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据我了解，前几年他确实写过诗，近两年几乎不再写诗了。江郎才尽，所以他才去写些莫名其妙的文章，骗稿费嘛。几乎不写诗了，还算什么诗人！
最可笑的是，第三，他根本谈不出写诗经验。有那些写诗的年轻人在会上诚心诚意向他取经，他却惊惊诧诧支支吾吾啥都谈不出来。那副窘态就别提了。其实写诗经验很容易谈。谁请我谈，我就大谈特谈，而且随时谈。传帮带嘛，有责任嘛。他谈不出来，证明他肚子里没有货。没有货就不谈，也算实事求是。可是他忸怩了老半天，嗨，居然谈起来了。他发言说（表情非常诚恳）：“我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字迹清清楚楚，不要草得龙飞凤舞，稿面干干净净，不要改得乌猫皂狗。多年来我一贯这样做，所以我的投稿，编辑看了，首先印像不错，相信我是认真写的。我有半分好处，编辑也能发现。这条宝贵意见使我获益不浅。此外便没有任何经验了。”他的这条所谓经验引起哄堂大笑，有喝倒采的，有鼓反掌的。这老傻瓜，他还洋洋得意，站起身来频频鞠躬。我真替他脸红！
试问，他算什么诗人？
说实在话，这家伙缺乏诗人的气质。看见一树花，他不去联想青春啦爱情啦，倒去细看花蕊，研究什么雌雄同花异花。看见一只鸟，他不去联想蓝天啦自由啦，倒去调查它的古名和洋名。某处风景绝佳，大家都醉了，他一点也不醉，倒去观察山林的滥伐和水质的污染。游泳，他只觉得好玩，一点也联想不到风浪与拼搏。爬山，他只觉得太累，一点也联想不到崎岖与攀登。诗人的气质嘛，就是疯疯傻傻，如梦如醉，他缺乏的正是这个。
看这家伙怎样写诗，实在有趣。他在一张废纸上面涂涂抹抹，一句句的慢慢拼凑，一字字的缓缓雕琢，真是老牛拉破车呢，嘴里还要嘟嘟哝哝，就象和尚念经，看了叫人心烦，又常常停下笔查字典，一点也不爽快。这样磨磨蹭蹭，冷冷静静，斤斤计较，还有屁的灵感！我的经验乃是写诗必须铲除理智，消灭逻辑思维，只用形象思维，昂扬主观战斗精神，进入狂迷状态，一气呵成，势如长江大河，直泻千里，绝对不能拖拖拉拉，误了灵感，尤其不能改来改去，失了灵气。用字妥不妥，造句通不通，又不是中学生写作文，管它做啥！
总而言之，这家伙不是写诗的材料。
最讨厌的是这家伙写诗写文念念不忘1957年，死死揪住“文化大革命”不放。我认为他是在“配合政治”。诗嘛，能给读者以美感享受就行了，何必去说政治。什么叫美感享受呢？就是读了心头觉得舒服，好比夏天吃冰糕，冬天吃狗肉。对。诗就是冰糕，诗就是狗肉。诗不是火，更不是剑，连辣椒都不是。诗不能伤任何人的感情和胃口。必须是PurePoetry（纯诗），离政治愈远愈有生命力。他写的那些诗老是纠缠旧账，还夹杂着个人怨气，不但毫无美感享受可言，而且在方向上大成问题。这是向后看呀，不好！
何况忧国忧民根本不是诗人的事。忧患意识乃是闭锁性的落后意识。多讲艺术吧，少谈政治吧，宁效李白之飘逸，勿学杜甫之沉郁。你看人家李商隐的无题诸篇，多妙！
说到诗风，这家伙极顽固，人家都在更新观念，纷纷地“现代”了，他还在弄传统，讲求形式节奏之美和音韵平仄之美，要求易懂，要求琅琅上口，真他妈的见鬼！我相信年轻人决不愿意读他的诗。历史将淘汰他，无情地！
达家伙最怕我。每次去看他，他都躲入镜子，和我对骂，就是不敢出来。
1985年7月23日在成都
［鉴赏］
流沙河（1931年生），原名余勋坦，四川金堂县人。诗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窗》，诗集《农村夜曲》、《告别火星》、《故园别》，论著《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说诗》等。
文章以诙谐的笔调描述了一个诗人的身形举止、日常阅读与活动、刨作过程与特点以及近期创作情况等，表达了作者对诗歌创作真谛的感悟。
