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敌人继续向堡子进攻，可是听不到还击。群众嘲弄他们说：“那是个空堡子，你们打个啥呢！”
但敌人望着堡子上的红旗，还是不敢进去，硬是强迫一个老百姓上堡子去看。在空堡子的炕角里，找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杨波（定西人，1930年在兰州给我当勤务兵，听说我在水泉堡，跑来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撤退时，他一直睡着没醒。老乡问：“游击队呢？”杨波说：“晚上他们商量突围出去攻打靖远县城。”老乡告诉了敌军。群众也纷纷说，他们攻靖远城去了。王云山立即着了慌，掉过头来就朝靖远城狂奔。声东击西之计，吓跑了“王平儿”。
那晚，我们撤出堡子山，经四沟门到陈沟吃了一顿羊肉饭。稍休息后，经轱辘梁到石门川。
石门川是我在王子元部当游击大队长时活动过的地方，群众关系甚好，游击队得以安然地休息了五六天。我在石门川等候大庙的张雨村，五佛寺的马子杰和他们所联络的人，并安排在高步青的堡子里造枪。游击队由孙作宾、杜润滋带领再去水泉堡。到了水泉，小杨波还在，他坚持要求归队，作宾见他太小，劝他回家，说跟游击队要跑路、打仗。他说：“我能跑路，不怕打仗。”最终还是归了队。游击队在水泉堡召开了群众大会，万良才在会上代表群众讲了话。
游击队从黄沙湾过黄河，到北山扎巴子岗时，与宁夏马鸿宾部驻一条山骑兵冶成章部遭遇。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游击队伤亡很大。被包围的人，虽经大队长杨培成率刘汝华、万夫长、杨雄尧、陈仓等奋勇堵击接应出了一些，可是敌人将大队长郭映珠、参谋王贵仁（外号王金牙）等杀害了，并在一条山悬首示众。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作宾、杜润滋果断决定：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之后，孙、杜去了兰州，并派郝新亚同志到石门川将北山失利的情况告诉我，让我暂去宁夏。
六、走宁夏，返兰州
1932年8月，我与郝新亚雇了一头毛驴经香山到了中卫，碰到一个去靖远的筏子手，坐他的筏子去银川。水手到城里吃饭，我和郝在南关旅社吃西瓜等他，那水手刚买好饭，偶然听到旁边两个当兵的说：“王儒林在南关吃西瓜，我们告官去，抓了有赏。”水手连饭也没顾上吃，急忙跑来告诉我们，我们即刻离开旅社到莫家楼吃了饭，晚间又乘筏子出发了。
到了宁夏城，我借洗澡之机一方面歇息一下，一方面给蒙回学校的康秀峰（武山人，是我1928年在兰州国民第三军官教导团政训班的同学）联系，康接到电话后随即和我见面。康说：“魏协寅（甘谷人，也是同学）现在省政府军法处工作。”饭后我们去找他，魏对我们也很热情，知道我们还没住所，就留我们住在他那里。郝新亚把我送到了宁夏，逗留了两天，就回兰州找孙作宾去了。
在宁夏我化名王农生，经康秀峰介绍，结识了蒙回学校校长史良若。史是宁夏警察厅的一个科长（校长是兼职），康请史帮忙给我在乡下找个地方住。第二天，史让其弟史悟亭和康秀峰把我领到离城十多里的王文举老先生家。王老先生五十多岁，淳厚朴实，念过书，历史掌故知道得不少，家里生活并不宽裕，我给了他银币20元做生活费。稍后，史悟亭也来同住，史谈吐率直，性格豪爽。我有一本苏联小说《革命之虎》，是描写一些革命者艰苦奋斗的故事，有的受尽困苦磨难，有的被关进牢狱，有的壮烈牺牲。史对这本小说很感兴趣，并从中汲取了革命思想。有一次他对我说：“一个革命者在刑场上被杀头，是件痛快的事。”针对他的思想，我适时地给他讲革命道理，他挺乐意听，日子一长，他也表示愿意参加实际斗争。
