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3：魏文侯的太子向田子方行礼，田子方不还礼，太子很不高兴，对田子方说：“不知道是贫贱的人傲慢呢，还是高贵的人傲慢？”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傲慢啦！高贵的人怎敢傲慢？高位者傲慢就会失去国家，大夫傲慢就会葬送封地，贫贱的人却没什么可丢失的。不顺心了可以转身就走，没什么可留恋的，到哪儿都是一样的贫贱。”
有些君王虽然身边不乏人才，但当他需要人才为自己谋事献策时，往往发现人才表现的并不积极，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君王没有善待这些人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不善待他人，怎能得到他人真诚的扶助呢？
例4：宋燕做齐国的宰相，遭到罢免回来后，对大夫们说：“有谁愿意跟我去投奔其他诸侯？”大家都整齐地站在那里，谁也不回答。宋燕说：“可悲啊！为什么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呢？”陈饶说；“并不是士大夫易得难用，是你不用啊！你不用，士大夫就会怨恨。你不会任用人才，反而要责备他们，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宋燕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陈饶回答说：“士人连三升粮食都领不到.而你的仓库却满满的，这是你的第一个过错；园子里的果子多得很，以至于后宫的妇女们用果子互相投掷来玩，而士人却连一个都尝不到，这是你的第二个错误；后宫里漂亮的绸缎堆得都腐烂了，士人却无法得到一匹，这是你的第三个过错。而对于怎样死，为谁死，士是很看重的。你不能放弃你轻视的东西赏赐给士人们，却希望士人为你卖命.这就好比把这些士人像铅做的刀子一样存放着，却幻想有一个像干将那样会使剑的人出来，让他们发挥利剑的作用，这不是太难了吗？”宋燕说：“你所言极是，我险些犯了大错！”
五、选择可用之才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才能，但作为君王只有择材用才，才能让自己的事业稳固发展，滥选滥用人才，只会把自己推向失败的池沼。
只有各司其职，才能尽心尽职。
伊尹曰：智能与天道相通，能顺应事物的变化，言论足以调和阴阳，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掌握社会和自然的变化规律。
能顺应四季的节令，有效使用土地资源，能疏通堵塞不通的环节，变不利为有利，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九卿。因此，九卿的职责在于道德的建设。
通情达理，精于人情世故，遵纪守法，对天下形式有独到见地，在物质方面能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适合作大夫，大夫的职责就是仁爱军民。
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胸怀坦荡，无奸诈之心，讲话符合法度，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仁义的烈士。如果君王能得到：道、德、仁、义士的辅佐，天下就不难治理了。
选择适当的人才还要注重观察他的言行，根据他外在的表现就能窥探出他的才能有多深，适合从事何种职务。
姜太公说：“口若悬河，整天满口恶言不休者，虽招人讨厌和憎恶。但这种人适合在街区，盘察坏人，容易发现灾祸。爱管杂事，起早贪黑，勤劳肯干的人适合相夫教子。看到什么说什么，什么事都积极参与，平时言语很少，不贪图小便宜的人可以当十个人的小头目；整天忧心忡忡，不苟言笑，一意孤行，好舞刀弄枪，，六亲不认者可以统率一百人；争辩时总是占上风，嫉恶如仇，刑罚严明者可以统率一千人；表面卑微，不善言辞，善于体察下情，知道民众疾苦者可以统率一万人；谨小慎微，日甚一日，亲近贤能，又能献计献策，能让人懂得何为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是十万人的将领；温良敦厚有长者之风，一心为主，举贤纳士，依法办事，以国事为主者是百万人的将领；屡见功勋，名声显赫，领导有方，出入豪门大宅，平易近人，深得民心，诚信宽大，能效法前人的伟大事业，也能补救失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视天下百姓为至亲至爱者是英雄的首领，天下的主人非其莫属。”
《玉钤经》中也这样写道：“才如泉涌，光明磊落，这样的人可为人师；能在思想上砥砺他人，行为上帮助他人，这样的人可为良友；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宽以待人者可为一方官吏；贪图享乐，只重眼前的快活，不思长远，位高者一喊就连连应诺，这种人只能当奴隶。因此，用人师佐自己的君王是明君，良友来辅佐自己次之，最差的是用官吏来辅佐自己，亡国的君王用奴隶来辅佐自己。”
由此可见从人才的选用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为君之道重在选择好辅佐自己的臣子，任用什么样的人来辅佐自己，实在是存亡的关键，得失的大要！所以孙武断言：“哪个君王有道？哪个主将有才能？我凭用人这一点就知道结果了。”
六、善用人之所长
拥有人才是成就事业的先决条件，为君者要想最终成就一番伟业，还要善于用人，充分发挥人才的长处，根据人才的特点委派不同的职务，让他们各得其所，他们才能竭尽全力辅佐君王，真正助君一臂之力。
有所作为的君王都把考察人才，衡量人才当作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舜之所以能居君位良久，就是因为他了解群臣的特点，量才录用；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成为三国霸主，就是因为他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都了如指掌，充分发挥的他们的特长，让他们在自己的职位上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
对于每个人我们都不能求全责备，要多看看他们身上的优点：有些人做小事虽然有些粗心大意，但却性格刚正、志向远大，能成就大事；有些人虽不善于变通，办事欠缺灵活，但做事却可以有理有据，正直公平，仁义周全；有些人虽然放荡不羁，看似玩世不恭，但却能运用权谋，好奇好强，才识往往高人一等……所以君王在选择人才时不能总用常规的眼光审视，要从多方面考察，看到他的特长，并充分利用他的特长为己所用。
