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牛化东同志参加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在延安召开的政工会议。会议上，大家学习了古田会议决议，批判了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各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这是牛化东同志第一次参加八路军的大型政工会议，不仅使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还使他的思想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对党基本的革命理论和当前的路线方针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同时，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也使他在思想政治上更加成熟。
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非常快，1949年春夏之际，人民解放军各个战场捷报频传。4月20日，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我人民解放军于21日晚发起渡江战役，23日占领国民党老巢南京；5月20日，我西北野战军攻克西北重镇胡宗南的大本营西安；6月1日，陕北要地榆林和平解放。蒋家王朝眼看就要彻底完蛋，但是盘踞在三边地区的马鸿逵部，仍倚仗着“人多势众，装备精良”的所谓优势，继续为非作歹。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消灭其有生力量，迎接全国解放的即将到来，三边地委决定：由新十一旅副旅长兼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牛化东和军分区副政委孙润华，率领三边地方武装部队二团及定边、安边、靖边游击队一千多人，对驻扎在安边的马鸿逵部骑兵第19团进行一次突袭，收复安边。这次战斗力求速战速决，不打消耗战，得手后尽快撤离安边，移防定边西南一线伺机收复定边，最后控制整个三边地区。
当时，敌人在三边的总兵力占绝对优势，共约三千多人，但这些兵力分驻盐池、定边、安边等地，战线较长，首尾难以呼应，我游击队奇袭成功的把握性还是很大的。按照计划，牛化东率指挥部在安边南面的孤山涧一带集结，封锁了通往安边的各条要道，防止走漏消息。部队原地休息，整装待发。
陕北西部的安边是座古城堡，始建于明正统二年，万历六年砌砖墙，城堡坚固，易守难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取“安定边疆”之义，因此得名。明设安边营，清末民初改置二府衙门。安边作为三边的一部分，虽然贫穷荒凉，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刘志丹、谢子长、张德生、阎揆要、马文瑞等早期党的领导人都在这里活动过，是陕北创建党组织最早的地区之一。1936年夏，西征红军第15军团曾包围安边城两个月，久攻不克。1945年10月，陕甘宁边区在此设安边县，后被马鸿逵部侵占。
1949年6月14日拂晓前，牛化东率主攻部队行进至安边南园子附近，再次检查部队的战斗准备后，即发起攻击。战斗先从东关打响，另一部同时从南面攻城。这时敌人正在熟睡，一听枪响，慌作一团，仓促应战，然后从西门向外逃窜。指挥部原来估计敌人可能从西门逃跑，便部署回汉支队和定边游击二大队埋伏于城西边墙地带，以断其后路，堵截歼灭敌人。不料回汉支队因路线不熟，未能按时赶到预定地点；定边游击二大队虽按时到达，终因兵力过小，没有堵住敌人，敌除少量伤亡外，其余都从附近树林子逃跑，未能全歼。此战缴获敌大量枪弹、马匹和其他军用物资，我军无一伤亡。城内敌人逃走以后，竟然诡计多端杀了个回马枪，组织力量又反扑过来。指挥部很快部署还击，经过大约一小时激战，敌人一看占不到便宜，只好逃回定边去了。
第二天，部队和地方领导机关在安边鼓楼上召开了联席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
这次战斗的胜利，使领导干部产生了一些轻敌思想，对敌人作了过低的估计。认为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敌人反扑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再次向安边反扑，光弄清我方情况，研究方案，调集兵力，再加上行军等等，最少也得三四天时间，因此未能按原计划及时撤离安边城；甚至还有人认为，一旦敌人再来，就制造战机，再狠狠地揍他一顿，然后胜利撤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便确定部队在城内做三天群众工作，购买办公用品，同时让部队休整一下。
可是没想到国民党宁夏代司令、马鸿逵的二儿子马敦静，接到安边被我攻克的报告后，立即派骑十旅少将副旅长兼参谋长王伯祥率步骑三千余人，携迫击炮八门，急行军于第三天上午，把我部队包围在安边城内；与此同时，还令驻灵武的师长马英才带步兵一个营及一个迫击炮连，乘汽车赶往安边，加强围城兵力。敌人气势汹汹，甚为嚣张，在城外大喊大叫：
“打进安边城，活捉牛化东！”“剥牛皮，抽牛筋，吃牛肉！”
当天，敌人一面构筑工事，一面向城内开炮轰击。晚上，敌人怕我军偷袭或者突围，一直用机枪等火力向城内射击，彻夜枪声不绝，硝烟弥漫。6月17日上午，参加围城的各路敌人全部到达，情况十分严峻。下午，敌人强迫一个老百姓给城内的指挥部送来一封最后通牒式的“劝降书”，要我军在四小时以内投降。牛化东看了来信，立即指示秘书回信，予以痛斥，让他们认清形势，不要与人民为敌，否则将来绝对没有好下场……然后放送信人出了城。随后，牛化东就把指挥部转移到城东南原陈国宾的住所。