一天，康秀峰拿来孙作宾发来的电报，要我返回兰州，我立即跟史悟亭辞别了王老先生来到银川城。史良若同意史悟亭跟我去兰州，康秀峰也辞去了教员职务与我们同行。我托在电台工作的一位亲戚梁生渭复电孙作宾（孙发来的电报就是他转给我的），我问梁，电报能否发到？他很有把握地说，有多少我都能发出，你尽管放心，做去兰州的准备。这时碰见吕明成，他听说我回兰州，也要同去。我们四人雇了杨掌柜到兰州运货的骆驼，夜里走沙窝、过草地，白天休息，几天后到了营盘水。
要过一条山时，我怕受到盘查，就让康秀峰、史悟亭骑骆驼走了，我和吕明成连夜顺洞青沟走五佛寺。路过一所小学校（校长是吕志义的堂兄，我早认识），我们喝水休息了一会儿，吕校长让我到扯木峡找吕某给找筏子。辞别了吕校长，我们刚走出不远，忽然后面有人追上来喊：“站住！”持枪飞跑而来的那个人一见我惊呆了，说：“大哥，你怎么敢到这里来？前几天还到处抓你呢！”此人姓王，给我当过班长，当时在五佛寺民团里当班长。他说：“你们走，如果前边遇到问题就回来找我。两个钟头你们不回来，我知道你走了，就回去。”我们在扯木峡顺利地过了河，到了石门川高步青家。我把想去糜子滩家里看望一下老人的打算说了，高步洲答应送我去。
经炭窑子、枣刺滩过河到坝滩，住了一夜。第二天见到张国威，他听说孙作宾叫我去兰州，也要去。几个人谈了一夜，说好到兰州会面。高步洲把我去糜子滩一事告诉了高步青（在县上当自卫队队长），他就派了四个自卫队队员带枪把我送回家中。
在家里，我见到老母亲和哥哥。由于王云山抄家，哥哥被抓受了酷刑，还陪了杀场，母亲惊吓成疾，卧病在床。但他们都觉得我走的路对，对我干革命毫无怨言，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几位亲朋来家里看我，大家都痛骂王云山凶狠恶毒，把靖远人民害苦了。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我安慰了母亲、哥哥，辞别了众亲友，返回三角城。然后，伙同张国威、杨培成一起去了兰州。
七、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建立及活动
1932年冬，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了。吴鸿宾为特委书记，常黎夫任秘书长，李慕愚负责宣传，马豫章负责组织，孙作宾为军委书记。
我由银川到兰州后，住在新文石印馆和孙作宾见了面。孙告诉我：“党决定建立西北抗日义勇军，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同日寇和汉奸败类作斗争。为了顺利而有效地开展工作，重要的是先组织武装。这需要搞一个合法的名义，党正在进行这一活动。”他还告诉我，史悟亭、康秀峰都见到了，他们在兰州都有熟人，已住好了。第二天，吴鸿宾和孙作宾同志一起来新文石印馆看望了我。
后来应康雨农（“菜根香”老板，和我是同学）邀请，我就住到他家。他一见面就说：“你在靖远干得对（指搞工农红军打游击一事），我赞成。”康雨农的父亲康陶然曾当过武威、临夏、靖远等县县长，后来到兰州经营酱菜生意。1928年，其父携眷回川，留康雨农在兰看守家业。由于我住在他家，特委的同志们也经常来，一来，总要谈些革命道理和时事形势，给我的教益极深，对雨农的思想影响也很大。他常对我说：“各地大小军阀横行霸道，就知道要钱要粮，再加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敲诈勒索，老百姓水深火热、生命不保，长此下去，如何得了！”我说：“物极必反，人民早晚会起来的，你看着吧。”