只有干适合自己的事情才能做好，只有让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才能做到最好。君王的统治也是一样，要运用正确的君道，采用正确的方式对待臣民。如果让善于统管大局的人来处理具体事务就会显得迂阔；善于运用权术的人在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做出显著的功绩。匡正时弊的君道，可以纠正奢侈的风气，但却不能治理严重的社会问题；苛刻严厉的君道，只能用于纠正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君道，能够讨伐内乱，在和平时期靠它就显得太残暴了；注重计谋的君道，宜于致富，但却在无形中增加了民众的困苦。
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让身强体壮的人去背土，让独眼人推车，驼背的人涂抹，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让他们各尽所长。
管仲亦云：“对于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阴朋比我在行，就让他来作大行吧；对于开荒种地，发挥地利优势，宁戚比我强，就让他来作司田吧；调兵遣将，使三军将士勇往直前，我不如王子城父，让他来作大司马吧；秉公断案，严明执法，严惩奸佞，宽赦好人，我不如宾胥无，他来作大理最合适；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不惧酷刑，以死相争，我最佩服东郭牙，他的勇敢适合作大谏。有这五个人就可以富国强兵了。而我能充分认识并运用他们的擅长，所以能助君王成就霸业的人只能是我管仲了。”
黄石说：“用智、勇、贪、愚之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愿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的特长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亦曰：“天下最毒的草药就是附子，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因为它独特的药用价值是其他草药所不具备的。麋鹿登山跃岭，其速度连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但下山的时候，不善奔跑的牧童稍稍努力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才能有长短。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然而一旦交换使用，就不方便了。”
雄霸三国的曹操选用人才时，最看中的就是他的特长，其诚言：“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忠厚的陈平因为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奠定了汉朝的基业；守信的苏秦用自己的特长拯救了弱小的燕国。”
所以，如果让韩信去当谋士，为君王出谋划策；让董仲舒统帅三军，去攻关夺城；让于公去周游四方游说；让陆贾去升堂断案……他们肯定不会有惊天动地的作为，也就不会名垂千古了。
由此看来为君之道的重要策略就是善于运用人才之长，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在某方面的才干，满足他们的成就感，成就君王的大业。
七、辨识名臣良将
后汉的太尉陈蕃上书向桓帝推荐徐稚、袁阂、韦著三人时说：“袁阂出身于权贵之家，通晓治国之道，品行合乎圣人遗训；韦著长在京都，为人处事很有礼仪，是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的人；至于徐稚，他生在江南小地方，家境清贫，持身恭俭，卓然不群，在当地很有名声，他是三人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个。”
东晋时的谢安是有名的宰相，他的度量人鲜与能比。在东晋那种衰败的时代，全国战火四起，人民惊恐不安。况且苻坚亲率百万大军，又有符融这样高明的丞相指挥精锐为前锋，如狼似虎，浩浩荡荡，直逼江南。苻坚自恃兵强将猛，还未开战，就修建了一处宾馆，准备安顿被俘的晋朝皇帝。就当时秦、晋两国的军事实力而论，用鸿毛与秦山来比喻也不过分。而谢安能在大军压境的关头，泰然自若，拒绝桓冲的支援；也不看谢玄的作战方案。这说明，胜与败他早已成竹在胸了。像谢安这样的人才，就其度量之大而论，自古以来，是绝无仅有的，没人能比得上他。
隋炀帝在东宫做太子时，曾问将军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都被誉为良将，该怎么评价他们的优劣？”
贺若弼回答说：“杨素是猛将，不是谋将。韩擒虎是斗将，不是领将。史万岁是骑将，不是大将。”隋炀帝表示赞许。
能够正确的认识人才，才能很好地使用人才。
八、用“标准”选人
植范说：“历代君王都钦佩成就霸业的人能任用贤能，慨叹亡国的君者失去了人才。但他们却很少能真正引以为戒，总是还要任用那些凶险愚顽的大臣，因此亡国之事连绵不绝，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不懂选人的标准，选人时不看是否合乎道义，只求合乎己心。
《人物志》中关于衡量人的标准有这样的叙述：高风亮节的人，以正直为标准，可以阅人无数，也能依照其人品、德行是否合乎伦常而用人，但怀疑法术；推崇谋略的人以计策是否高明为标准，所以能够鉴别谋略的高下，但是时常与法度背离；玩弄权术的人以是否能立功为标准，所以能够看清进退的效用，但是欠缺道德的教化作用；善于口才的人以能否说服别人为标准，所以能够把握辩论的技巧，但是不懂得文字的内在之美，因此虽互相口舌争辩但都不服对方。凡此这些，都是一流的人才。只有同一个档次的人才能看清相互的优点。要想做到诸长兼备，就必须广纳众才。
桓范又进一步阐述说：追求名声的人大都不甘落于人后，因此对心性相同而才能稍差于自己的就予以帮助；但如果心性相同才能不相上下者，就会互相竞争，彼此伤害。这是同体的变化，不可不察。
聪明人历来都是圣贤们最赞赏的，因为他们最注重的是知人。能知人识智，就能让各种人才找到合适的位置，那么不管小事大事也就都能办好了。
因此孔子提出了“六蔽”的观点，以防止君王们在识才时发生偏误。用狂傲与耿介的偏失，来引导那些有偏执拘谨、傲气刚直之缺陷的人才；用对空泛而无信的流弊的痛斥，来提醒人们不要信赖那些似是而非的人；要了解一个人的日常行为，只要明察他安身立命的依靠，观察他所作所为的动机就可以了。
君者选择人才，不要只注重自己的标准，要遵循道义，广聚众才，用普遍或更高的原则去衡量自己的臣子，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何者是真，何者为虚，而那些善于伪装、掩饰的人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