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慈禧的政治生涯与“垂帘听政”紧密相连。第一次垂帘是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十二年（1861年—1873年），计十三年；第二次垂帘是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874年—1889年），计十五年；第三次垂帘是光绪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1898年—1908年），计十年。慈禧统治中国的四十八年中，有三十八年垂帘听政，另外十年号称“还政”，但重大决策仍是由她做主，实则是不垂帘的垂帘。
慈禧登上其主宰晚清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治舞台，始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第一次垂帘听政。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慈禧随咸丰帝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这一年，清王朝迭遭巨变。英法联军先后两次劫掠、火烧圆明园，劫掠、火烧清漪、静明、静宜三园；留守的恭亲王奕訢被迫与英法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又被沙俄以“调停有功”勒索、掠夺了东北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太平天国再破江南大营，进军富庶的江苏、浙江，直逼上海。三十一岁的咸丰有家难归，病入膏肓，不久辞世。
当时，唯一的皇子亦即唯一可继承大统的载淳只有六岁；皇后钮钴禄氏亦即后来的慈安只有二十五岁；载淳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亦即后来的慈禧只有二十七岁。咸丰临终口授遗嘱，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肃顺、六额驸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一切政务。并将两枚随身印章——一枚文曰“御赏”，赐给皇后；一枚文曰“同道堂”，赐给嗣皇帝载淳，由懿贵妃保管。两印为嗣皇帝下达诏旨的符信，“御赏”印盖起首之处，为印起；“同道堂”印盖结尾之处，为印讫。只有同盖这两方印，谕旨方为有效。
应该说，咸丰如此安排，是费尽心思的。载淳六岁继位，必须有人辅佐。咸丰先祖幼年即位的有顺治帝福临（时六岁）和康熙帝玄烨（时八岁）。前者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为摄政王；后者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四大臣。然先是多尔衮专政，后是鳌拜揽权，两者都经历了皇权下移的险境。有鉴于此，咸丰指定的赞襄政务大臣多达八位，使之互相牵制之外，又以两方象征皇权的印章授予皇后、贵妃特别的最后裁决权，使她们能够在关键时刻自保并保护幼帝。后人评说，咸丰设计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是仓促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两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缺了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而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
咸丰死后，皇后钮钴禄氏及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分别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与“圣母皇太后”，俗称“东太后”、“西太后”。然咸丰遗诏尚在、尸骨未寒，他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便在两宫皇太后与奕訢合谋策动的“辛酉政变”重击下碎成了齑粉。
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中，肃顺最得咸丰的赏识和信任。肃顺是同为赞襄政务大臣的郑亲王端华的异母兄弟。《近代名人小传》中说他年轻时状貌魁梧、眉目耸拔，终日斗鸡走狗，无所事事。一次寒冬时节，他翻穿皮袄，牵狗逛街。人责他像什么样子，他大大咧咧地答称“无赖”，“因无所赖，所以无赖”。后因人保举，以闲散宗室得官。咸丰即位时，他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四品京官，后步步升迁，成为身兼数任的权臣。史载他豪放不羁、仗义疏财，“习知京师五城诸坊利弊，最喜结交汉人”，“座客常满，樽酒不空”，“家虽不裕，挥霍不少吝”。且机敏勤快，记忆力超常，“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句”。他所主张的“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颇合咸丰“以猛济宽”之意。在咸丰除弊拯衰、屡兴大狱（如杀军机大臣、大学士、一品大员柏葰等五人，惩处九十多人的戊午科场案；先后惩处数百人的“钞票舞弊案”等）的施政中，在咸丰以不甘屈服的强硬态度与外国列强的交往中，他忠实秉承咸丰旨意，不畏怨谤、勇于任事。但他又恃宠而骄，飞扬跋扈，气势凌人。所谓“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慎”，以他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没有把小皇帝和两位年轻太后放在眼里，这便犯了凌驾皇权之上的大忌。