诗人“瘦得象一条老豇豆悬摇在秋风里”却“精神好得很”，他心直口快以至信口开河，虽因此遭难而不能自噤。这是一个性格开朗、心胸坦荡的诗人形象。诗人日常阅读内容不是诗，而是大量的中外自然与社会知识刊物，有《化石》、《海洋》、《世界博览》等等等等。诗人面对生活，不是浮光掠影，看到一点就去引发联想与想象，而是细致观察、深入研究。如看见一树花，他不去联想青春与爱情，“倒是去细看花蕊，研究什么雌雄同花异花”。看见一只鸟，不去想象蓝天与自由，“倒去调查它的古名和洋名”。宋代大诗人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正是由于作者对生活作了经常的细致观察与研究，对自然与社会知识的大量吸收，才能厚积薄发、视野开阔、思路贯通，创作出既蕴含深广又五彩斑澜的诗歌精品。
诗人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他在一张废纸上面涂涂抹抹，一句句的慢慢拼凑，一字字的缓缓雕琢，真是老牛拉破车呢”，嘴里还要“嘟嘟哝哝”地吟诵，还要“常常停下笔查字典”校正诗句音韵。这是沤心沥血的创作过程，真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诗人很健谈，但面对年轻人诚心诚意的求教“却惊惊诧诧支支吾吾啥都谈不出来”，而不像刚写了两首诗就大谈特谈写诗经验的人那样不知天高地厚。他非常诚恳地告诉人们：“我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字迹清清楚楚，不要草得龙飞凤舞，稿面干干净净，不要改得乌猫皂狗。”诗人告诉入们，诗的想象可以飘逸翻飞、上天入地，而作诗都是严肃的、艰苦的劳动。
“这家伙”写诗总爱作历史的反思、社会政治的思考，他“念念不忘1957年，死死揪住‘文化大革命’不放”，不理会“离政治愈远愈有生命力”的观念。这表明了诗人始终如一的社会责任心。诗人还不随波逐流，人家都在更新观念，纷纷地“现代”了，他还坚持形式节奏之美和音韵平仄之美，要求易懂，要求琅琅上口。这里有诗人不赶潮迎浪的坚定与自信，又有些许摆脱不了传统观念的自嘲。
吾爱吾师
流沙河
鞭子与世界地图
我记得那鞭子！
每逢星期天，四川省金堂县城东街金渊小学校的校工剖开两段斑竹，削成教鞭一捆，放在老师办公室内。星期一早晨，上课铃响了，老师们各抽一根教鞭，走向教室。一般的老师不常打学生，随便抽一根便走。钟老师则不然，他挑选那厚实而多节的，还要捏在手中试试弹性。不少学生吃过他的“斑竹笋炒肉”，所以恨他，背后叫他钟胖娃。上他的课，我不敢折纸船，不敢画三英战吕布，更不敢玩蟋蟀，总是坐得端端正正，专心聆听。不过我也挨过一回手心，所以记得那鞭子。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同学“逮猫”，在甬道转拐处瞎跑乱窜，一头撞在钟老师的胖肚皮上。钟老师捉住我，嘻嘻嘻地怪笑，连声说好好好，拖我入办公室，赏给手心十个，左右各五。打一下，问一声：“还跑不跑？”回答之可怜，就不写了吧。手掌红了肿了，握不稳笔，放学回家，混入厨房，偷花椒油搽手，似有疗效。这个千金秘方来自那些惯吃笋炒肉的同学，亦儿童之一大发明也。后来我悄悄灌一小瓶带到学校去，以供同窗小友不时之需。据说先搽后挨，效果尤佳。