指挥部根据当前形势，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当天晚上突围，如果再拖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会上，牛化东副司令员对突围作了详细部署。突围的队形是：前面由一支勇猛部队开路，两侧派两支部队掩护，机关和地方政府人员在中间，最后再放一支顽强的部队殿后，这种队形，大家称之为“梅花阵”。这时候牛化东同志无私无畏，身先士卒，决定由自己带人留在最后，掩护大家突围。二团政委王世杰和安边县县长刘汉鼎坚决不同意，认为指挥员不能留在最后。最终他还是说服大家留了下来，把自己的马也交给了前面的同志，说他留下，和战士们同呼吸共命运，后面的部队心里就更踏实了。
当天晚上，城里气氛异常紧张。为了防止意外，指挥部把电台的机要密码都烧了，也因为烧了密码，就和三边地委失去了联络，使地委的同志十分担心。敌人停止炮击后，指挥部估计敌人正在吃饭，当即进行突围。战士们士气高昂，勇猛冲锋，等敌人反应过来，我部队已杀出城外。大部队来到城外安全地带后，立即按预定方案放了一堆火。城里的部队一直故意迷惑敌人，看到信号后，立即行动，也顺利冲出城外。在这次奇袭安边成功之后，牛化东同志作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之一，在分析敌情时有失误。但是在后来的突围战斗中，牛化东同志临危不惧，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终于使部队转危为安，维护了三边地区军事政治形势的稳定。在以后的岁月中，将军曾襟怀坦白地多次提起这件令他难忘的事。
南部山区剿匪
1949年9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银川市，宣告宁夏省解放。组织上任命牛化东同志担任了新建的宁夏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从此，他满怀激情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宁夏解放以后，一小撮反动军官、潜伏特务、惯匪，表面向我军投诚，内心却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恨之入骨。他们错误估计形势，蠢蠢欲动，妄图反攻倒算，矛头直接指向新生的人民政府。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极其反动，而且困兽犹斗，袭击解放军，杀害普通群众，手段非常阴险残忍，破坏性极大，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因此，尽快地、彻底地清剿这伙穷凶极恶的匪徒，就成了当时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首要问题。1949年12月中旬，中共宁夏省委和宁夏军区党委召开会议，部署了宁夏的剿匪工作，决定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由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黄罗斌和参谋长牛化东同志担任正副指挥。
当时宁夏的土匪主要有两股，北部一股是郭栓子，他主要在贺兰山地区活动，人称“贺兰王”。南部的股匪则比较复杂，大小二十多支，计五百余人，以马绍武、张海禄、李成富为首的三股土匪最大，其他小至三五成群，大则一二百人。这三个土匪头子左右着南部山区的匪势，其他土匪多受其指使。这些家伙在宁南地区为非作歹、无所顾忌，甚至偷袭我宁夏军区所属部队达二十六次之多，我军先后伤亡一百七十余人，残害当地人民群众则不计其数。南部山区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山多沟深，地形复杂，信息闭塞，交通不便。此外还有当时溃散的几万马鸿逵官兵，和散失于民间的枪支八千多支。这伙匪徒的活动范围除南部山区的几个县外，还延伸到包括中卫、中宁、盐池、灵武及陕北的定边和甘肃的靖远、环县等地。他们不仅熟悉当地地形，还有各种秘密藏身及联络点，且多善骑和夜间偷袭。这伙匪徒是集蒋马特务、反动军官和反动地主分子于一身的、三位一体的反革命势力，还常常披着“保回保教”的宗教外衣，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其中马绍武曾任同心、海原、固原地区的反共游击队大队长，西北解放后，他自称“小台湾”，公开张贴布告，表示效忠台湾蒋帮，反共到底，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张海禄则在同心、海原一带，纠集散兵游勇，占山为王，声称他们是保回保教的“仁义军”。
剿匪指挥部黄罗斌、牛化东几位领导根据以上匪情，制定了先打南，后打北；先打马，后打张的方案。面对当时的匪情民情，牛化东同志忧国忧民，心急如焚，他旧尘未洗又上征途，奔波在宁夏南部山区剿匪前线。他多次深入匪患区，在当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向广大回汉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精心组织部队作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到1951年4月底，在他和其他几位首长的正确领导下，终于击毙匪首马绍武，活捉张海禄，生擒李成富。随后又消灭了贺兰山地区的惯匪郭栓子（郭永胜）。先后共消灭大小匪特二十四股三千二百余人，其中大小匪首三百人，缴获轻机枪五十挺、长短枪两千五百余支，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其他物资，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全面胜利。从而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威信，促进当地的安定团结，推动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作出了重大贡献。