咸丰帝临终对谕旨如何拟定、呈览、修改、颁发等未作具体规定，从而为八大臣留下了揽政篡权的难得机会。据载，其时诏旨皆出自载垣、端华、肃顺之意，“口授军机处行之，多未进呈御览，中外遑遑”。肃顺等甚至明目张胆地提出：“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也就是说，奏章一律不进呈皇太后览阅；皇帝谕旨由大臣拟定，皇太后只管钤印盖章，无权更改谕旨内容。这样，两宫皇太后就成了木偶式的盖章工具。发布谕旨，即是行使皇权。两宫皇太后坚决驳回了他们的奏章，明确指出，代表皇帝皇权的她们拥有拟定谕旨的授意权，章奏及所拟谕旨的审阅、批览、否决、修改和钤印颁发权，这是不可退让的原则问题。双方剑拔弩张，僵持不下，“议四日”，最后，八大臣无奈让步，两宫皇太后取得第一回合的胜利。两宫皇太后于其中刻骨铭心地感到皇权旁落的危机和受人欺凌的险境，初步意识到必须扳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
此时，得恭亲王奕訢一党奥援的御史董元醇上疏，提出“皇上冲龄未能亲政，天步方艰，军国事重，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以系人心”。其中实际包含两个内容：第一是皇太后“权理朝政，左右并不得干预”；第二是八大臣皆远支宗室，应另简近支亲王参与辅政。两宫得此奏章，喜出望外。翌日，召见八大臣，命即照董元醇所奏行。肃顺等勃然抗论，坚决反对。退下后，以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命军机处拟旨痛驳，然后将董折及所拟谕旨一同交上去。两宫皇太后看后十分气愤，将所拟谕旨留中不发，企图回京后再做处理。但八大臣不依不饶，甚至不顾后果，以全员“搁车”躺倒罢工的办法要挟两宫皇太后。两宫皇太后无奈，只得暂时容忍，将董折及所拟谕旨同时下发。八大臣遂“照常办事，言笑如初”，甚至弹冠相庆。八大臣取得第二回合的胜利。但他们没有想到其中酝酿着危机与大祸，这是他们与皇权的较量，等于拿着鸡蛋碰石头，等于为慈禧后来对他们进行治罪提供了口实。而两宫皇太后也正因此一回合，真切看清了这场斗争“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从而下定了铲除八大臣的最后决心。
据说，两宫皇太后行苦肉计，借故将慈禧心腹太监安德海杖责，“罚”回京师，与恭亲王奕訢联络。奕訢奔丧热河，叩拜咸丰梓宫（灵柩）。排除八大臣种种阻挠后，叔嫂得以相见。两宫皇太后泣诉肃顺等侵侮情状，与恭亲王奕訢联合起来，秘密商定铲除八大臣之策。而后，奕訢先行回京布置，拉拢争取了掌握京畿与直鲁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两宫皇太后则“以减其劳”为名，解除了载垣领禁卫军的兵权，力排肃顺等的阻拦，下令回銮京师。两宫皇太后携幼帝载淳，由载垣、端华扈从，抄近道回銮北京。咸丰帝灵柩则由肃顺护送从大路进京。在恭亲王奕訢的策划下，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上书两宫皇太后，指出，“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逾，逾则弊生”，所谓“赞襄”是“佐助”，而非“主持”。八大臣“赞襄政务”两月以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议定，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因，能无后患”？他们列举前朝帝幼而女主临朝之例，称“目前最可忧者”是“大权无所专属以致人心惊疑”，而吁请两宫皇太后临朝听政，至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仍循向来军机大臣承旨旧制或量为变通，云云。统带重兵的钦差大臣胜保亦奏请“简近支亲王辅政，以防权奸之专擅”。内外文武兼备，造成臣工共请皇太后听政之势。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日，胜保派亲兵接应两宫皇太后一行抵京进宫，当天即与奕訢会面秘商。决定首先诏解赞襄八大臣之任，尔后逮捕治罪，并拟定了新的中枢机构——两宫皇太后临朝听政，奕訢为议政王，桂良、文祥、沈兆霖、宝鋆、曹毓英等人任军机大臣。翌日黎明，载垣、端华刚踏入宫门，就被事先埋伏两旁的侍卫逮捕。时肃顺扶柩抵密云，入驻驿馆。逮者到，砸开大门冲入，肃顺正于卧室拥两妾卧，咆哮詈骂，逮者又砸开卧室之门，将肃顺抓捕到案。论者以为，肃顺仅迟数日到京，如待他到后再动手，恐怕就不大容易了。然两宫皇太后车驾一到即下诏，办理神速，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中外皆始料不及。随后，任命了新组成的军机处，宣布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大逆不道之罪，主要有：擅权揽政；目无君上、法纪；抗拒皇太后；反对垂帘听政；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各国等。当即赐载垣、端华自缢，将肃顺斩首，景寿等五人分别被罢黜或遣戍。而后，载淳正式即位登基。以次年为同治元年。上“母后皇太后”尊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皇太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这一年是辛酉年，故这一事变史称“辛酉政变”。辛酉政变，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执政大权的宫廷政变，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皇太后正式垂帘听政，也是慈禧本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从此，她逐步掌握了实权，不但使以后的四十八年没有再现皇权危机，而且依靠议政王、军机大臣奕訢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地主武装并实行“借师助剿”之策，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苗民、回民起事；一方面采用洋务派“求强”、“求富”的方针，支持开办新式工业，训练新式海军、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牵制洋务派，以加强中央集权，使清王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实现了所谓“同光中兴”。
