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个举人
湖南人王恺运出生于1833年，据他自己讲，出生前，他老父梦神仙贴四字于他家大门曰：“天开文运”，所以，他老父亲则以“恺运”为名。但小时候的王阁下不但不聪明，而且愚蠢之极，每天读书不过百言，还一知半解，同学们笑话他愚蠢，他也只好“以勤补拙”。但终究以自己不喜中国传统文化而成为半瓶子醋。
传统中国，一般士大夫求仕为官的第一步是必须要通过科举考试的。王恺运可谓是典型的志大才疏之人，想要做官，却天生就不喜八股制艺。事实上，明清两代的优秀士大夫大都是做八股的好手。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人才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你必须要通过科举考试。
王恺运一生三次参加科考：第一次为省城乡试。这一年他24岁，他原本不想去考，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但被母亲所逼，他只好硬着头去了，考试结果出来后，他中举人，但一点都不值得称道，因为不过是个第五名。但在当时的湖南，这样的成绩已足以让其家族欢欣鼓舞。
因为不管是第几名，只要中了举人，就意味着离官近了一步，更为重要的是，举人的身份可以获得当时人的认可，同时获得了入京参加会试的资格。王阁下当时踌躇满志，以为自己就要“天开文运”了。
两年后，1859年，王阁下仰着脑袋进京会试。湖南人此次进京不少，在考试完毕，等待发榜的日子，湖南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天下大事仿佛是他们家的芝麻蒜皮小事一样。王阁下最好发立异之论，引得愚人鼓掌、小人发狂。
可当发榜之日，王阁下从榜首一直看到榜尾，两整面墙都看了，居然没有自己的名字，他大为愤怒，湖南人这次落榜的人很多，大家叫骂一阵后就都耷拉着脑袋回老家去了。王阁下却没有，他留在京城，认为北京是文化与政治的中心，在这里，肯定能使自己得到好运。
王阁下生于湖南，家境自然不好，穷困之下，只能住在寺庙里。每有文人聚会，他就主动凑上去。但从不请客。不过，吝啬的人如果运气够好，总会有饭吃。在京城一年后，王恺运就结识了众多朋友。这些朋友中就包括当时的户部尚书肃顺，肃顺也不是一个学识渊博之人，不然，不会对王恺运积为赞赏，甚至还将王阁下请到自己府中，谈时局，谈古往今来。由于肃顺的传播，王阁下在京城有了很高的名望。
王阁下后来又参加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科考。时间是1871年，这一年，王阁下已四十。但是，这一次考试又让他名落孙山。
据他后来自己讲，一打开试卷，他就傻眼了：“题纸下。一问经注篇目；二问正史得失；三问嵌辅水利；四问练兵；五问农官。”
如何应对呢？他当然不知道，于是回答了第四个问题：“练兵无益。”第五个问题，他更不知道了，就随便写了一堆空话。
他知道这次，自己又成废物了。但如果处理得当，坏事就能变好事。于是，他在试卷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独修于家，则悔吝无因而至；一接与世，而荣辱忽已在人。”意思是说，我参加这样的考试，真是耻辱，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考这样的八股了。
你看，就如同只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一样，湖南人王恺运很懂得如何提高自己的才气，虽然他在试卷上的成绩狗屁不是。所以，王阁下终其一生，不过是个举人，而且是第五名。
大概是连考连败的原因，王阁下出了考场就写了一首罢试诗。并且，立志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纵横家（帝王师）。