钟老师打学生，总是嘻嘻怪笑，不显怒容，鞭子却抽得狠，打断一根，换一根再打，仍然嘻嘻嘻，真是笑官打死人。学生见他，如鼠见猫，觳觫低头，心想还是不要被他注目的好。上他的课，满室肃静，不敢稍有异动。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毕业那学期，终于发生反叛。先是在虚掩的教室门扇顶端暗置黑板刷子或字纸篓，谁若推门而入，头上便要吃打。可惜这类诡计太古典了，钟老师懂。他见门是虚掩着的，心知有异，只用教鞭一搠，搠开门扇，便破了这一道暗算的机关。随即清查罪魁，不果，就打了“满堂红”。跟着来的反叛行动，是趁钟老师转身写黑板，二三胆大的同学站起来做鬼脸，甩中指拇。还有一位同学，姓王，年龄最大，算是班头，竟然爬上桌子，拖出雀雀，对着钟老师的背影示威，惹得大家捂嘴哑笑。钟老师回头时，他已坐得规规矩矩，作温驯之状了。反叛的高潮是用诡计给钟老师造成直接损失，钟老师讲课时，常常走下讲台，左手举课本，右手提教鞭，翻白眼望屋梁，在学生座位间踱来踱去，大摆鹅步。有那些吃惯了笋炒肉的顽劣同学，毛笔饱蘸浓墨，横放在自己的桌面上，而将毛锥伸出桌沿，让钟老师“自动”横抹墨污在咖啡色毛料大衣的两襟上。钟老师近视眼，浑然不察。诡计得逞，同学们很快活。
那时候，1943年秋季，金渊小学毕业班开有世界地理课，钟老师教。在黑板上，钟老师随手画出一幅幅的亚洲地图、欧洲地图、非洲地图、澳洲地图、北美洲地图、南美洲地图，要我们临摹在习题本上。画世界地图就这样取代了我画关公，画吕布，画武松，画岳飞，画高射炮打飞机的兴趣。世界地图我画得又快又好，遂有同学来讨好我，借去用纸蒙着描影，以应付钟老师的检查。此后，钟老师讲课，我特别专心，很快泯灭了反叛的意识，还去买了一册袖珍世界地图，星期天在家里画着玩。
多有趣啊！意大利是一条腿在踢一个扁球。澳大利亚是一只螃蟹没有脚脚。南美洲是象头拖着长鼻子，鼻尖是麦哲伦驾船绕过的好望角。美国如臀，臀部下面缺一大块，那是墨西哥湾。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是一个K字。马六甲海峡是两洋之间的窄门。直布罗陀紧扼地中海的西口。小学毕业班的这些记忆，如今复述出来，别人说我“下知地理”。惭愧之余，我感激钟老师，深深地。
一幅破损的《世界与地图》挂在黑板上。钟老师严厉地鞭打着六大洲（没有南极洲，只有南冰洋，当时那张地图如此）。我记得那鞭子打得啪啪响，各色人种都挨。
行为诡怪的国文老师
校工临时扮演茶堂倌的角色，一手端盖碗茶，一手提烧水壶，急步趋入教室，讲桌上面将茶沏好，随即退出。值星同学一声口令：“起立！”我们赶快起立，站得笔直，斜睨门口。这时候曾老师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又是一声口令：“鞠躬！”我们鞠躬。曾老师行古礼，拱手作答。又是一声口令：“坐下！”我们坐下，心里都很紧张，不免瞪大眼睛，观察这新来的曾老师是怎样的怪物。
遗老一词，用之于曾老师，再合适不过了。他头戴平顶红结瓜皮帽，身穿咖啡色长袍，外罩黑缎团花马褂，裤脚缠紧，白布袜子，双鼻梁直贡呢皮底靴，周身都是不合时宜，好一个老古董。他的脸色油黑，蓄八字胡，目光炯炯，显得很有精神。他从藤编的提包内拿出一套《辞海》一套《辞源》一部《康熙字典》和别的一些书，码在讲桌上面。然后揭开茶碗，吹去浮沤，喝一口茶，仰起脖子咕咕噜噜漱了喉咙，回头吐掉，用衣袖擦擦嘴。这才坐入为他特设的藤椅内，展开两臂，横撑桌沿，咳几声威严嗽，开始讲课。
你道他一定是封建老顽固吧？
非也。第一堂课他发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他提倡白话文。他的思想很新，而且极端爱国。那时候，1944年秋季，我读初中二期，国势危急，日寇长驱直入，打到贵州独山，重庆震动。为启迪学生的爱国心，曾老师选讲章太炎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战记》，选讲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选讲陆游的《书愤》（示儿）诸诗，选讲岳飞的两首《满江红》和一首《送张浚北伐》，选讲文天祥的《正气歌》。听他用嗄涩的悲声吟唱《正气歌》，你会觉得文天祥的游魂附着了他的躯体，不由你不凛然肃然，纵是懦夫，也将有以立志。