劝袁”以致“反袁讨袁”，才将自己解脱。
他又一次进行了改变，应该说是，蜕变。
这篇文章后，他的学生蔡锷甚至评价说：“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新会先生（梁启超）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震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也就是说，在那一批知识分子中，最先拥袁世凯的是梁启超，最先反袁世凯的也是梁启超。这份“先文王而兴者”的胆识是任何人所无法企及的。
但是，他接下来的路并不好走。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醒后，迅速死掉。可仅仅一年后，他的老师康有为与前清遗老张勋就又拥立溥仪复辟帝制。
面对康师傅的这种行径，梁启超又像对待恩人日本一样，进行了讨伐。指出康有为“与众为仇，助贼张目”，乃“大言不惭之书生”。所以，“世界潮流不可拂逆”。康有为是好惹的吗？尤其是正当复辟之梦实现之时，他派人去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
可梁启超不为所动，他依旧攻击复辟派。康有为恼火非常，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说他是枭鸟獍兽。（食父食母的怪兽）
梁启超和康有为还没有对骂够，张勋的短命复辟就结束了，康师傅和张勋都逃出了北京。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就任国务总理，前任大总统黎元洪宣布辞职，副总统冯国璋就任总统。梁启超认为，从前的一切都是从前了，他错误的意识到，民主共和政体已经崭露复兴的曙光。
为此，他不惜被人指摘，亲自跑到冯总统那里，经过一番游说，冯大总统任命他为多年前就想当的财政总长。他想借着此位来展现其改革中国财政的宏图宿愿。
不过，这在当时无异于空想。首先，即使冯大总统有意于中国的财政改革，当时的形势也没有给这位总统提供机会。南方的革命党一直在蠢蠢欲动，北洋军阀当然也不是什么好货，段总理想要武力统一全国。革命党就抵制。所以，段祺瑞就扩充军费。金融恐慌之下，全国财政形势已入窘境。
还没有到三个月，梁总长就已疲于应付、焦头烂额了。
最终，梁大总长认真地填写了一份国家收支清单，详细地说明了国家财政已到了入不敷出的颓局。但段总理依旧我行我素，军费始终高居不下。这年的11月15日，梁总长郑重地向段总体提出辞呈：“以军事未已，财政益困，任重才轻，深恐贻误，业已具呈大总统请予辞职。”
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继之而来的，他虽然身在江湖，却心系庙堂。或者说，身虽离开政府，但心始终不忘国家。
并不成功的检讨
中国的政治家在失势或者是对政治前景无望后，都喜欢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自我精神的寻找其实就是对自我的放逐。他们当然不甘心，幻想着能从头再来，可现实又摆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无力而又无奈。
在梁启超之前，有太多不心甘情愿将自己放逐的政治家了。
屈原在政治受挫后，就“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他常在梦中看见实现政治理想的郢都，而那里就是他的精神故乡。
即使是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前被清政府搁置起来，也是跑回自己的家乡去吊鱼。梁启超截然相反于两人，首先，他虽然已经不是政治家，并且发誓永不会从政了。但还是希望能通过别的渠道来为政治服务，毕竟，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他活着的精神动力。1918年10月，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道：“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
梁启超似乎早就想好了自己将来之路，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欧洲。
北洋政府对梁启超这种举动是相当支持的，为此还专门划拨六万元资金，朋友故旧也馈送四万元资金。这年的12月底，梁启超带着张君劢、徐振飞、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等人，开始其长达一年多的欧游历程。
这是一次对梁启超思想启发很深的旅游，在这期间，他实地考察了欧洲历史，研究欧洲的政治、军事、文学和哲学，会晤各界社会名流。当欧洲文化与他的思想交汇时，便碰撞与融合出了激情的火花。他无法掩饰这种激动的心情，在给家人的信中，他说：“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三个月后，也就是1920年的3月，梁启超回到中国。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旅游后，他对自己一生的政治经历开始了检讨。
表面来看，梁启超是个能人，他保过光绪、依过袁世凯、帮过段祺瑞。这三人都是中国曾经的主宰者。那么，自己近水楼台，却没有得到月亮呢？
最终，他总结道：“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旧势力来改造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也就是说，他所走过的一切道路，并非是错路，而是一条死胡同。只所以走着走着就是一条死胡同，是因为没有依附民众的力量：“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