但这不可能，从历史上来看，没有哪个人不中科举而成为学问家的。但许多人都有自知之明，比如山东人蒲松龄，考不中，就去写短篇小说，成为小说家；梁山上的那个王伦，考不上，就去做强盗；唐朝时的黄巢考不上，就造反。王阁下哪样都不做，他非要做帝王师。
其实，王阁下真的是死要面子，非得考朝廷出的试卷。清末，只要你认识一个大官，就能得到功名。而王阁下一生中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得到功名，但最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一次是在给肃顺任幕僚时，上面谈到，肃顺这个人很是器重他。许多在朝堂上解决不了的大事，都会回来与王阁下一起商议。王阁下就会给他出主意，这些主意或馊或好，都能得到肃顺的认可。
但肃顺这个人虽然是满人，可他是个明白人。要知道，咸丰一朝，如果不是这位明白人左右支撑，时刻为皇帝解决了朝廷危机，大清王朝恐怕真的不能再延续几十年。肃顺最让后人记住的是整顿吏治，杀满族大臣。他这样做，全是为满族人着想，杀人不是目的，目的是吓唬一下那些窝囊而又贪婪的八旗子弟，有一次，他对皇帝说，旗人全是混账。皇帝大为惊讶，但一想，八旗子弟从人到废物的转变，也就认可了。
可话又说回来，历史上真正优秀的混账并不多，混账可以做出让你震惊的大事来。八旗子弟就做不出来，称他们为废物倒差不多。肃顺之所以是个明白人，还在于，他敢重用汉人。若不是这种眼光，太平天国恐怕已经取代大清王朝了。
这样一个明白人，如何看不透王阁下？
一次，他给咸丰皇帝解决难题，解决完毕，咸丰皇帝就问，这是你想的？肃顺说，是湖南举人王恺运。咸丰皇帝问道：“怎么不让他到朝中效力？”
肃顺回答：此人很狂，非要中翰林。
咸丰皇帝就说，那就让他做。
但肃顺没有让他做，有人说是王阁下拒绝，事实却是，肃顺并没有跟王阁下提到此事。正如他自己所言，王阁下太狂妄。
虽然没有做成大清的官，但王阁下在肃顺眼中仍然是最好的高参（也只能是个参谋）。
有一次，升任浙江布政使（副省级）的徐宗幹进京述职，专程到肃府送上五十两银子的“炭敬”；肃顺得知王恺运正在与一群人吃饭，就吩咐徐宗幹将“炭敬”转赠给王先生，意思是，你去给王参谋埋单吧。
王阁下后来提起此事，仍旧眉飞色舞，可见其虚荣心有多强。
肃顺的强烈重视，让王恺运受宠若惊。他不想仅做一个参谋，想做点实事。恰好当时俄国在东北闹事，朝廷大惊。王阁下觉得这是一个显示自己能力的好机会，就向肃顺请缨，说要学习汉代张骞去作一番和戎的大事业。肃顺只是一笑，没有回答他。
肃顺把王阁下看透了，他只能在文章和嘴巴上建立成绩，让他去实践中，肯定不成。王阁下大为恼火，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不久，就拜辞了肃顺，去山东济南散心去了。
大他一到济南后，生活就成了问题。如你所知的，穷人最怕穷，王阁下只呆了两个月，就跑回京城来找肃顺。肃顺微笑着接纳了他，并且还赠他高级伏特加酒一瓶，聊表未能让他出使俄国的歉意。
但不出一个月，就有事发生了。南方的太平军出了两个牛犊——陈玉成和李秀成，在两人“不怕虎”的进攻下，大清军队连连败北。肃顺养了许多湖南人，比较著名的有六个，被称为“肃门湖南六子”。王阁下就是其中之一。这六位一商量，向肃顺提出一个建议：奏请皇帝将东南军政大权授予湖南人曾国藩。
这个提议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自曾国藩率领湘军战斗在长江两岸，六年来，已经有力扼制了太平军的攻势。正是因为这样，太平军才找了两个猛人，要北伐。
而湖南人曾国藩此时没有朝廷支持，他无法调动其他军队来进行部署。肃顺听取了这些湖南人的意见后，就答应下来，果然，不久就有圣旨下给曾国藩，让他署理两江总督，并督办江南军务。
此举虽然是湖南六子的集体功劳，但王阁下仍然很高兴。毕竟，让老乡放开手脚去搞事业，其中也有他的功劳。
肃顺虽然待他不薄，可王阁下却是一个瘪三。有人对他说，肃顺的政治前途并不看好，因为肃顺跟那位老佛爷的关系一直不好，而且肃顺整治朝纲中得罪了很多满族贵族。一旦皇帝有个三长两短，肃顺的脑袋在肩膀上的时间不可确定。