人们通常认为，咸丰十一年的辛酉政变是慈禧主谋或与奕訢合谋策动的。但有史家怀疑，这场政变的主谋并非慈禧，而是其时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的奕訢集团。
奕訢（1833年—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第六子，封恭亲王。参与辛酉政变，同治元年（1862年）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后被慈禧等排挤出军机处。于光绪年间甲午战争时再次起用，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病故。因倡洋务、办外交，绰号“鬼子六”。
咸丰重病在身，却一直拒绝留守京师、身负重任的皇弟恭亲王奕訢前往探望；咸丰临终指定的赞襄政务大臣多达八位，却没有关系最近、最亲，在北京独撑残局的皇弟恭亲王奕訢，这都引起了时人和后来史家的猜测、探究。
咸丰与奕訢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咸丰生母是道光帝的孝全皇后。孝全皇后在咸丰十岁之时突然故去。咸丰丧母以后，道光帝将他交给奕訢生母静皇贵妃抚养。史载，静皇贵妃“舍其子乳文宗，故文宗与奕訢如亲兄弟”。咸丰比奕訢大两岁，兄弟俩年龄相仿，自幼朝夕相处、一同长大，亲密无间。他们曾共创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演练给皇父道光看，道光大悦，亲赐“棣华协力”、“宝锷宣威”之名。咸丰慈孝仁爱，奕訢聪慧有才。传说，道光晚年立储之时，曾在二人之间有过犹豫。野史更载，咸丰用其师杜受田之计，不与奕訢较赛才华、能力和知识，只在道光面前示以不忍之心、孺慕之诚，使道光在感动感慨之余，最终还是选择了仁孝两全的咸丰，而破例在遗诏中封奕訢为亲王。一些人就此认定，清末有“贤王”之称的奕訢未能当上皇帝是道光的失误。
咸丰无能且兄弟阋墙，在内外交困中消极颓废、酒色戕身、过早辞世，给野心勃勃的慈禧制造了独揽大权的机会，致使清朝走向灭亡。这种传说并不可靠。事实上，咸丰的才华、能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均较奕訢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德人品更远胜奕訢，即位前期甚至赢得了“小尧舜”的褒称。
咸丰即位之初，非常偏爱和重用奕訢。清制亲王不准任军机大臣，“恐其恃宠而骄”、“渐开专擅之端”，咸丰打破祖制，命奕訢在军机处行走，时奕訢才二十岁。但奕訢果然“恃宠而骄”、恃才傲物，引起咸丰不快。最终在其母封号问题上，兄弟关系出现了裂痕。奕訢生母静皇贵妃自认养育咸丰有功，不满足于康慈皇贵太妃的尊号，朝思暮想欲封皇太后；奕訢也企图通过生母封为皇太后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这实是犯忌之事。不说皇权不宜平添掣肘，祖制也从无嗣皇帝尊养母为太后的先例，故咸丰迟迟不肯松口。
晚清王闿运《祺祥故事》对此有如下记载：
咸丰即位之初，尊静皇贵妃为康慈皇贵太妃。奕言斤则频以封皇太后言之，咸丰默然不应。一次，太妃有疾，咸丰前去问安。太妃正向内而卧，见床前影，以为是恭王。即道：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与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咸丰知她错了，遂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首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又一日，咸丰来探病，遇奕言斤自内出，于是问奕言斤太妃怎样了。奕言斤跪泣道：不行了，意待封号而瞑目。咸丰说：哦，哦。奕言斤遂径至军机处传旨令册礼上尊号。
据实录记载，咸丰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时，她确已染病，奕訢借此要求、或竟迫使咸丰上太后尊号，有一定的可能。但康慈皇太后七日后方去世，太后尊号至少不是在其病危弥留之际所上。后咸丰大为减省太后丧仪，说明尽管他怀念、敬爱康慈如同生母，尊封太后却不是他的本意。在将康慈梓宫安置好后，咸丰恼怒地发布上谕，撤了奕訢一切要职，命他在上书房读书思过。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时，清廷实际形成了两派。一派是热河以咸丰和他周围肃顺等人为代表的强硬派；一派是北京以奕訢、桂良等人为代表的现实派。所谓强硬派的“强硬”是可悲可悯的，毋宁称之为“顽固”。咸丰战场上败了，被迫接受了城下之盟，但他不能放下天朝大国之尊的架子，不能与各国夷酋同居一城，不能接受蛮夷的所谓国书。因此在各国夷酋尚有驻京、尚未言明拒其递交所谓国书的情况下，不能回銮京师，以免夷人再来挟制，又致出京。肃顺等积极拥护咸丰的决定，为解其闷，并召升平署人员分批到避暑山庄承差唱戏。其更有一深意所在，不回銮，即为他们排除异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创造了条件。留守京城的奕訢、桂良等王公大臣则希望咸丰尽快还宫，以定人心，并摆脱肃顺等人的控制。咸丰一再推迟回銮时间，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纷纷上疏痛劾端华、肃顺等“茔惑”皇上。肃顺等则针锋相对，攻击留守京城的恭王等人借助洋人势力挟制朝廷，欲图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