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藩镇割据时代大潮前列的是安史旧部。在安史之乱末期，以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等为代表的安史旧部依然手握重兵，他们看到“安史”气数已尽，就利用手里还有军队这一优势，纷纷打起了反正降唐的牌。而此时的唐朝政府，也已经无力征讨这些叛军余孽，趁此机会招降叛党，是他们重归大统，落个两边都安宁，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有了“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的一幕，广德元年（763），也就是唐代宗即位的第二年，他就以赏功为名，任命李怀仙为平卢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让他们分统安史旧地。在这次交易中，河北的安史旧部是最大的赢家，他们不但得到了弃暗投明的名声，还在实际上保住了自己在河北的实力，依然重兵在手，独揽地方军、政、财大权，而且这种状态在实际上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承认；唐朝政府的这步棋走的却很有些阿Q的味道，河北地区实际的独立状态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在名义上又重新回到了帝国的怀抱，满足了一下帝国统一的虚荣心。就这样，这些藩镇名为唐朝藩臣，实则处于独立状态，成为了日后实力最为强大的“河朔三镇”。
令唐朝政府不曾想到的是，对安史旧部这种姑息养奸的作法，给了还在迷途之中的关中、江淮的藩镇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他们紧随河北藩镇之后，走上了割据的道路。节度使初建时一般都设在边远冲要地区，安史乱起，为了当时军事形势的需要，唐廷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使中原地区也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等大小军镇，军镇制度便扩展到黄河以南及江淮地带，后又发展到全国各地军镇。《新唐书·兵志》说“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藩镇”，除了国门以外的土地都被分割到一个个军镇之下，可见藩镇割据数量之多，问题之严重。这些藩镇在安史之乱结束以后都被保留下来，唐朝政府的这种做法除了它没有勒令藩镇交出兵权的无奈之外，也许更有深层次的考虑，即在河北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保留大部分的藩镇用来平衡局势，毕竟这时统治者的心腹大患是河北问题，而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无论是代宗还是德宗，都采取了“以藩镇制藩镇”的策略。
而这些新兴的节度使们更是深知自己的尴尬地位，他们是在平叛的过程中，凭借手中的军权而上位的，也许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忠诚于唐朝政府的，但是一旦坐上了节度使的宝座，他们便同河北藩镇走上了同一起跑线，甚至面对的问题比河北还多。他们一方面肩负着压制河北的任务，另一方面却也同河北一样有着被中央消灭的危机。为了保住自己地方老大的位置，这些新兴的节度使无一例外地开始了大张旗鼓地扩军行动，因为他们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军队是藩镇的核心，只有拥用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使自己在中央政权面前更有底气，在早晚会来的削藩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拥兵自保的心态，从他们大量使用地方的民兵中可以得到验证。民兵没有节度使手下那些毕生都在行伍中度过的正规军训练有素，甚至在本藩镇之外作战的无能是有名的，但他们费用低，能够很快地被动员起来，守卫自己的领土时却打得很顽强。在保卫节度使的老巢方面，他们是一支足以依靠的队伍。
