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到餐厅吃饭，会议科的同志收拾会场上的文件。周恩来处理完文件后，最迟一个走进餐厅，想等会议科的同志一起吃饭。由于会议科受到批评，大家都不想吃饭了。周恩来叫服务人员去请他们来吃饭。他们到后，一句话不敢说，只顾低头吃饭。周恩来一看情绪不对，就笑着对他们说：“你们要为党为人民工作，要吃好饭呀。”当看到一个同志没吃多少饭就要走，周恩来立即叫住他，和气地说：“怎么吃这么少？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吃得多啊！是不是我在会上批评了你们，在生我的气呀！”大家连说不是。周恩来关切地说：“你们的工作量很大，我经常看到你们加班，很晚才休息。最近需要提上日程的会议较多，每周开三次国务会议，给你们增加了工作量，你们要注意身体。”大家心里都很感动。当谈到刚才会上批评之事，会议科同志告诉他说，今天黄部长请假，他们事先请示秘书长批准的，周恩来一听，爽朗地笑起来，连说：“原来如此，我错怪了你们。”餐厅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管理，首先是管人。要管人，不能对人齐之以武，光恩信使命，没有设禁齐众，是成不了方圆的。周恩来对部属从来都是严格要求，该批评的就批评，该帮助的就帮助。
周恩来批评人，对人严格要求，不是为批评而批评。批评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激励人把工作做好。因此，他很注意批评艺术。
严，是一种激励；慈，也是一种激励。没有严，一味地嘻嘻哈哈，不足以没禁齐众，达不到激励的效果；没有慈，—味地板着脸孔训人，让人无法接受，甚至产生抵触心理，也达不到激励的效果。严必须辅之以慈，并通过慈使严为人所接受。同样，慈必须溶于严中，通过严使慈神圣化。
要能人不要循吏
周恩来历来倡导独立思考，渴求有独到见解的新型人才。他总是希望自己的下属、身边工作人员能淡出些合理有据、有新意的独到见解，而不喜欢因循守旧、惟惟诺诺，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循吏”。
抗战时期，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写出以后，当时在重庆，对于这个戏是否上演发生了争论。周思来非常认真，反复地阅读了剧本。又和大家一块详细讨沦。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后，周恩来突然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张颖有何见解。张颖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没意见，同意您说的。”一听此话，周恩来就生气了。他严肃地批评张颖：“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主见呢？遇到问题你不思考吗？不懂的应该先学习准备嘛！我不喜欢你们一来就同意我的意见。你们要学着提出不同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自此以后，张颖和其他工作人员再也不敢随便说“同意领导意见”之类的话。对周恩来安排的工作与问题，都进行认真思考、分析，即使同意周恩来观点和看法的，也能说出自己的理由。周恩来开展工作，因此顺利多了，效益也大有提高，并且，从中还涌现了一大批能干的人才。
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伟大事业。开创性事业需要开创型的人才来承担。那种四平八稳、老实听话、惟惟诺诺的平庸无能者，是于不出什么大事业来的。周恩来提倡要能人，不要循吏，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
高瞻远瞩 放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将胁迫他们“剿共”的蒋介石抓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在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和杨虎城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求毛泽东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蒋介石在过去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拱送祖国大好河山，对内进行反革命围剿，制造白色恐怖，犯下滔天罪行。许多人都主张严惩蒋介石，特别是广大红军官兵，更主张趁机杀掉蒋介石，报仇雪恨。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却作出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许多人对此决定感到不好理解，但这是正确的。
当时西安事变的发展前途有两条：一条是杀掉蒋介石，这将导致全国更大规模的内战，推迟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另一条是释放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停上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实现全国抗战。第一种前途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国内的亲口派所欢迎的。第二种前途足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但一时又不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毛泽东充分估计了上述两种前途，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定。并且根据蒋介石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及国民党在中国的利益，估计蒋介石会在抗日大势面前赞成抗日。因此，派周恩来，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并说服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放蒋抗日。又同蒋介石直接谈判，晓之以民族大义。蒋介石基于当时的处境，终于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为全民族抗日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
西安事变抓了蒋介石，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抓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抓了拿破仑，前者的实力并未被削弱，不能任意处置蒋介石。而当时的日本及中国内部的亲日派非常希望看到蒋介石被杀，中国大乱，他们可从中谋利。毛泽东高蟾远瞩，不计较党派和个人的恩怨，从民族大义出发，促蒋抗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担架上谈出个遵义会议
