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山东省和济南市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在济南市北郊无影山的南坡发掘了一处西汉墓地，进行勘探、清理了14座汉代土坑墓。这些墓全埋在沙砾层中，都是土坑竖穴墓，七座有二层台，两座二层台的两壁有砖墙。其中，一墓墓底长3.76米，宽1.65米，前端两侧有砖砌八字墙，其间放置随葬陶器，器物陈列位置平面呈倒凸字形。杂技俑群放在墓主人左近，稍前为陶车马，最前两侧，右边为盘，匜各一件，左边的陶鸠两只，陶鸠一只负壶，一只载鼎载人。在这些出土的器物中，杂技陶俑群、负壶陶鸠、载人载鼎陶鸠和陶车马最具特色。
陶乐舞杂技俑群是最重要的发现。共有陶俑21个，固定塑造在一个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方形陶盘上。
陶盘中间，有7人分成两组进行乐舞、杂技表演。左边两人，皆是青年女子，面颊施朱，长髻垂于背后，身着修长花衣，一红一白，有赭色衣带绕于身间，她们挥动长袖，相向而舞。
右边4人，都是青年男子，头戴尖顶赭色小帽，身穿紧身没膝短衣，腰束白带。前面两人双手着地，相对作倒立表演。
据文献载，杂技的内容主要包括倒立、柔术、跳丸剑、耍坛、扛鼎、顶杆、走绳等。倒立的另一种说法叫倒植，有据地倒立，也有在樽、鼓、高竿、戏车、马背、叠案上倒立的，其中在叠案上倒立又称“安息五案”。可见“安息五案”可能是受到了西方表演艺术的影响。例如，四川汉画像砖上的挪倒叠案技就是“安息五案”的形式。沂南汉墓百戏图的戏车和绳技，则是在戏车和绳索上倒立。无影山杂技俑两个男子也呈倒立状，表现的正是据地形式的倒立。
后面两人，在做柔术表演：一人仰身后翻，作翻筋斗状；另一人伏地，昂首团身，双腿由身后前屈，双足落于两肩，两手握住足、胫，头足相接。
这种演技都需要腰部和腿部的柔软功夫。陶俑表演者屈伸自如富有弹性感的肢体和非常从容的神态，表明他们技术非常娴熟，向后反腰的动作形式，表明动作正在进行，另一人的柔术表演，技术更高，难度更大，表现的应是“叼花”的动作。
在两组表演者的前面，一人身着宽大的长袖红裙，腰系白带，头稍后仰，双臂向两侧张开，身体可以转动，此人可能是整个乐舞戏的指挥者。
陶盘后侧为伴奏乐队，一列7人，左起两人为女子，长髻垂于背后，长跪吹笙。其余5人是男性。紧靠吹笙的乐工，发束成环形，高起于头顶，在鼓瑟。其左首一人在击扁形小鼓。再往右依次为敲钟、击磐、击建鼓者。钟鼓为打击乐，笙瑟是管弦乐，皆为我国古代的主要乐器。杂技与乐舞不分，成为当时文化的主导。舞蹈表演者有男有女，他们的地位都非常低，有的甚至是奴隶。舞蹈形式有盘鼓舞、建鼓舞、巾舞等。伴奏的乐队一般人数较多。乐器包括建鼓、节鼓、编钟、编磬、排箫、钲、埙、圩、瑟等多种。例如，沂南一古墓有一幅乐舞百戏图，画面内容丰富，声势浩大，仅伴奏乐队就有23人，使用的乐器有十多种，舞者正随着音乐表演汉代最流行的盘鼓舞。无影山舞蹈陶俑，是两个女性，身材窈窕，头上无任何饰物，手中无舞具，仅身着文采舞衣，伸展广袖，相对而舞。这种双人长袖舞蹈的形式一直是我国民族传统舞蹈的一个显著特点。乐舞杂技的伴奏乐器，有钟、鼓、笙、瑟之类，和战国青铜器上宴乐图像所见乐器是一致的，都是我国古代常见的乐器，《诗经》上也有“钟鼓乐之”，“琴瑟击鼓，以御回祖”，“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记载。
在陶俑的两边，左右两侧是观赏者七人，皆长衣广袖，袖手而立，其中右侧三人，宽衣博服，戴冕形冠，面前置有两个陶壶，应是观赏乐舞的贵族。按古礼，凡贵族宴饮必置两壶以盛酒。这也证明这组陶俑表现的是正是宴饮百戏的形式。《仪礼》中关于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仪、燕礼等活动，都有置两壶的记载。出土和传世战国青铜器刻纹图像上所见宴饮场面，与文献所载相合。从三人冠服及面前置有壶类酒器，他们当为举行宴会、观赏乐舞的贵族。俑盘左侧四人，头发束成环状，高耸于顶上，也做观赏状。
从题材和内容上看，无影山乐舞杂技俑群表现的应属汉代百戏的范畴。百戏，是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由于它实际上是以杂技为主的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串演，所以后人习惯把百戏看成是今天杂技的前身。
百戏属于杂舞的范畴，其内容异常丰富，包括角力、竞技、驯兽、幻术等等；与周秦以来以诗舞乐三位一体的“雅乐舞”有明显的不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认为，杂舞“始皆出自方俗，后浸陈于殿庭”。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自汉以后，乐舞寝盛，故有雅典，有杂舞。雅舞用之郊庙朝飨，杂舞用之宴会”。但不论何种观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杂技始源于民间，后来才进入宫廷，成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
