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谈眼里，阴阳之术利弊共存，他说：“阴阳之术，博大详尽，但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但其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正确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宿、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但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则未必。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拘而多忌’。但阴阳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就没了秩序，所以，阴阳之术是‘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是值得肯定的。”
阴阳之术虽主要是天象运转的规律，但天下万物都是相通的，尤其是天象与人的活动都是相对应的，即阴阳的更替和变化，一定预示着世间人事的变动。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精气互相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推动。事情出现在人间，八卦图征兆就会在天上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阳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阴，儿是父之阴，妻是夫之阴，夷狄是中国之阴。在《春秋》有这样的记述：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国王大权旁落，或者妻子凌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事情虽有差异，但反映出的事物的本质却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贤明的国王继位，都要修正貌、言、视、听、思五事。建立盛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阴阳平衡。但凡有哪个人君淫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大中之道不确立，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灾祸发生时各种怪异的现象就会出现，用来警告世人尊重阴阳之法。”
世间发生大逆天道之事时，发生各种怪异的现象也都是天意所为，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左传》说：“田猎不夜宿，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或者朝中有阴谋，树木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现象。”又云：“废弃法规，放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些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还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宫中淫秽污乱，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庄稼也长不好。”又言：“一个国家如果好战，轻视百姓，修建城池，侵略邻国，那么刀枪连兽皮都割不破。”又说：“简化宗庙的规格，不设置祈祷上天的祠堂，废除祭祀，不顺天时，那么连水都不会向低处流。”
所以，一切异象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都是世事异常，人事混乱的征兆，因为上天无法表达，就把其意想表现在虫鱼草木上，谴责人道的失常和混沌。
管仲说：“贵人有事会在天象上应验。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战争发生，或者人为的骚乱，就会在物事上有所应验。在物是指山林鸟兽之类。”又云：“上天如有重大的异象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把其精气表现在星体上.或者流露表明在鸟兽物事上，驱动风云来显示异象，役使鸟兽来通达神灵。显示异象时一定会有或沉或浮的症状，通达神灵时一定会有声音的响动。例如，当宋襄公失德的时候，就有六只鶂鸟倒着飞；伯姬将要自焚的时候，会有鸟来歌唱她的灾难；四国还没有发生火灾，火神祝融已经刮起了大风；红云夹着太阳，灾难就在楚国降临。这是天人感应的明证。”
为君者尤其不能忽略天象的变化，天象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君权世道的变换，预示着天下的兴亡，君王要善于观天识道。
例1：后汉窦武在上书时对君王说：“有人报告说，当出现嘉禾、芝草、黄龙时是祥瑞的征兆。但祥瑞一般总是出现在美好的土地上，福运的降临是由于吉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瑞，无德则有灾。陛下的行为，不合乎天意，不应当祝贺。”
例2：襄楷在进见君王时，规劝君王要警惕诸侯的篡权时云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黄河从来没有清澈过。臣以为黄河是象征诸侯权位的，清属阳，浊属阴。黄河当浊反清，这说明阴性渴望变成阳性，也就是说诸侯想称帝。”京房所写的《易传》中也这样写道：‘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异象，国内妖气迭出，民间瘟疫流行，三者同时出现而黄河却变清，这就好比春秋时麒麟本不该出现却出现了一样，这是反常的表现。”
异象能预示天下兴亡与吉祥祸福，同样，出现异物也是一种预示。
例3：魏国青龙年问，张掖郡的玄川涌出一块有图的宝石，形状像灵龟，像麟像凤像龙又像马，用火一照就各显原形。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魏国的祥瑞之兆，于是命令于绰，携带着财宝去请教隐士张臻，张臻偷偷告诉于绰：“神明只预言未来，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祥瑞之兆预告未来.兴衰才会随之而来。汉朝灭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还追述什么兴废之兆呢？这块宝石的变异，只是将来吉祥的征兆。”后来司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权。