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善于运用实践的经验，来促进人们思想升华，或者改变人家的错误思想，使之向着正确的积极的方面转化，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毛泽东在长征初期，成功地运用思想政治下作的这一特性，恳切地同当时犯了错误的中央领导同志对话谈心，促使他们认识和摆脱“左”的思想束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长征前，毛泽东受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排挤，离开了领导岗位。红军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没有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因病同负伤的王稼祥在一块。王稼祥当时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原来他跟着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跑。但他在实践中看到一个好端端的中央苏区给丢掉了。严酷的事实迫使他重新考虑问题，是不是中央领导路线不对头。毛泽东了解到王稼祥思想的这些变化，主动前去与他谈心。两人躺在担架上，走在一块。毛泽东在谈话中，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以及目前红军的危险处境等，指出目前红军应以机动灵活对敌，不能盲目跟敌人拼杀。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分析表示赞同，希望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一下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恢复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主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心的第二个人是张闻天。他本来也站在王明路线一边，后来也逐步清醒过来。在长征中，毛泽东主功要求同他和王稼祥住在一起。毛泽东向张闻天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并通过他的女朋友刘英做工作，逐步使张闻天转变思想。他也同意王稼祥的意见，尽早召开政治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问题，
另外，毛泽东还找了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其他军委、中委的同志谈心。这样广泛的相互对话，增进了对当前严重不利形势的认识，争取了多数。由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中。得到多数同志的了解和支持，终于水到渠成，瓜熟蒂落，1935午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思想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得以确立，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转机。
在革命事业中，领导者善于依据实践的经验，通过谈心对话，做好领导干部乃至革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错误思想向正确的方向转变，这对于党的团结和统一，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机动迂回化险为夷
1809年斗月17日，达乌将军统帅的法军第三军和巴伐利亚军位于多搞河正面战线上，彼此相距约56公里，同时受到奥军2倍优势兵力的夹击。由于其他两个军和预备队都还相距很远，一时很难救援。面临这种危险情况，拿破仑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命令达乌军从勒斯堡缓慢地退却，与巴伐利亚军在多揭河以南的丘陵地区会合，使两个军并肩战斗，抗击奥军的正面进攻，并以此诱使英军跟踪追击。与此同时，拿破仑指挥刚刚结束长途行军的奥热罗和马塞纳两个军，再以强行军的速度向东猛进，直抵弗莱辛和兰夏特地区，猛击奥军的左翼，并切断其交通线。拿破仑就这样摆脱了敌军的夹击，赢得了阿本斯堡战役的胜利，使奥军损失了1．3万人。
5月21日和22日，拿破仑的法军在阿斯佩思一艾斯林战役中遇到奥军的猛烈进攻，损失超过3万人，不得不实行撤退，并暂时转入防御。但是，拿破仑丝毫没有气馁，更没有认输，他经过积极准备和慎重计划，竟然在7月4日一夜之间，利用大雷雨作掩护，在阿斯佩思这个地点搭了便桥，指挥15万大军渡过了多搞河。渡河之后，拿破仑立即指挥部队采取左向迂回运动，并在7月6日的瓦格拉姆战役中最后打败了奥军。
拿破仑有句名言：“行军就是战争。”并且认为，战争的才能就是运动的才能，善于运动的军队必能获得胜利。军队数量的不足可以用进军的速度来弥补。拿破仑依靠出色的成功的机动，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化险为夷，反败为胜。
拿破仑智勇兼备一举成名
1793年夏秋之季，法国南部港口土伦被王党分子和英国舰队占领。9月，革命军开始对土伦的围攻。起初，革命军把攻城火炮配置在距城较远的地方，步兵的冲击得不到炮兵火力支援，因而几次失利。后来，又以火炮直接轰击城市，但由于城防坚固，并有英国军舰的支援，也一直未能成功。这时，拿破仑被指派暂时担任这支征讨叛乱部队的指挥。他分析了多次失败的原因，向上司提出了自己的攻城建议。他认为，在土伦城坚靠海而有外敌支援的情况下，必须讲究战术，采取策略。因为城坚而不易攻破，应该围城打援。他建议把火炮移向海边，直接轰击停泊在港口内的英国军舰，将其封锁，这样先使土伦城失去外敌的支援，迫使美军夺城保舰，而后解决城内叛党的问题。上司赞赏拿破仑的设想，命令他制订具体的作战计划，并委派他担任攻城炮兵的副指挥官。
按照拿破仑的作战方案，革命军必须把兵力从港湾东岸的远郊集中到西岸的小直布罗陀高地，夺取它的制高点，而后从那里的小直布罗陀炮台和埃吉利耶特炮台直接轰击港内的英国军舰，控制港口出入门户，截断英舰后路。为此，拿破仑曾亲率士兵在小直布罗陀高地北面秘密地构筑一个炮阵地，为首先夺取小直布罗陀炮台作好准备。11月初，炮兵阵地已经构筑成功。拿破仑本想借橄榄树的掩护来袭击高地，然后夺取小直布罗陀炮台和埃吉利耶特炮台。可是，法军战场指挥官顿涅却未能听取拿破仑的劝告，在没有部署就绪的情况下竟下令实施炮击，结果暴露了自己的阵地，打乱了作战部署。在敌人全力猛攻的形势下，顿涅败退，使革命军的炮阵地落入敌手。拿破仑获悉炮台失守的消息，立即率领部队前去援救。由于士兵们英勇作战，又夺回了阵地。
1793年12月15日，革命军发动了围攻土伦之战。拿破仑命令炮兵猛烈轰击敌军炮台，经过两天的连续猛轰，完全摧毁了敌人的工事。17日傍晚，法军7000余人开始向高地实行总攻。敌人仍然负隅顽抗，使进攻的法军受到挫折。就在这个时候，拿破仑率领预备队冲入敌阵，最后击溃了敌军，抢占了埃吉利耶特炮台和小直布罗陀炮台。而后，法军立即配置火炮，向港内的英国军舰开火。英军大惊，害怕葬身土伦港内，慌忙地逃出港口，进入地中海，向公海遁去。土伦王党陷入惊慌失措境地，难以继续进行顽抗。于是，革命军便一鼓作气攻克了重镇土伦。拿破仑也因此一举成名。
攻城奠伯坚，攻城须用智。面对坚城，硬攻不如巧攻。围城打援，消除后顾之忧，然后再集中兵力歼灭，守敌，此乃用兵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