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杂技娱人的技艺表演，如《列子·说符》中就记载了“跳丸剑”表演；《庄子·徐无鬼》，谈到楚国勇士宜僚善弄丸；《国语·晋语》谈到“扶卢”技，即缘竿之戏。战国时，各国的统治阶级让倡优歌舞助兴，已成为一种时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仅把各国诸侯的钟鼓搬到咸阳宫中，而且把六国诸侯宫廷中善于歌舞的艺人也集中于咸阳，演出“角抵俳优之戏”。以至咸阳“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史记·李斯列传》还记述了秦二世曾经在甘泉宫看角抵戏（即摔跤）的情形。
统治阶级如此大规模地将民间技艺集中于京师，并作为宫廷娱乐的一部分，极大地刺激了各种技艺的发展。正是这种刺激，到西汉武帝时期百戏开始兴盛起来。武帝承秦制，专门设立了乐府统管宫廷宴飨时演出的倡优伎乐的机构。汉乐府曾对民间音乐进行收集、整理和改编，以供统治者享乐之用。同时经过文景之治，汉代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大大增强，这为百戏的盛行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时，宴饮百戏已经成为文化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汉书·武帝纪》中提到，“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自此，每年都要举行这项活动，这种年年增添内容的杂技表演大会，持续达64年之久，直到汉元帝初元五年才罢止。富家“钟鼓五乐”，“歌儿数曹”，“戏倡舞像”，已非常普遍，就是一般人家里有客，也得有此项内容。更有人连办丧事也要“责办歌舞排优，连笑技戏”。
同时，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域各国使节也带来了西域的幻术与方物。汉武帝时，安息曾“发使随汉使来观汉之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西域杂技、幻术的东来，大大丰富了中原百戏的内容，并与传统的技艺相结合，使汉代百戏的表演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总之，百戏始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代，在两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西汉之前主要在宫廷表演，东汉在民间广为流传。关于百戏，《汉书》和张衡《西京赋》都有记载，汉代壁画、篆刻、石刻画像也都有实物材料可证。百戏演出的规模、节目、形式都有很大的随意性。在当时，并没有“汉代百戏”的叫法，而是多半沿袭秦的称法，叫作“角抵”，如“角抵戏”、“角抵奇戏”、“角抵诸戏”、“角抵百戏”等。到了东汉之后，将上述不同艺术表演形式统称为“汉代百戏”。
无影山发现的这件乐舞杂技陶俑，就是以杂技为中心，音乐、舞蹈都具备的基本完整的汉代百戏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前，很少发现西汉早期百戏的完整形象。因此，济南无影山西汉早期杂技涌的发现，显得十分珍贵。
彩绘负壶陶鸠为泥质灰陶，通高52.9厘米，宽43.5厘米。鸠鸟形体肥硕，双目圆睁，上嘴钩曲，引颈高仰。胸部绘赭色鳞状羽纹，两翼平展，双腿粗壮有力。足三爪有距.立于方形平座之上。在陶鸠展开的两翼上各载一壶，形制相同。壶盘口、高长颈、圆鼓腹、高圈足，壶盖饰三个鸟头形的扁钮，颈部有一周朱绘长锯齿纹，腹部有朱绘彩纹带。
彩绘载人载鼎陶鸠也为泥质灰陶，通高53.5厘米，宽45厘米，鸠鸟引颈高仰，短喙，扁腹，双腿粗壮有力，鸠体白色，颈与胸部墨绘鳞片状羽纹，双翼平展，长尾稍上翘，两足踏于方形底座之上。鸠背上立有三人，一人着赭色衣，双手撑国盖伞；其他二人，均着朱色宽衣博服，头饰环形高髻，袖手对立于伞盖下。在展开的两翼上各载一鼎，形制相同，都带有菌状捉手的弧形盖。方耳，浅腹，鼎腹各绘心形朱纹，鼎足作人形。
陶车马朱逢朱轮，有马五匹，两红三白，都长身短尾。
另外13座墓，共出土陶罐、陶壶等9件，铜带钩和无郭铜半两钱各两枚，骨环一枚。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来看，应是同一时期的墓葬。其中，一墓出有西汉文帝半两钱，可以初步推测这批墓葬的年代大约在西汉前半期。
无影山这组西汉彩绘乐舞杂技陶俑群，展现了两千多年前西汉前期百戏表演的完整场面，是西汉小型雕塑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无影山杂技陶俑的演出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我国西汉时代百戏杂技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