至于那些迂谈腐论之作，游山玩水之篇，吟风弄月之什，伤春悲秋之赋，他都不选。他把国文课讲成了爱国课。他不但讲解，还演出。不论是诗是文，开讲时他都要先吟唱一遍，讲完后再吟唱一遍。他的吟唱具音乐性，而且进入角色，这不就是在演出吗？最可惊异的是，他选讲川戏的唱词，有《柴市节》文天祥赴刑场，有《渔父辞剑》伍子胥渡江。显然，他认为这些唱词都是诗。那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还讲了五四时期四川青年诗人吴芳吉的长诗《婉容词》。从“天愁地黯，美洲在哪边”开头，到“只玉兔双脚泥上抓，一声声哀叫她”结尾，我至今还能背诵。在诗艺上，《婉容词》对我的影响是终身不灭的。惜乎当今诗界，也许是宗派观念太强吧，不承认这是诗，是新诗。
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曾老师不采用。他自选教材，自费石印，发给学生，不取分文。学生有作文写得好的，或执卷问难的，或指出教材上某个字印错了的，他都要当场表扬，自费发奖。有一次我追出教室去告诉他，说《婉容词》的“绮色佳城欢度蜜月去”一句他讲错了，绮色佳（Ithica）是美国的一个地名的译音，不是绮色的佳城。他很高兴，奖给我一块小砚台。在课堂上，遇到读音有疑的字和解义为难的词，他立刻查字典，翻辞书，当场弄清楚，再给学生讲，不认为这样做就是丢了脸面。他讲课很卖劲，全身心都投入，讲得神采飞扬，像个说书艺人。遗憾的是他要打人！有那些不守课堂纪律的，他一蹦就跳下讲台，冲上前去飨以老拳，决不“循循善诱”。还有就是窗外的操场上不许打球，如果他在上课的话。有一次他上课，讲得正起劲呢，突然拍案而起，冲出教室，跑入别班同学围成的圈子内，抢得排球，抱入厕所，投下粪坑，然后回来继续讲课。此外还有一些缺点，例如墙角小便之类，不及备载。
除了在我读的金堂私立崇正中学授课，曾老师还在金堂县立中学和县女中学兼课。他鼓励学生们赋诗填词，不论男女，一例给以批改，编纂成集，由他掏钱石印成书，到处赠送。当然，他也自费石印自己的诗词集和文集。在金堂县立中学校内，一片浓荫的低坡上，他出钱修盖了一座小亭，课余徜徉其间，品茶赋诗，自得其乐。别人教书，养家糊口，他却每学期从家中带许多钱出来教，所以被一些人目为老疯。
曾老师名直君，灌县人。据说家有田200亩，那么该是地主成分。每学期结束后，回灌县去度假，方其“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之际，他就一手撩起长袍的下摆，一手沿路捡小石头。到了家院门外，他便向院墙内一颗接一颗地抛小石头，打得屋瓦珂珂乱响，直到家人开了大门。
我心目中的圣贤形象
陈教务长是金堂私立崇正中学的主管人，兼管私立崇本小学。他办学有一套，成绩卓著，此外，爱给学生训话，真是狠抓思想品德教育。他训话时，站得挺直，两臂反抄着，白眼望青天，一股凛凛肃杀之气，叫人害怕。他一开口就是警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使少年的我忧虑于做人之难。禽兽那一头，固然去不得，圣贤那一头，要去又太苦，端得不知如何是好。接着，听他讲下去吧，又是忠孝节义，世风日薄啦人心不古啦，朱夫子怎么说，程夫子怎么说，尊主啦攘夷啦严男女之大防啦，还有就是不准打牌，不准贪玩，不准意淫，不准自戕。他的训话总是归结于存天理，灭人欲，非做圣贤不可。那时候，圣贤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就是陈教务长，而我自己，由于贪玩，放风筝啦捉蟋蟀啦下河洗澡啦，以及打棋子牌赢钱，基本上是禽兽。不想还好，一想就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