在节度使支庞大的正规军中，他们还极力培养一支可以为自己出死力的精锐部队——牙军，他们“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是藩镇与中央抗衡的主要工具。牙军主要集结地在镇治之州，能够镇压境内的任何反对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牙军是藩镇唯一具有强大打击力量的军队。牙军的核心是亲卫军精英集团，负责节度使的安全，同时无疑地也被用作保卫节度使驻节之地的总的安全力量，在更好战和更独立的节度使麾下，这种军队通常称牙内军，他们常常由以下几种有特殊地位的士兵组成：从节度使私囊出资维持的私人士兵；名义上的养子，为节度使效劳并随他从一地调到另一地的侍从。由于精英侍卫都是节度使的贴身保镖，他们在地方的政治中常起关键性的作用。但讽刺的是，也正是因为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变易主帅，如同儿戏”。所以，唐朝的藩镇之乱，除了藩镇与中央的对抗外，还有藩镇内将校之间、将校与牙兵之间的相互厮杀，为大唐乱世这道大餐添加了几道配菜。
藩镇的其余军队则驻守在州县的治地和其他战略要地。它们被恰当地称为“外镇”，其部署取决于不同的情况：本镇的地方防务（特别在自治的和边境的藩镇）；境内的安全；对资源和收入的控制（如对商业中心和盐池）。这些外镇军的规模差别很大，从数百人至数千人。
前面说过，早在天宝年间，节度使就已经兼任辖区内负责军需调度的度支使、管理屯田事务的营田使、所在道负责监察的采访使，集地方军、政、财、监大权于一身。新兴的节度使们也拥有这种权利，他们是地方的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兼任度支使和营田使之职，专擅财权，甚至不向国家缴纳赋税，在为数众多的藩镇之中，除了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藩镇大多依旧服从中央政府，向中央缴纳赋税以外，在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一带的藩镇，则“征赋所入，尽留赡军，贯缗尺帛，不入王府”。据元和三年（807）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统计，山东、河北、河南的15道、71州之地，长期沦于藩镇，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二分之一的仓储谷物，为藩镇所霸占。唐政府每年的财政来源，仅靠浙江、宣州、歙州、淮南、江西、鄂州、岳州、福建、湖南等8道、49州的赋税，入不敷出。对于要维持地方独立的节度使来说，拥有地方的财政大权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在满足自身贪欲的同时，供养庞大的军队。
有了军事和经济上的保证，新兴节度使们可以向他们的老大哥——河朔看齐了，专横跋扈，割据称雄。在自己的辖区内，对自己的行政人员和军官，节度使实际上拥有任命全权。这意味着这类人员取得官职的途径不同于和独立于中央吏部任用的人员。吏部重视出身，有相当明确的界限，即靠贵族门第、荫庇、科举中式或从胥吏工作提升而取得当官资格，而在各镇任职的人员来源的界限则远为不清和多样化。这类人包括未中举或者虽中举但未得到职事官的文人、转搞行政专业的军人和社会出身低贱但有一定程度的文才足以胜任一般行政工作的人。事实上，在这些藩镇当局下的晋升在唐朝后半期成为社会人才流动的最重要的途径，因为这时许多以前没有当官机会的人能取得官员的地位而升入各级行政机构之中。这样，在地方上，州县组织和藩镇的行政组织这两类平行机构不但在它们基本的政治和行政归属方面，而且在总的社会成分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根据中央政府的观点，那些通过藩镇非正式任用而进入仕途的人不全是正式官员，按理说依然是属于“流外”官，并对他们的提升和任期作了种种限制，试图在他们和有正式资格的官员之间保持一条严格的界线。但实际上与正式的地方官员相比，在藩镇机构中任职的官员人数更多，待遇更高，由此可以想象地方当局掌握的财政资源有多少了。除了自置官吏以外，节度使们还擅定留后，父死子继。
就这样，在唐德宗的万里江山上，“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重兵”，形成了复杂的割据局面。为了中兴大唐，削藩势在必行，而成为导火索的，就是中央政府最不能容忍的节度使世袭，于是就有了后面德宗强势出击，否定世袭的故事。
李唐一朝的宦官专权
宦官俑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因为皇室的特殊需要，所以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有那么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因为特殊的生理结构，所以能够自由穿梭于皇家禁苑，并能够随时服侍在皇帝和众多妃嫔左右，而不用考虑男女大防、授受不亲；他们说话尖细，油头粉面，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宫廷宦海中沉浮自如。他们因自小便服侍皇帝左右，善于揣摩皇帝心思，对皇帝百依百顺甚至是媚态十足，深得皇帝喜爱；他们对下凭借能够最接近皇帝的特权，狐假虎威、趾高气昂。他们便是充斥在封建后宫中除了皇帝以及他的妃嫔奴婢之外的第三类人，他们有一个至今让人不齿却饶有兴趣的俗称：太监。
