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康熙过从甚密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这样描述康熙的生活用度：从康熙皇帝可以任意地支配无数的财宝来看，由于他的国家辽阔而富饶，他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然而，康熙皇帝本人的生活是简单而朴素的，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实际上像康熙皇帝这样闻名天下的皇帝，吃的应该是山珍海味，用的应该是适应中国风俗的金银器皿。可是康熙皇帝满足于最普通的食物，绝不追求特殊的美味；而且他吃得很少，在饮食上从未看到他有丝毫铺张浪费的情况……冬天，他穿的是用两三张黑貂皮和普通貂皮缝制的皮袍……此外就是用非常粗糙的丝织品缝制的御衣……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他常常穿一件羊毛呢绒外套，这种外套在中国被认为是一般的服装。在夏季，有时看到他穿用荨麻布做的上衣，荨麻布也是老百姓家中常用的东西。除了举行仪式的日子外，从他的装束上能够看到的唯一奢华的东西，就是在夏天他的帽檐上镶一颗大珍珠。这是满族人的生活习惯。
据载，康熙二十九年宫中用度，木柴七八万斤、红螺炭百余万斤，而明代分别为二千六百万斤和一千二百万斤。
康熙四十九年理藩院接待外藩宾客费用从八十万两减至八万两。康熙末年，光禄寺吃食钱粮（宫中饭费）每月最少只有六七百两，最多不超过四千两。自古以来，特别是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没有一个君主帝王，有如康熙这样的大胸怀、大气魄、大手笔，有如康熙这样身体力行地尊崇“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尚俭爱民的信条，这正是康熙身上凤之锐气。
与蠲免同时，康熙大刀阔斧地进行赋役改革。为了均平赋役、防止舞弊、减约征收，真正减轻人民负担，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康熙摸索着先后实行了各种办法。
康熙二十六年，颁布《简明赋役全书》，书中只载切要专案，赋役数目删去奇零尾数，使人一目了然，蠹吏难于作弊。
在赋役征收上，最初沿用顺治易知由单（纳税通知单），提前明示小民应纳税粮多少，以防官吏私派。后因官吏指称印费勒民，于康熙二十七年停止刊刻。翌年，将分限征收钱粮的二联限票（串票）改为三联限票（串票）。原来清朝将税户实征钱粮按月分为十限，起征日发给限票，完纳一限截一票，未截，按数催追。限票分两联，官印钤中，官民各执其半。奸吏征收时常常借称核对，将纳户一联强留不给，以完作欠，以多作少，贪污舞弊。而三联限票一存州县，一付差役，一给纳户执照。纳户完纳后若不给票，“许民间首告，以监守自盗论”。康熙三十九年又实行征粮滚单法，每十户五户合制一单，上列户名田地应纳钱粮，分为十限发给甲首，由甲首开始依次滚催，自封投柜，“停搁不完不缴者严惩”，完全利用保甲连坐督催赋役，官吏无从插手，无法私派。此外还有按田亩征收的“顺庄编里法”（又名“均平里甲法”）、一条鞭征收的“总征通解法”等。
以上这些被后人概括为“催科四法”——“以分限（分期征收）之法纾民力；以轮催（滚单）之法免追呼；以印票（三联印票）之法征民信；以亲输之法（自封投柜）防中饱”，在恢复社会生产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康熙更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他说：“今海内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都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另造清册题报。”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固定了全国丁银总额，使小农负担相对稳定，减少了逃亡。唯有盛世，方有此盛举，这是康熙所自诩的。康熙或许没有想到，唯有此盛举，方有新的盛世。一个人，他只是按照客观为他规定的轨道前行。如果他的轨道代表了蓬勃向上的趋势，如果他的轨道碰巧与历史前进的潮流偶合，如果他是站在国家民族的前面，其产生的巨大合力，其被合力推动走向的新目标，足以使人拍案惊奇！