甘肃绥靖公署主任邓宝珊的秘书葛霁云（天水人，是甘肃较早的共产党员），与邓宝珊相处甚深，特委请他向邓为我讨个职务好进行活动。绥署参谋长续范亭、团长杜汉三、甘肃清乡督办邢肇棠也都向邓说了话，邓答应给我“绥靖公署招募专员”的职务，招集旧部，俟人马集齐再给编制。我以“招募专员”的名义去靖远，召集在靖远、银川、海原、榆中、古浪一带隐蔽的原工农红军游击队员，举起了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开展革命活动。我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1933年1月，正值春节，我同李慕愚、吕振华、史悟亭、吴焕然、刘宝元、吕明成等十多人到了靖远，其余人住在旅店里，我和李慕愚住在李发荣家。随即以“招募专员”名义致函靖远县政府，见到县长彭烈武，说明此来的任务，请其协助。这位县长很客气地问：“要不要设办事处？”我说：“打算设在北湾。”他同意了。我们到北湾时，正赶上正月十五闹社火，群众送社火到招募处，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
随后，古浪王丕荣（现名王克宽）带着四五十人来了，还有10多匹马。王说：“薛宝山、杨得胜（藏族，永登西大滩人，外号杨西番，杨番子）跟着就来。先前工农红军游击队在水泉堡时，薛宝山、王丕荣、杨兴旺等七八十人就曾去水泉堡参加游击队，可是走至吴家川，遭到王云山营的堵截，没能过河跟游击队会合。这次我到北湾，他们又陆陆续续来了。”我问王：“你们怎么知道我到北湾了？”原来孙作宾在兰州告诉了薛宝山，并让薛转告所联系的人到靖远找我的。
不久，人马过百，我们要求绥署发给养，回文说：“给养由该员自筹。”我们觉得不发给养还便于活动，于是转移到靖远、榆中交界的园子岔。接着，薛宝山、杨得胜、张子明及雒成瑞等所带人马也都到齐了。
1933年3月中旬，西北抗日义勇军正式在园子岔成立。李慕愚政委向全体人员讲了话，大意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国民党反动派持不抵抗主义，节节撤退，东三省人民妻离子散，惨不可言。日本鬼子的侵略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恨。东北早已有了抗日义勇军，我们也要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跟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抗日……大家欢呼赞成，当即贴了盖有“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是请篆刻家陈鼎，字少亭先生所刻）的布告，公之于众。
义勇军总指挥是我，政委李慕愚，副总指挥薛宝山，参谋长张子明，参谋有刘宝元、郝新亚、史悟亭等，副官长雒成瑞，副官有乔侠波、朱星垣等。
我们编了一个大队，由杨得胜任大队长，下辖第一中队队长吕振华，队副吕明成；第二中队队长孙绍堂，队副常焕章；第三中队队长王丕荣，队副宋占奎。每个中队有两个或一个分队。另有一个侦察小分队，武振华为队长。杨培成、李文华（字子彬）则在北湾、糜子滩、三角城、下河一带动员青年参加义勇军。
西北抗日义勇军成立后，薛宝山即赴兰州联系人员并活动武器弹药，李慕愚则到兰州向特委汇报。特委决定让军委书记孙作宾与李慕愚同去靖远，对义勇军进行视察指导。两人行至北湾，被民团扣留。民团团长李瑞如，早在孙作宾同志任王子元部参谋主任时即相识，适遇驻靖远的李贵清部派人到北湾催粮，不得不假意将孙、李二人捆绑，待催粮人员一走，就立刻松绑放行，并表示愿与义勇军交往。
孙抵达后，我们研究了在军队的建党问题。为了扩大力量，将一个大队改编为两个大队：一个是骑兵大队，杨得胜任大队长，一个是步兵大队，由吕振华任大队长，下辖的分队也相应增编。遂派出薛宝山去活动枪支、人员，郝新亚上兰州联络搞兵暴。
雒成瑞由于没有当上大队长，心怀不满，拉走十几个人到北湾西面的太安堡。后听说他又想回来，我即带了四名战士，当面劝他归队。正巧这时北湾小学校长李端如派人给我送信，说李贵清派乔维三打你们来了，队伍已到北湾，正在喂马、休息。这一下雒成瑞慌了，他自顾不暇，我们一行5人立即离开太安堡，向四龙方向奔驰。敌骑兵40余人随后紧追，跑了近二十里到鹁鸽堂，我们弃马上山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敌人有伤亡，见攻山难以得逞，就牵去我们的马，作为战利品撤走了。