将军的风采
1954年9月，宁夏、甘肃两省合并，宁夏军区随之撤销，牛化东同志担任了隶属甘肃省军区的银川军分区司令员。这次调整，牛化东同志的职务降低了，但他考虑的是党的工作，依然孜孜以求，勤奋有加，没有任何怨言，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革命本色。1958年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牛化东同志担任了宁夏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4月，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
1960年春，牛化东带着一个工作组来到宁夏南部山区蹲点。当时，正是大刮“浮夸风”的时候，不少地方都在宣传所谓“放卫星”喜讯，大搞吃饭不要钱，大步跨入共产主义的活动。他到公社后，婉言谢绝了公社干部的宴请和安排，坚持要到老乡家里去。当他独自来到一个老乡家时，他怔住了。只见这个农民和家里人穿得破破烂烂，锅里全是野菜，家里一贫如洗。他问当年的收成情况，问粮食到哪里去了，老农沉默不语。于是他又走访了村里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如此。既然粮食丰收了，为什么群众生活还这么苦？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更令他疑惑的是，不管问谁都这样回答：“收成好着哩，生活好着哩，都好着哩。”他问一位公社干部，粮食都到哪里去了？说是藏到山上了；问为什么要藏到山上？说是当地群众的习惯。第二天他带工作组到山上去找，一粒粮食也没找到，他意识到这里面有严重的问题，便找来几个复员军人，启发他们：“你们在部队受党教育多年，革命军人死都不怕，难道还怕说实话？”这时，其中一位突然跪在地上，哭喊一声：“首长，老百姓活得苦啊！”接着他们讲述村里遭受旱灾，颗粒无收，少数干部还在欺上瞒下，甚至欺压百姓，打击敢于向上面反映情况的人。
一向正直的牛化东听了这些事气得脸色发青，浑身发抖。这天晚上，他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让他们饿肚子。可是现在这些不应有的事情发生了，而且让我看到了，此时此刻，我不说话谁说话！他起来点上油灯，一鼓作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天亮后他交给大家传阅，有的人赞成，有的人担心。他明白这些同志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说不定你就会因此犯政治错误，甚至还会给你戴上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帽子而罢官免职。可是牛化东满腔正义，难以容忍这种浮夸作风带来的危害。他想，别说丰衣足食，就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障，再这样下去就会饿死人，会使我们失去民心的！官可以不做，话不能不讲。出于一个共产党人的刚直和对党的无比忠诚，牛化东将调查报告通过宁夏军区党委呈报党中央。不久，总政派人来宁夏调查，情况属实，中央作了批示，给宁夏调来了粮食。乡民们奔走相告，喜不自禁，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
自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至1966年，牛化东同志还兼任宁夏体委主任和党组书记。在此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体育路线，使全区的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很快发展，为宁夏人民争得了很多荣誉，为此，牛化东同志付出了很多心血。
1964年至1983年，牛化东同志一直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任职期间，他积极贯彻党的政协方针，广交党内外朋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认真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推进我区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后来，他虽然年过古稀，仍然像一头革命的老黄牛，对党工作的热情不减当年，真正是“老牛不知夕阳晚，不需扬鞭自奋蹄”，从而赢得了党内外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普遍尊敬和爱戴。宁夏原政协副主席张源同志曾做诗赞誉牛化东同志：“杏绽桃燃艳阳天，牛老带犊勤耕田。三眠春蚕丹心在，尽吐柔丝荐轩辕。”
共产党人的本色
1966年2月，牛化东同志经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1982年享受副兵团级待遇，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离休前，他将家里的公共财物一一清点，全部归还。牛化东同志晚年的生活非常朴素，人称“布衣将军”。他经常替换穿着的是两身深灰和藏蓝色的中山装，家里人要给他缝制新衣服，他总是说：“破的地方缝缝不是很好嘛，旧衣服穿在身上舒服。”他多次给老伴交代，他的后事一定要从简，不要铺张，不要给组织添麻烦，还特意说：“我平常穿啥，到时候你还给我穿啥，不要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