这是非常难得的检讨自白，要知道，在许多年后，鲁迅和共产党才遵循着他的思想创造出了辉煌。一旦得出此等结论，梁启超便立即着手行动。他在后来的文章、演说中都竭力鼓吹国民运动的观点，在他看来，诺大的中国，恐怕只有把国民团结起来，投身到反对军阀官僚的腐败统治的斗争中去，才能救中国，而国民只有把自己提高，“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可是，如何让国民素质提高，近而达到开展国民运动的实践呢。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塑造“现代青年”。他说，今日“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地往坏路上走”。谈到这里，他不由地伤心不已。他呼唤青年：“醒醒吧！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你的自由意志。眼界放远些啊！力量放韧些啊！那么世界就没有一件可悲的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梁启超激动不已，对报纸称赞称五四青年应该在“民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是“国民运动的标本”。五四运动的确让外国人由此觉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不可低估，同时，这场由青年组织起来的运动使得许多中国青年的自觉心被唤醒。这正是梁启超所要的。他从欧洲回来后，就把自己投进了“启蒙民众”的努力当中去。他一直号召国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命运，以进步、积极的国民运动，对抗军阀、官僚的黑暗腐败的统治。在这一点上，梁启超无疑是走在前面的。他看到的中国现状和别人没有看透的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都是相当明智并且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
但是，他虽然赞成打倒军阀，却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我们无法理解这位中国最优秀也最有前瞻性的士大夫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一方面，他赞成国民运动，另一方面，他却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国民运动。他在《给孩子们书》中说：“中国几十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他又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不惜给他表深厚的同情。”
尤为让我们糊涂的是，他对湖南的农民运动简直是抱着仇视态度了，他说：“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应当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
事实上，在共产党兴起后，这股新兴势力由于与以往的党派的大不同，已然显示出了优越性与前瞻性。但是，梁启超对“贫贱”的人似乎天生就有腻烦情绪，他不认为共产党可以救中。更不认为共产党的先进性与优越性是客观存在的。他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们别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党的相同，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党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个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个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
可是，他并没有留下任何方子，就在他说完这段话不久后，就去逝了。在这里，应该假设一下，倘若梁启超照样活下去，他的那个方子会是什么呢？
在当时的中国，还有什么方子可以解救中国？
按梁启超之前的政治思想和他后来的检讨主张，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他的这个方子仍旧是站在反对共产党的角度上开出来的，那恐怕也是一个医不得病的方子。
大概也正是因为他有反对共产党的经历，所以，他往往被后人忽略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只是被忽略，而没有被打进开历史倒车的那一支里去。
不知道这种结局，对他而言，是幸运还是不幸。
被忽略的文学大师与政治家
恐怕没有几人会对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有着清醒的认识，倘若不是那个年代，就造就不出梁启超这样的人物来。那是一个中国王朝马上就要消逝的年代。大清王朝就是一个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百姓以不谈国事为戒律，帝国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同时，这又是一个帝制制度走投无路的时代，没有任何一股新兴势力可以达到与清政府抗衡的地步，而所有的西方国家却对中国虎视眈眈。几乎有一种悲哀论调认为，中华民族真的就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了。
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正适合于梁启超所处的年代。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一个需要许多英雄用斧子劈开混沌，迎接一个崭新年代的年代。
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使用斧子开天辟地的英杰，只是在今天，我们把他忽略了。
梁启超的弟子吴其昌在《梁启超传》里说道：“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这位弟子甚至敢把师傅梁启超和孙中山相提并论，在他看来，两人对近代中国的贡献不相上下。
梁启超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的一个贫苦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老师，全家人的生活就是靠着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这种家庭最容易熏染出神童，梁启超正是如此，四岁读透四书，六岁读尽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