下午，我们在山上又饥又渴，李家台子的李发汉从山后送来梨、馒头，黄昏下山到李家吃饭、休息。孙绍堂在梁家沙河，闻讯赶来，孙说：“让他们先走，你休息一夜，咱俩明早走。”第二天早上，由于军队封锁了平滩堡渡口，我俩走聂家窑顺南面沟里下到蒋家湾过河，日落时，通过冰桥过了河。过了河就是文笔山，我俩口干舌燥，幸好山上有积雪，我们就用雪水解渴。走了一路陡峭的小道，快到天亮才回到园子岔。
我们扣押的榆中县甜水岔（应为小岔岭——编者）的恶霸地主展迎福潜逃了。他家存粮很多，我们就决定给群众开仓分粮，随即通知北湾、平堡、蒋滩、金园一带贫苦农民到甜水岔来，人背驴驮，一直分了三天。当时正值春荒，不但解决了群众口粮，还解决了春耕的种子问题。我们还镇压了另一个恶霸地主雷福兴，群众拍手称快，要给义勇军送锦旗，我们谢绝了。
我们走到苏家拉牌时，靖远县政府派人送来绥署的训令说：“据报，该员在靖远有土匪行为，着将所召集的人马带回兰州听候点编。”我们也正想借此机会到皋兰北山活动。途经北湾时，一些豪绅地主对我们存有戒心，派人送来千两烟土，我们就用它发了饷，每人2两，连送训令的两个衙役也各给了2两。这两人回到县城就当了义务宣传员，逢人便说：“义勇军好！”
我们又经崖渠水、王家岘子到了后长川。这时贺晋年同志也带着水北门兵暴出来的人到了后长川，跟义勇军会合了。部队添了人和枪，就到红沙岘休整。
八、三省联军围剿义勇军
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及水北门兵暴，影响极大。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十分惊慌，立即将情况电告蒋介石。蒋唯恐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立即命令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及西北“诸马”限期围剿消灭义勇军。
这一来，宁夏出动了第三十五师一O五旅冶成章的骑兵，青海出动了驻河西的马二虎黑马队，兰州方面出动了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部袁福昌骑兵团和绥署张绍武的骑兵连、驻靖远的乔维三营，从四面向皋兰北山义勇军所在地逼近。
义勇军转移到红沙岘，原计划经洮、岷到陇南一带活动（因孙作宾同志联系的柴宗孔的人马在那里），扩大力量。所以，在皋兰北山兜圈子，集合人马，然后向罗山集中。但敌人行动很快，在红沙岘布下了包围圈，越缩越小。
4月下旬（农历三月初）的一天早晨，兰州袁福昌团逼近义勇军驻地。我率十余人在前山抵抗，其余主力由孙作宾、李慕愚、吕振华等同志率领据后山。由早到午，战斗非常激烈。前山人伤弹尽，敌人复由左翼攻上山，我和同志们从右翼退下，又被山沟里的敌人堵住，无法突围，我迅速埋好枪支后被俘。后山因敌强我弱，节节后退，孙作宾、李慕愚、吕振华、孙绍堂、乔侠波、史悟亭、郝新亚等30余人在战斗中被俘，其余被冲散。
战斗失利后，贺晋年、吕明成率60余人向东北突围。吕明成受伤，同志们将吕扶到我的马上，路上又遇冶成章骑兵，吕明成枪法很准，双手使枪，打死不少冶旅骑兵。敌集中火力射击，吕二次受伤落马，敌人误认为吕明成是我（有人认得我的马），当即被杀害，并将首级带回一条山示众。贺晋年等七八人被俘，其余数十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贺等被俘后，敌人将他们拴在马尾上拖到黑石川，晚间又装进粮食口袋，锁到房里。第二天到一条山，正准备枪毙时，适逢马鸿逵的母亲路过这里，她听说要枪毙“土匪”，一问，都还挺年轻，出于宗教迷信，即对冶成章说：“你们要毙的‘土匪’其实是些年轻的娃娃，放了吧！”就这样，贺晋年等才免遭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