这正是龙凤交融的结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为近一步的赋役改革——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准备了前提条件。
“摊丁入亩”，将丁银摊入地亩征收，使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以人丁地亩作为双重征税标准的赋役制度，变成以地亩作为单一征税标准的赋役制度。这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减少了户口隐漏，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国家不再重视对人口的控制，农民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之上，大量剩余劳力可以流动，可以经商、从事手工业……千年的封建基石松动了。三藩叛平、台湾归附、天下底定之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康熙以南巡诏告全国，二十六日起程首次南巡。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六次南巡。
康熙南巡，少有他的后代乾隆下江南时那样的奢靡豪侈、那样多风流轶事的传闻。康熙南巡，除了察吏安民以外，首要目的是治河。
中国是典型的大河流域文明古国，中国璀璨的远古文明，中国专制君主制的发展道路，几乎都与大河流域的客观条件、与统一治河的主观努力有关。而远古文明、专制君主制的发展，又反过来破坏了它们的基础——大河。统治阶级对人力物力杀鸡取卵般的疯狂索取，统治阶级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频繁战争，使千里的森林草原、万里的良田美壤变成焦土；使人烟稠密的城市、村庄变为鬼域；使田地为荒，水利废圮；使成千上万的精壮劳力被戮，虎口余生的妇女老幼被驱入流民的行列，人们丧失了防御、抵抗、补救天灾的能力，大量逃往深山僻壤，伐木烧荒。以至水土不断流失，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以至大河上游的森林覆盖面积逐年缩小，裸露出来的疏松黄土抵抗不了激流的冲刷，纷纷塌落，加入了滔滔洪水；以至大河变成了黄河。
一石水，六斗泥，黄河的含沙量在低水期为百分之零点二八，在洪水期为百分之四十五，比世界其他河流中含沙量最高的多瑙河约高出三倍。黄河一日的输沙量在低水期为六万四千立方米，在高水期为三千一百万立方米，可以填满三个紫禁城，一年输沙量达二十二亿吨。这挟亿万吨泥沙的黄龙，从万丈雪原上咆哮奔腾而出，一泻千里。过河南孟津以后，水势骤然变缓，水中所含泥沙十有八九沉淀在汜水东、利津西的千里河槽之中。人为防洪，两岸加堤，水长堤高，黄河竟成了一条世间罕见的地上悬河。“轻者决口，重者改道，汩汩洪流，为祸无穷”，它最终无底无岸，成了一匹无羁的野马，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践踏在无穷无尽的水患之中，以宣泄自己野性的疯狂。
明清战争之际，河患无人问及，灾情更重。“濒河之县，田土尽湮。各地方协济河工，一束之草，赔银数钱，征调繁兴，侵挪万状，河夫工食不能时给，物力已竭，绩用未成，中原重地人民苦累，半由于此。”康熙元年至十六年黄河大的决口达六十七次。“河患孔棘，黄水倒灌，高堰溃决，黄淮合并东下，淮扬大困，州县所在告灾”。同时，每年供运官俸兵饷四百万石漕粮的数千艘粮船漕运受阻，京师“危急异常”，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
康熙亲政之初，将河务、漕运与三藩并列为三件大事，书于宫中柱上。他时时研读河防诸书，每告水患，便派人巡视河工，命河督将河工及特别是险工决口之处绘图以进，深入探讨，力图全局在胸。后来他曾说：“从古治河之法，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
文明之始，为治洪水，“茫茫禹迹，遍于九州”，以至凤凰来仪；封建末世，却因东来之凤，使老迈之龙回光返照，重振大禹之功。
康熙首次南巡视河，先至泰山。他步行四十里，登上泰山绝顶。一览俯伏脚下的众山，临眺广袤无际的九州。他胸中升起什么样的感觉呢？
《康熙起居注》载，昔汉武登临泰山，无风雨灾，《汉书》记之以为盛事，“今我皇上省方所及，名山望幸，登临上下。天色晴霁，和气四塞，百灵效顺，神人胥悦，过于嵩呼万岁者远矣”。