王阁下脑袋自然很灵活，对当时的朝中矛盾也有所了解，所以，他开始深入了解湘军的情况及太平军一方的“匪情”。当他自以为了如指掌了，就对肃顺请命，要去前线大展拳脚。肃顺这次居然让他走了。
于是，当年考了个第五名的王举人上路了。
据今天的有识之士来看，王阁下在肃顺幕府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他们认为，王阁下最重要的一个行为就是鼓励肃顺用汉人。
然后才产生了后来的影响，比如，太平天国被镇压了，使满汉贵族地主的联合政权得到了暂时的巩固；使得清廷的中央集权有所削弱，汉族官僚的地方势力逐渐抬头；还有就是，促成了清王朝的崩溃，政权落入袁世凯之手，以致有后来的军阀混战。
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就知道，肃顺重用汉人是情非得已。因为满人几乎全成了废物。后来的老佛爷也重用汉人就是明证，恐怕这一点上来讲，王阁下鼓励肃顺用汉人即使存在，不过是蜻蜓点水，肃顺不可能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更何况，重用汉人本来就是肃顺的想法。
当逃兵的“帝王师”
做“帝王师”，是千百年来所有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一个共同的梦想。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梦，根本不可能实现。许多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在“天地君亲师”这个特殊的中国文化传统里，君是五者的中心。因为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君”只有对“师”的地位才保持一定的尊重。尤为重要的是，做帝王师，还可以彰显自己的才华，使自己成名，光宗耀族。
王阁下似乎永远没有这样的好运，他连皇帝是否张胡子恐怕都不清楚。但这并不影响他退而求其次，去做重臣师。
他与曾国藩早已相识。
1853年初，曾国藩以丁忧侍郎奉寄谕在长沙举办团练时，提倡人人上书言事。王阁下就上书言事，被曾国藩招见。一来，他的上书的确有点水平，二来，大家都是湖南人，曾国藩就喜欢上了他。
随后，他又游历杭州、苏州，于咸丰九年三月抵达北京，参加会试。十幾岁时，王恺运便已成为湖南著名的新锐诗人，此后岁月也顺风顺水，恰如今语所谓：在通往牛逼的大道上一路狂奔。但是，这次考试却令人失望，他被迫在通往牛逼的大道上紧急煞车。在京城四月的晚风里，在寓所法源寺的丁香花下，二十八岁的王恺运吟诵着朋友的赠诗：“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不禁感到一阵眩晕。
1858年3月，曾国藩父亲去世时，王阁下曾亲自去拜过曾老爷子；7月时，曾国藩受命从长沙起程到浙江，王阁下到长沙送行，这加深他与曾国藩的感情联络。同年11月，湘军在三河镇大败后，王阁下又赶到曾国藩驻扎的江西建昌拜见曾。其时，曾国藩在军中大力提倡“艰苦耐贫”，他却不以为然，因为他是苦孩子出身，再也受不得半点苦了。所以他就身体力行地进行反抗：军中皆著棉布衣服，他却里绸外裘；晚餐大家都吃酸菜罗卜，他却有肉，而且有肥有瘦。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曾国藩对他的器重，几天后，王阁下就去了京城。不久，曾国藩就逐渐取得了清廷的信任，个中奥秘，恐怕傻子都能猜测出来。
当王阁下于1860年从京城来到曾国藩的大营祁门后，曾国藩对他的器重却不如从前了。
此时，曾国藩正准备攻打安庆。王阁下觉得进攻路线图不好，他给曾国藩提建议：“宜从淮阳进规常镇，使您的弟弟国荃攻安庆，左宗棠出浙江与安徽相响应。”但曾国藩没有听。
事实上，曾国藩虽口口声声说这个老乡很有才华，但他从来就没有听从过这个老乡的意见。1854年，太平军围攻岳州，官军溃退。太平军就攻陷了湘潭。王阁下此时正在军中。他给曾国藩出主意说，“您应该全力去救湘潭，如果败了就退到衡州。”
曾国藩当时向东下，所以并未采纳王阁下的意见。结果东下大败。