许多君王都相信神君，认为神君显灵则天下事兴，反之则败，其实，神君的现象，乃是精神的变异。
汉武帝时，巫为皇帝召来了神君，可是只能听到神君说话的声音而看不见它的形体。荀悦说：“《周易》认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规则，不能混乱。乱就会有精气变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来，死去的柳树复活，这是有形之物的变异；男化为女，死而复生，这是人的变异；鬼神仿佛在人间说话，这是精神的变异。形体和精神的变异，各以其类互相感应。善就生吉祥，恶就生凶厄。精气是大自然的符号，如果违逆了天理，神灵就会失去调节，妖精就会作乱；违逆了地理，形势失去调节，妖怪就会出现；违逆了阴阳中和的人理，人体内的神气失去调节，妖物就会出现。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神君之类的现象，就是精神的变异。”
《春秋》在评述这件事时说：“办事不合时宜，人就会有怨恨，本来不会说话的物体就会说话。”汉武帝时，赋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现无形之物说话的现象。这也是怨恨会生妖的证明，因此，君王治理好国家的前提是改正自身的弊端适应万物的发展，精神形气就会各归本体，怪异现象自然无存。
无独有偶，后汉陈蕃曾上书君王说：“春秋末期，周王失德，而数十年间没有出现过灾害，是因为周室已被上天抛弃的缘故。而上天对于汉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灾，这是为了提醒陛下除灭妖孽，摒弃邪恶，实实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书》上说：天子看见怪异就去修德，诸侯看见怪异就去修改，大夫看见怪异就去修职，士人看见怪异就去修身。因为神灵不能伤害道，妖孽不能伤害德。”
综上所述，一切光怪陆离的产生都是有因果的，都能映衬出世事的吉祥祸福，正如《汉书》中所说：“感动人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顺应天的是事实而不是外表。”这就是天人感应之道的大旨。
（四）法家与名家
制定司法制度的官员许多都成了后来法家的代表，他们推崇礼制，主张赏罚分明。但是后来由于后人的苛刻，在实施法治时就不在重视教化了，还抛弃了仁爱，一味施行刑法，为了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甚至用刑罚残害亲人，薄情逐渐代替了厚恩，人情冷漠异常，这就是法家的流弊。
司马谈这样评论说：“法家严酷而无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之分，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法家不分亲疏，也不管尊卑，一律绳之以法，这样就把爱亲属、尊师长的恩谊断绝了。这只可以作为临时措施，绝不可以长期实行。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至于法家主张主尊臣卑，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
掌管礼仪的官员许多最后成了名家，古人因名位的不同，礼仪也就有了差异，所以，孔子大力提倡：“一定要正名！”正名是名家的优点和长处，但同样是发展到后来，那些吹毛求疵的人在用它来整治国家时，就只注重名分的细节而忽视实际情况的存在了，本来完好的名分被搞得支离混乱。此乃名家之弊了。
司马谈是这样评论名家的，他说：“名家能使人俭约，但却容易失去真实性，然而它主张名实相符，却是很可取的。名家爱较真，对即使简单的问题也总是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的真意，过于专注名词概念的推理，结果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因此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但是名家善于循名责实，能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值得君王治国时认真考虑。”
君王治国时应善于运用法家的法制和名家的礼制，施法而不过于严格，讲礼而不过于精细，掌握好法礼之度，避免产生法礼的种种弊端。
（五）墨家与纵横家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他们以节俭为贵，居住在茅草屋中；以兼爱为荣，赡老抚幼；主张尊重人才，提倡选拔贤士举行大射典礼；崇信鬼神，祭祀敬重父辈；从不相信天命，行事只依顺四时；重视孝道，用孝敬来明示天下。这些都是墨家的优点和长处。只是到了后来的愚民过于看重俭约的长处，否定礼制规范作用，盲目地推崇兼爱而不分亲疏，墨家的弊端就此产生。
墨家的俭朴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这种近乎苛刻的简朴也是难于遵行的。司马炎在评价墨家的这一作风时说：“墨家过于俭朴，难以实行，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遵循，但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可取的。墨家同样崇尚尧舜，在引述尧舜的德行时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不修饰。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粮做，汤用豆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们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哭丧也不悲哀。这就是他们的‘标准’生活，所以也教育人们要以此为标准过日子，行丧礼。但天下人如果都这样，也就失去了尊卑之别。任何作风都应该顺应时势的要求，世道变了，时代进步了，事业自然也应跟着变，所以像墨家这样的节俭难以遵循。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墨家主张节约，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墨家的这一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该废弃。”