康熙援笔豪书“普照乾坤”四字。天章辉耀，翰彩飞动，他不是同时体现出凤的精神和龙的气概吗？康熙之所以南巡，是因他认为自己“未曾亲历河上，其河势之汹涌泛漫，堤岸之远近高下，不能了然”。到了高家堰等险工之地，康熙黎明即率扈从数十骑登岸，冒凛冽的寒风，沿堤详勘地势、相度情形，对河工要害，一一细为咨询，一日往返百余里。而后与河臣讨论和制定治河方案。
康熙所倚重的河臣名靳辅，原为安徽巡抚，康熙十六年出任河道总督。他“遍历河干，广谘博询”，“无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行者，莫不虚心采择，以期得当”。他发现并重用了优秀水利专家陈潢作为自己的幕宾，协助治河。二人贯彻康熙“务为一劳永逸之计”的谕旨，批驳了只知保漕、不知治黄；只看下游、不看上游的观点，提出“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方针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挑浚清口”、修高堰坦坡、减水坝、中河等具体办法。“不避寒暑，无分昼夜，与大工为始终者十年如一日”。
康熙给了他们极大的支援和信任。首次南巡回銮，靳辅本应依例送驾，康熙却对他说：“送朕事小，河道关系重大，料理河工要紧。尔不必远送。”“尔随朕行走多日，朕的心事尔亦知道了，尔的心事朕亦知道了。”
河工浩大，水情复杂，灾患积重难返，受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治河短期内难见成效。靳辅等不断遭到各方面的掣肘和反对。具体技术上的分歧和争论，演化成了激烈的人身攻击。左都御史魏象枢冷嘲热讽：“河臣动用钱粮二百余万为一劳永逸之计……今所谓一劳永逸者安在？”安徽按察使于成龙指责靳辅“事事贪黩”，“江南百姓欲食伊之肉”，实乃“罪不胜诛”。
康熙却不因言废事废人，反而曲意安慰靳辅：“尔数年以来，修治河工，卓有成效，黾勉尽力，朕已悉知。此后当益加勉励，早告成功，使百姓各安旧业，庶不负朕委任至意。”接着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尔僚属中谁较清廉啊？”
靳辅正言答道：“清廉二字，人所难能。为大吏者必洁己率属，然后可以责人。臣便做不到这一点。臣起家寒微，蒙皇上畀以河督之职，河工浩繁，员役众多，其中赏赉激劝，使之奔走，不无费用。即臣衣食所资，衣皆仰托皇恩，举家温饱。若古人一介不取，一介不与，远愧不能。臣自揣如此，何敢保属下清廉，以欺圣明？”
康熙朗声大笑：“此话正见汝不欺朕耳。”后靳辅死，于成龙任河督，仍袭靳辅治河之法。康熙不无调侃地问道：“你过去曾面奏减水坝宜塞不宜开，如今你看减水坝果然应该塞吗？”于成龙奏道：“臣彼时妄言，减水坝果然不该塞。”“你过去劾靳辅靡费钱财，并未尽心修筑河工，如今你看怎么样啊？”“臣今亦照靳辅所修而行……”“既如此，你为何不明白陈奏过去你所奏之非，靳辅所行之是呢？排陷他人则易，身任总河则难，这不是明验了吗？”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平准战争结束。三十七年，康熙研究和总结了靳辅等河臣多年的治河经验，形成了新的治河思想：“上流既理，则下流自治。”而治理上流的关键在于解决黄水倒灌运河的问题，设计了“闭六坝以束淮敌黄，通海口以引黄归海”。三十八年，康熙第三次南巡具体部署后，开始亲理河工。除了四、五、六次南巡，亲临现场指挥外，康熙更以京畿永定河的治理作为试验，以“永定河虽小，仿佛黄河”，试验成功，即向黄河推广，他曾说：“今永定河修筑之法甚善，河身直，河底深，所以淤泥尽皆冲刷，今治黄河亦用此法为有益。”
康熙四十二年，治河显效，“海口大通，河底日深，去路甚速，淮水畅出。黄水绝倒灌之虞，下河等处洼下之区，俱得田禾丰收，居民安晏”。
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以后，康熙又下令开放海禁，允许内迁之民回原籍生息，允许闽粤商人出洋贸易，允许外商在国内设馆经商。并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口海关与外国通商，进出口贸易空前活跃，仅苏州一地每年出海贸易的船只即达千余。
康熙三十九年，康熙下令将班匠银陆续纳入地亩征收，结束了工匠劳役制。与此同时，康熙取消或放松了对手工业的诸多限制。织户拥有织机可超百张，民间可采铜铁矿，炼铜煮盐亦允许私营和官督商办。
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中国传统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也是最后的太平盛世——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