据考证，其实宦官也并不是只有古代中国才有，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等国都曾在宫廷中大量使用宦官，亚洲大多数国家也曾使用宦官。但是中国宦官的历史是最早也是最长的，据说早在商朝周朝时，宦官就已经存在了。当时，宦官被称为“寺人”、“奄人”，只是泛指经过特殊处理的服侍王室的奴隶。秦汉以后，开始统称君主身旁的阉人为宦官。不过那时充当宦官的并非都是阉人。凡是得宠于君主，并在君主周围做事的官员，都称宦官。直到东汉，宦官才成为阉人的专有名词。
但要单论起中国的太监历史，又独独不能漏掉这个太监权势最最膨胀的大唐帝国。当历史的脚步跨入到唐朝后期，宦官的权势得到了最高度的膨胀，他们不但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更有甚者，连堂堂大唐王朝继嗣的废立也被他们所掌控，致使皇帝也无可奈何。唐文宗曾经无比伤感的自我调侃到，自己连历史上受制于诸侯和权臣的周赧王、汉献帝也不如，他们毕竟是掌握在还算有些权谋的臣子手中，自己却是受制在家养的奴婢手中，何等悲惨？宦官本该是依附皇帝而存在的奴婢，他们本应老老实实的照顾皇帝的生活起居，服侍后宫的妃嫔佳丽。现在可好，他们不但越权管理王朝的最重要的禁卫部队，甚至还将本该上天钦定的“圣上”即位也要横加插上一脚。据统计，自唐宪宗以后的10个皇帝，有7个是宦官立的。事实上，早在太监出现的那一日开始，皇帝对他们的存在已经早已有所提防。因此对于他们的行动等出台了众多的规章条例，其中最重要也是最为皇帝所忌讳的一条便是，禁止太监干预朝政。因此，唐代宦官的嚣张，要搁在别的朝代，本已罪当该诛，况且这泱泱大国的王储废立，其实被这样一群家奴所操纵。可是，实际上，这样的事实，在唐朝却一次次上演。皇帝即位了，这些拥立他的太监便是有功之臣，理应受到皇帝的恩赏眷顾，宦官的特权便在这样的情势下一次次被加强。而在大唐帝国，特别是到了后期之后，由于皇帝即为很多都依赖宦官才得以登基，此外，当时最为困扰皇帝的除了宦官之外，还有藩镇割据，朝臣的朋党之争。无论哪一桩都让皇帝十分头疼。于是万般无奈之下，皇帝只能选择一个利益最优化的方式来解决这几个心头的恶疾。但是，事实上，由于大唐帝国后期积弊已经太深，皇帝们往往被这几桩困境弄的顾此失彼、应接不暇。于是，这样的恶性循环也便如此循环下去。唐代后期，宦官因得以掌控重要的军权，其权力已经达到能够在唐代后期操生杀予夺之大权，玩弄皇帝和其大臣于股掌之中，他们废立皇帝如同儿戏，几乎垄断了唐后期的皇位继承权。这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事件。
唐朝，特别是后期史册上，十分详细地记载了几位鼎鼎有名的宦官。第一个当属那如雷贯耳的代表性宦官高力士。高力士从小聪敏乖巧、善于察言观色，他凭借自己特殊的身份以及才能，一步步权倾朝野。皇帝身边有个这样的能人，其实无非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皇帝意识到他的威胁，趁早将其铲除；而另一种结果是，皇帝对其信任有加，逐渐将自己手中的权力下放。高力士不但是个聪明的太监，也是相当幸运的。不久他便宫拜大将军并内侍监（一品），开了自有唐朝以来宦官不过三品的先例。各地进奏的文表，必先呈报高力士阅后才能进呈皇帝，而朝政上一般的小事他就自己做主给批决了，根本无须事先请示皇帝。但高力士最然权倾朝野，但在他那一代毕竟还未有严重的胡乱干政，相对来说，他对于唐明皇的功劳还有有相当大的。下一个便是唐玄宗时期的肃宗时期的李辅国。他小小一名太监，竟然身兼数职，权力横贯朝野，到代宗朝时，他已经能够如此明确无误地这样对皇帝这么说到，皇帝你就安稳的呆在宫中，外面的这些事听我处置就可以了。敬宗时，宦者刘克明是中下级宦官，没有什么实权，但他却无比英勇地发动政变，杀死敬宗，并矫诏立嗣；即使称自己受制于家奴的文宗，其时的宦官仇士良杀戮中书，却反过来诬蔑宰相等人造反，皇帝言，他们这些人是罪有应得的，杀的好。仇士良所坐镇的北衙成为王朝真正的议事机构，而宰相之职，即形同虚设；僖宗时期，先是宦官田令孜，皇帝称其“阿父”，宦官已经嚣张若此。后杨复恭代替田，他竟视皇帝为其“门生”，目无天子，下视群臣。至此，他们甚至已经凌驾在皇帝之上。纵观整个唐朝，宦官的角色已经不单单是个家奴，他们还是王朝的重臣，或者可以被成为是“二皇帝”，他们内外兼修，内可以控制皇帝的决策，外可以左右大臣的言论，权力如此集中，怎能不膨胀？