君道之根本表现之一就是俭约治国，但俭约没有固有的标准，俭朴的方式也不能求同，只要君者能择事从俭而起就可以了。
例如：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不制作玄黄色旌旗。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高大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君王之道，难道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的仪仗，用于勉励有德行的人。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君的，首先做的是：更改历法，改变服装的颜色，以顺应天道。然而有关宫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之规的。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俭朴才会巩固。’俭朴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君道就是奢侈而不僭越，俭约也不强求下面的人执行。”
纵横家大多出自外交官。孔子云：“使者啊，使者啊！”其含义就是应当因事制宜，权衡处理，他接受使命而不接受外交辞令。纵横家的长处就在于此。后来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时失去了诚实的德行，而崇尚欺诈，不讲信义。纵横家的流弊于是就产生了。
因为纵横家多是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吏，所以他们品性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形象和地位，他们游走四方的同时，骂名和赞扬也随之流传。
荀悦对纵横家的态度贬多于褒，他说：“世上有‘三游’：游侠、游说和游行，他们都是道德之贼。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称强称霸；善游说的人巧舌如簧，能言善辩，阴险奸诈，他们驰骋天下，以左右天下局面；乐于游行的人好做表面文章，随波逐流，联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以获得权利。这三类人，都是制造混乱的祸根，他们的行为伤天害理，为法律所不容，擅长蛊惑人心，扰乱人的神志，以前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
“三游”在周、秦之末尤其盛行。上不明，则下不正；制度不健全，法令弛废；以毁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爱憎作为利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说话时先盘算一下利大利小；选人的时候.首先考虑关系亲疏远近。然而利益不能用仁义来求取，危害也不能用道德来逃避，因此人人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竞相牟取私利，就连骨肉之情也开始淡薄，重视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性之道也被忘得一干二净，只想博得世俗的赞美。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交结权贵公开进行，就这样，坏的风气逐渐形成了，正道反被轻慢践踏。
“三游”产生之初并非就这样劣迹斑斑，他们本都是正道之人，但却没有一直沿着正道走下去，所以成了祸国殃民的魁首。
游侠源于武勇刚强不屈不挠者。他们诚实守信，言必行，行必果，只要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性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同类人。如果游侠一直能这样行正道，最终会成为武毅之士；反之，如果走上邪路，也就成盗贼了。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不辱君命。代表国家出外活动，安社稷，利臣民，处理国家之间的纠纷和争端，以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能一直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将是智慧与口才的正确彰显；一旦心生邪念，变成为欺诈之人，则令人愤恨。游行的根源是仁义道德，泛爱天下，广交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容让，求同存异，以便加强自身修养，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行为方式正当，就是君子；一旦走上了歪道，就成了奸佞之人。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着实需要警惕。所以说，重在推行大道，大道盛行，“三游”自然会衰毁。
（六）杂家与农家
杂家产生于议事之官当中，他们的思想兼容儒家和墨家，并糅合了名家和法家的主张。所以他们深明国之大体和治理的大道，这是杂家的最大优点和长处。后来行为放纵的人加入到杂家后，开始恣意妄为，破坏了杂家的优良传统，因此使杂家失去了民心，这就是杂家的流弊。
农家大多出身于农业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勤于劳作，提倡耕种和养蚕，鼓励以勤劳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天下的稳定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农家的长处就在于此。后来那些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君王和大臣们也去耕种，也去养殖，严重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使农家的地位受损。这就是农家的流弊产生的原因。
为君者如果让自己成为能自制的杂家，有理性的农家，那么也就有了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条件：谋略和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