还是后来塔齐布将军采纳王阁下攻湘潭的建议，率官军大败太平军，致使靖港的太平军撤退，湘军这才保住了根。
还是在这一年，曾国藩占领武昌、汉阳，准备攻打九江，王阁下认为不好。但曾国藩依旧不听，他想直取南京，结果就是，他的水师被太平军袭击，险些全军覆没。1856年2月，王阁下通过对当时战局的考虑，劝曾国藩“撒团防、废捐输、清理田赋以苏民困而清盗源。”曾国藩还是没有接受。总而言之，王阁下在曾国藩眼中似乎就是个屁。
王阁下似乎也觉察到了，很是恼火。不过，为了实现自己的梦，他又从另一个角度来给曾国藩出主意。他居然劝曾国藩与太平军达成协议，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汉人政权，曾国藩觉得既可气又可笑。要知道湘军之所以建成，就是靠了他的“剿灭长毛贼”的煽动。现在与长毛贼合作，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
曾国藩表面上还是个君子，重声誉的人，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
曾国藩不听王阁下的纵横之术倒没有什么损失，但他不听王阁下的军事建议，可就吃亏了。不久后，他的计划失败，太平军反攻，并团团围住湘军大营，曾国藩想突围已难于上天。
于是，他写好了遗书，准备一死了之。大家的心情都不怎么好，有位忠诚之士和大家谈话，说：“死在一堆如何？”
王阁下倒抽几口凉气，他想，他妈的，我千里迢迢跑到这里难道就是跟你“死在一堆来”了！他决定走，但又拉不下脸来在曾国藩面前说。幸运的是，曾国藩倒有知人之明，他把大家聚集到一起，下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
我疑心曾国藩是想用这种激将法留住一些有血性的人，王阁下听了这道命令后，当然也是热血沸腾，因为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走了。仅仅三个月，王阁下就跑回了京师。一路上，他还在想，老乡曾国藩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帝王师”做了逃兵，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因为他还没有做上帝王的师傅，所以，他日成为帝王师，大家也会秉承着英雄不问当年的信条，不会问起他这次做逃兵的事情的。
王阁下回到京城不久，咸丰皇帝就在热河旅游时去世。得知消息后，王阁下咬着牙最后一次给曾国藩建议。他希望这位老乡能自请入京，阻止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并且教给了曾国藩怎样实现这个美梦的方法：“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
据说，这一次，曾国藩有点动心，但终究未行。原因是，朝中已有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理朝政，汉人曾国藩这样做，只能引起朝廷的猜疑，曾国藩可是表面上的君子，他不会干这种有损自己声誉的事情。
不过，王阁下的建议似乎是给曾国藩下的咒语，只要他不听，事情肯定就会走向曾国藩所认为的反面。不久后，辛酉政变发生，肃顺等人被诛，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王恺运当时在山东，听到这消息后，痛哭不已。有人说他是为肃顺而哭，也有人说，他是为曾国藩不听他的建议而哭。
不论如何，王阁下在那段时间把所有理想都放在了曾国藩身上，1864年8月，他在广东潮州听说湘军已攻破南京，急忙向去南京拜见曾国藩（肯定又是鼓动曾国藩称帝）；还没有起程，又听说曾国藩正准备解散湘军时，他居然连声叹息，大概还怀有“朽木不可雕”的感慨吧。
不过，附在曾国藩身上的理想破灭后，王阁下似乎清醒了很多，他跑到衡阳石门归隐，准备从此后，专攻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