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坚定的政治信念和艰苦的战争岁月，铸就了他坚毅的军人品格。1933年冬天，担任警三旅二团团长的他在战斗中连中两弹，身负重伤。当时缺医少药，伤口恶化，父亲让乡间土医生将自己捆绑在木凳上，嘴里咬了一条湿毛巾，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乡间土医生用盐水清洗了创口，即开刀取出了一颗弹头，另一颗甚深未能取出，伴随父亲终身。直到他临去世的前一天，拍片时弹头仍然清晰可见。
1934年秋，正在疗伤的父亲突遭国民党甘肃行营逮捕，被押往兰州，敌人多次对他严刑拷打，亦终无所获。父亲在狱中得知，这次被捕是由于共产党员曹盛荣在组织一些士兵袭击国民党交通司令马锡武的汽车队时有士兵被抓获，其中一名士兵供述，他们此次行动是受一个姓牛的人指使。后在甘肃地下党的积极努力下，父亲由在兰的陕西同乡将其联名保释。1935年父亲受陕北特委派遣，到国民党陆军第十一旅做兵运工作，出任地下党主要负责人。1939年，父亲率骑十五团开赴抗日前线，经内蒙古伊克昭盟、绥东，到达包头直接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1941年秋，中共三边地委指示父亲消灭陕北地区最大的反动匪帮。接令后，父亲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率部歼灭了这股危害群众、危害根据地的土匪武装，抓获并处决了匪首张廷祥，另一匪首张廷芝脱逃投奔国民党十七军。在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期间，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警三旅旅长贺晋年同志，曾多次亲临十一旅指导该旅地下党的工作，延安保安处的周兴同志也经常派员联络指导。作为国民党陆军十一旅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父亲为十一旅的成功起义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局很快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再次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接到三边地委转来的中央军委指示，要求做好十一旅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随即，他召集地下党组织成员秘密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举行武装起义的各有关事项，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派延安保卫安处葛申同志携带电台来到十一旅协助工作。
1945年10月24日，地下党组织再次秘密开会，传达中央军委决定，商定起义方案。军委决定：一、成立武装起义指挥部，由牛化东同志任总指挥，王子庄任副总指挥；二、由高昆山同志向团、营传达指挥部命令；三、调三营到安边供指挥部机动使用。10月25日拂晓，起义的枪声在预定时间打响。指挥部首先派人扣押了副旅长吴芬、参谋长石佩玖、副官任怀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等人。二团副团长张鼎臣（军统特务）因拒捕被当场击毙。起义部队按照命令迅速占领安边制高点及各要害部门。当日下午，八路军警三旅副旅长吴岱峰、参谋长张文舟率部进入安边县城，国民党陆军十一旅武装起义行动告捷。毛主席在延安接见十一旅旅长曹又参时，称赞十一旅是“火车头”。《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充分肯定了十一旅武装起义的历史功绩。
抗战胜利后，父亲出任八路军新十一旅副旅长。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在彭总、贺总、习仲勋政委的指挥下，带领部队转战陕甘宁。父亲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机智灵活，被同志们誉为“小诸葛”。他参加了保卫三边、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战斗。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大举进攻建立了卓著功勋，受到彭、贺、习首长的表扬。
1949年9月，父亲奉命率三边部队挺进宁夏，投入了解放宁夏的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省）军区成立，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兼任军区司令员，父亲任军区首任参谋长，主抓军事工作。
解放初期，匪患猖獗，散兵游勇肆意劫掠，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四处造谣，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回汉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麻烦。为了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宁夏省委、宁夏（省）军区成立了剿匪总指挥部，父亲任副总指挥，他同军区副司令黄罗斌，独一师师长李治洲一道，亲赴剿匪前线调查研究匪情、说服疏导群众，指挥剿匪部队直捣匪巢。击毙匪首马绍武，活捉匪首张海禄，三擒顽匪李成富，迫使土匪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土崩瓦解，缴械投降。父亲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父亲品德高尚，不计名利，不计个人得失，他的一切出发点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1954年，甘肃、宁夏两省合并，父亲由省军区参谋长（副军职）之职调至甘肃省银川军分区任司令员（正师职），他愉快服从，毫无怨言。他常说：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就没有理由向党伸手。正如三十年前的一篇报道所称赞的，他是“将军的胸怀，士兵的本色”。1958年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父亲又被任命为宁夏军区副司令员，负责组建新的宁夏军区，同时兼任宁夏体委党组书记和主任。父亲在职时，为部队建设和民兵工作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为宁夏的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1965年，父亲率宁夏体育代表团出席第二届全运会时，与贺龙元帅相遇，贺老总亲切地说：“化东啊，你可是一位党内不为名不为利的老同志呀。”
“文革”时期，国内政治形势复杂而混乱，面对“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失常状态，父亲忧心忡忡，他是为党和国家的命运而担忧啊！作为一名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老将军，他忧虑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进退，而是国家的未来，人民的幸福。这不正是他和他的同辈们为之奋斗的初衷吗？虽然中央军委在1966年7月下达了离休命令，但是父亲依然不顾自身安危，利用自己在军队的影响保护干部，他知道这些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坚信这样的不正常的局面总会结束。有一天，原自治区党委书记马玉槐同志从小巷步行到我家，他是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揪斗逃出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相见，两位老人无言相对。能够说什么呢？愤怒的父亲压抑着一腔怒火，用自己的军车将马玉槐同志亲自送往军区招待所保护起来。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自己也未能躲过这场“劫难”。1968年6月，造反派给父亲戴上一顶“刘少奇、邓小平安插在宁夏的第二套班子的二号头目”的大帽子。我们家被抄了。6月2日，正在医院治病的父亲被造反派强行抓走，不知去向。后来得知，他和刘震环同志（原自治区党委常委）一起被关押在银川中山公园的一间小平房里。十年浩劫中，父亲被关押、审查达四五年之久，使他身心备受摧残，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强信念和矢志不渝的追求。专案组把父亲两次在国民党监狱坐牢的经历视为突破口，迫其承认“叛变自首”，企图将他定性为“叛徒”，遭到父亲的严词拒绝。在困境中，他挥毫写诗一首“忠心革命四五春，奸徒污我成罪人；雄文四卷壮胆气，满怀信心迎朝阳。”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壮阔胸怀和凛然正气。
1976年10月，七十高龄的父亲再度出山，担任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他不顾年迈的身体经常深入农村工矿搞调研，实地了解群众疾苦，为改革开放进言献策。1982年，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晋升他为副兵团级，他谦虚地说：“我给党和人民作的贡献太小了。”父亲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学习的一生，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坚持每天看书看报，或者研习书法。
1995年11月2日，父亲走完了他八十九岁的人生历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一生为党和人民所作的贡献将长存于世，他疾恶如仇，热爱人民，关心同志的高贵品质将永远激励着后人。父亲逝世后，在京的习仲勋、马文瑞、贺晋年等老领导老战友发来了唁电，宁夏党政军主要领导和许多群众到家吊唁，追悼会上，不少同志失声痛哭。挽联上书：“卫国兴宁，忠贞不渝；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十六个字概括了父亲的一生。父亲虽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品德永远存留在我们心间，激励着我们为国家强盛、民族繁荣而不懈努力。
2006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